我一旦開始了奔跑，就不會停下來。
——西爾維婭·普拉斯，《養蜂集會》
「你要在紐約待多長時間？」婕蒂問道。
她和我挨著坐在從新宿站開往富士山腳下的公共汽車上，這一段路有兩個小時的車程。雖然是八月，我們的背包裡仍然裝著毛衣、手套、圍巾和羊毛帽子。
「第一學期有四個月，」我告訴她道，「然後，我打算假期再回來工作，賺更多的錢。除非我可以在假期賺到像陪酒女郎那麼高的工資，否則我就沒辦法從我父母家搬出來。生活開支太高了。」
「我不想讓你走。」她說道。
「我也不想走。」我提醒她說。「但是我要在我媽媽工作的大學讀研究生，」我告訴她道，「只有在二十五歲之前入學，我才能獲得學費減免，這是我媽媽工作福利的一部分。現在，在一所私立大學搭便車免費學習可不是鬧著玩的，所以我得趁還不是太晚的時候，抓住這個機會。」
「你他媽的真幸運！」婕蒂親切地從嘴裡蹦出一句。
「你這樣想？」我問道，「我對這個可一點兒都不在乎。」
「你要學什麼呢？」她問道。
「亞洲研究。」我歎了口氣，說道。
「你應該去教亞洲研究課。」她恭維著說道。
「對耶，」我嘴上打發她。「我就把它當成消磨時間，直到我想明白我到底應該怎麼消磨這輩子的時間。」
「去酒吧工作吧，」我的朋友說道，「但是真的，麗亞，你走了後，我一個人在這兒工作多沒意思啊！」她抱怨著。
「別擔心。你想我在你身邊，就是因為我比你更瘋狂。」我開著玩笑說道，「當你站在我旁邊時，你看起來就完全是正常人了！」
「嘿，」她嘲笑著說道，「這並不完全對啊——」
「婕蒂寶貝兒！」一個男人的聲音打斷了我們的談話，好像有人開玩笑似的在後面踢了一下我朋友的座位。我們轉過頭，向和我們一行的同伴們打招呼：婕蒂最近的男友太郎和他的兩個日本男性朋友，他們三個都坐在我們身後的位置上。
「我們看起來怎麼樣？」太郎問道。這三個年輕小伙子坐得筆直，頭上戴著他們新配的登山帽。每頂帽子上都纏著各式的黑色彈性頭帶，上面綁著手電筒，手電筒從每人的額頭上突了出來。
「看起來你們就像在頭上穿著內褲。」婕蒂開玩笑地說道，然後又把頭轉了回來。
「你肯定能在十二月份回來嗎？」她又重新開始了我們的談話。
「是啊，」我說道，「我都已經讓『教授』給我買票了。」
「哇」，她反應過來，「你真好。」
公共汽車窗外，太陽的餘暉已經快散盡了。根據行程表，我們將在晚上十點下公共汽車，然後在夜裡完成將近七個小時的攀登。如果順利的話，我們將能夠在山頂看到第二天早上的日出。
攀登富士山，也就是日語裡稱的Fuji-san（就如人名後的san一樣，日本人有時也會在地名後加san以示尊敬）是自從我到日本以來，就一直想做的一件事。在我最終忍著宿醉和頭痛，和一些朋友一起開始了一次差勁的登山旅行時，第三個登山季節就快過去了。
富士山沿途一共有十個公共汽車站，第一個車站設在山腳，第十個車站在富士山的頂峰。汽車只有在前五站能夠正常行駛，第五站之後，富士山的地形變得異常凶險，汽車不能繼續行進了。和大多數的登山者一樣，我們在第五站時下了車。
一下車，我們五個就立刻穿上了我們的冬衣，以適應高海拔的寒冷天氣。吃完點心後，我們開始了攀登。前幾個小時，我們在黑暗中沿著上山的斜坡一直走著，這一路上，三個小伙子精神抖擻，活動著他們的肌肉，婕蒂和我則負責打著手電筒照明。
當道路變得艱險時，我不想讓婕蒂看出我已經很累了，所以一直保持著一定的行進速度。我不想因為自己做任何事情而讓婕蒂覺得，正是酗酒和吸煙這種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拖了我的後腿。
一度由於我們攀登的路途不是那麼平坦，我們不得不抓緊特定的鐵鏈和繩索，才能爬上一系列幾乎垂直的火山岩群，假裝一切都還好就變得越發困難。但不知怎麼回事，在相當長的時間裡我一直保持著相同的節奏，我的身體毫無怨言地不斷前行著。
記得幾年前，我飲食失調的症狀非常嚴重，那時我堅持每天跑六英里，即便室外的溫度高達華氏九十度。所以說實話，相比之下，晚上爬山似乎並沒有那麼大的挑戰性。
當我們到達第七站時，我開始懷疑婕蒂是否還可以登上頂峰。她臉上那種痛苦的表情，似乎暗示著切膚的痛苦以及徹底的精疲力竭。
「你們繼續爬吧，」她告訴我們，「我需要在這兒休息一下，然後再接著爬。」我想留下來陪她，但是也想及時到達山頂看日出。這樣，太郎留下來陪她，而他的兩個朋友和我繼續往上爬。
離開在第七站火山灰上休息的婕蒂和太郎後，太郎的朋友和我保持一如既往的穩健步伐，我們一起在岩石和火山灰上攀爬著。亮領頭，接著是彰，我跟在最後。一段時間裡道路變得開闊了，於是一種奇妙的動力開始生效。彰不經意地超過了亮，這使得亮不得不加快步伐，重新奪回領頭的位置。我注意到這樣相互趕超的情形重複了好幾次，雖然他們倆都沒跟對方提及任何有關這場無聲的競賽的事情。
我後來才意識到，彰和亮都在努力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當時我想起的是，在天堂酒吧，當我告訴一個客戶我攀登富士山的計劃時，他對我說的話。
「你要當心，」他告訴我，「攀登上富士山的頂峰是很有挑戰性的，所以明治時代開始之前，婦女是被禁止攀登富士山的。」
這個客戶從來沒有真正登上富士山的頂峰，但是，說出這一點是有悖於談話規則的。
我的腦海裡從來沒有懷疑過自己，我絕對不會放棄，一定能到達富士山的頂峰。放棄不是我要做的，尤其是在這種一生只有一次的經歷面前。然而同時，我從來沒有預料到自己會突然這麼衝動。
我感覺到這股衝動突然被一種競爭精神取代，這近乎於一種原始的本能。我突然需要證明一些東西。如果這確實是一場競賽，我也想參與其中。
就這樣，在上山的路上，我也不經意間超過我的兩個夥伴，並一直保持領先。直到在第九站時，我轉過頭看去，他們兩個已經不在我的視野範圍內了。
在處理我與所有男性的關係上，陪酒女郎這一職業確實給我灌輸了一種競爭甚至像打仗一樣的思維方法。因此，當我再也看不見彰和亮的時候，我仍然還在和山上所有的男人競爭著。
而且，攀登也有時間上的要求：我必須在太陽再次升起之前抵達富士山的頂峰。風吹在我的臉上，彷彿要把我徹底卷下山去。然而，我一直反抗著不被風刮回去的決心讓自己感覺更加強大有力。這是一種難以言表的令人激動的現象，我之前從來沒有過類似的經歷。
這種感覺一直持續到我幾乎就要抵達山頂。這時，一件非常非常讓人惱火的事情發生了：到達山頂的路被擠得水洩不通。抬頭看著逐漸明亮的天空，我可以看到一排排登山的人，跟我一樣整齊地站成一列，等著最後半英里的登頂之路。
我徹底失望了。我他媽的最恨排隊等著了。事實上，我就是不想排隊等，才不去迪士尼樂園和其他遊樂園。登頂這段慢慢吞吞的爬行花了我一個半小時，其實我本應該十分鐘就能順利到達山頂的。最終我被夾在陌生人中間看見了日出，大家都還在等著登頂。
當我達到頂峰時，我躺在岩石上睡著了，直到我的同伴發現我並叫醒了我。「對不起，我們走散了。」我對其中一個人含糊地說道，他自己也太累了，沒辦法照顧我。在那裡，我們五個人吃了拉麵，擠在一個小屋裡打盹。幾個小時後，我們圍著山頂的火山口逛了一下，然後就下山了。
下山的路和我們上山的路不一樣，大多是些穿行於火山灰和岩石之間的曲折小徑。婕蒂在上山的路上傷到了腳踝，所以我讓她靠著我的肩膀，就當是枴杖了。
和上山相比，在下山的路上做一個幫助同伴的好朋友要容易得多，因為上山時幫助同伴需要付出的努力要多得多。
「現在我知道為什麼日本人說，從沒有人攀登過兩次富士山，」她喝著酒說道，「任何願意讓自己第二次體驗這種魔鬼般困難的人肯定完全是個受虐狂。」
「其實也沒有那麼糟糕，」我反駁道，「攀登從某些方面來說算得上是種樂趣。」
「你真是瘋了！」我的朋友回答道。
一個星期後，我從東京的成田國際機場起飛回「家」，我腦子中一直在琢磨再次回家是否感覺就像是從富士山上下來。也就是說，這就好像以某種方式讓我從原來所在的雲層中低下頭，重新回到地面上。「腳踏實地」可能對我來說是好的，或者至少這就是媽媽在電話裡對我的告誡。
但是，飛機著陸的時候，我卻不知道紐約是否還為我留有生存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