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上帝，我們究竟做了什麼？
——羅伯特·劉易斯，「艾諾拉·蓋伊」號（1945年向廣島投放原子彈的轟炸機）的副駕駛員
2005年8月初，一種陰霾的情緒籠罩了整個日本，因為廣島長崎原子彈投放六十週年紀念日趨臨近了。對我的朋友婕蒂來說，這種情緒更加濃厚，因為她白天一直在為一部由美國獨立製片人製作的紀錄片做翻譯，而這部紀錄片的主題，就是原子彈倖存者。
那時我已經開始在東京各處做筆譯工作，而且想更進一步去做更富挑戰的同聲傳譯。因此，婕蒂邀我陪她做翻譯工作，相當於實習翻譯。正是那時我們擁有了一段獨特的經歷——結識了一位廣島原子彈倖存者。
我們到達距影片攝制地最近的車站時，接我們的導演助理卻來晚了。
「她不是日本人吧？」我打趣地對婕蒂說道。
「她是日本人，」婕蒂皺著眉回答我，「所以我開始擔心了。」
我們倆從站台邊緣向下面的街道望去。
「嘿，下面有個小老太太，」我對我的朋友說，「也許她就是我們要採訪的人。」我思忖了片刻，向那位不到五英尺高，弓著背、拄著枴杖的老婦人點了點頭。
「我們該怎麼和她談，」婕蒂開玩笑地說，「請問，您是『被爆者』嗎？」「被爆者」在日語裡特指原子彈爆炸的倖存者。
「不，我想我們不能那麼問。」我否認道。
「我覺得今天的採訪對像無論如何都該是個男人。」她接著說道。
但此刻來接我們的導演助理到了，她不停地為遲到了七分鐘而道歉。隨後，她帶我們走到了影片拍攝地，那是一家茶室。
「在日本進門應該脫鞋。」我們走到門口時，一位長相和藹的矮小男人用日語對我們說道。
這時，婕蒂和我第一次心照不宣地看了對方一眼。他應該意識到我們其實對日本非常瞭解，畢竟我們是翻譯。但是我們沒有計較，因為他是位老人。
「那麼，誰是倖存者呢？」換拖鞋的時候，我小聲問婕蒂。
「我覺得就是他。」她說道，同時朝那位讓我們脫掉鞋子的男人點了點頭。
「真的？但他看起來並不老呀。」我問道。這位穿著紅色背帶褲的矮小男人，在我看來簡直像個孩子。
「許多日本人到了很大的年紀都看著還很年輕。」她說道，她對此有絕對發言權，因為她自己就有一半日本血統。
按照常例，我們在工作前要被招待用些茶和糕點。就在那時，婕蒂向導演介紹了我。我們解釋說婕蒂是主要譯員，而我是來做她助手的，只有在必要時，我才會糾正她的翻譯。
然後他讓婕蒂坐在倖存者對面，那裡剛好處於攝影機明亮光線的外緣。而讓我和幾個助手坐在稍遠的另一張桌子旁。
由於影片還沒有開拍，桌旁的另外兩位女人馬上向我介紹了自己。她們是東京一個和平組織的成員，在這裡志願做錄像助理。我跟她們解釋說我也是位志願者，因為我正在學習做一名翻譯，而且我對錄像內容極感興趣。
「你認識那個女人？」她們中的一個人問我，向著婕蒂點了點頭。
「是的，」我說道，「我們很熟，她正幫助我成為一位翻譯。」
「她太了不起了，」另一個對我說，「她那麼專業，那麼時髦，她的英語和日語都很棒。她是『哈弗』（混血兒）嗎？」
「是的，一半日本血統，一半美國血統。」我證實道。
「真厲害啊！」這兩位幾乎同時感歎道，接著講述了婕蒂在錄製工作中的顯著位置，儘管她處於聚光燈之外，只有導演和原子彈爆破的倖存者才能出現在影片中。但是我們三個發現，是婕蒂使他們的談話進行下來，沒有她的幫忙，那兩個男人連兩個單詞都交流不來。
我想驕傲地宣佈：「她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出於日本文化背景下驕傲是一種無法被認同的情感，我只是簡單地點了點頭表示贊同。
在一連串的失敗開始後，導演決定拍攝暫停一段時間，以便工作人員對燈光進行一些調整。這時，婕蒂和導演來到了我的桌旁。
「我想在這些採訪中傳達的，」導演以一種略帶炫耀的口吻對我們說道，「是對原子彈爆破的倖存者的人性化理解。我想挖掘他們個性的方方面面，而不是他們在原子彈爆炸後的經歷上做文章，那些每個人都有所瞭解。」
婕蒂和我輕輕地點了點頭，彷彿我們是在天堂酒吧工作。
「我最近採訪了一位，」導演咧嘴笑著說，「當我問他有什麼愛好時，他說自己最喜歡做的事就是喝啤酒和看女孩。我認為那就是一個很棒的例子。」
導演離開我們去忙其他事後，婕蒂和我對視了一下，得意地笑了。「喝啤酒和看女孩。」我嘲諷地低聲嘟囔著。
「我當然對此有所瞭解，」婕蒂插了一句，「那麼你呢？」
「看女孩是我最愛做的事情，」我用譏諷的語氣說，「對此每個人都一定有所瞭解。」
不久後，採訪拍攝開始了。在此過程中，我發現要想達到婕蒂那樣與生俱來的雙語水平，我還需要付出很多努力。那個男人用了好多複雜的詞和短語，讓我幾乎像膠水一樣粘在了電子詞典上。
當他開始講述爆炸當天的經歷時，我能夠捕捉更多細節了，當然，這是因為這段經歷和我讀過或聽過的無數其他故事極其相似：令人目眩的一陣閃光，震耳欲聾的巨響，繼而，便是人類歷史上最接近地獄的時刻的來臨。
「原子彈爆炸時，這個男人在廣島。」在看他講話時，我心裡默默想著。但是出於某些原因，這一切有些超現實的色彩。那時，他只有九歲，爆炸後，他和六歲的弟弟被困在房屋殘骸下好幾個小時。
特別是，我發現我對婕蒂重新產生了一種敬佩和尊重的感情，她盡量精準地逐字翻譯導演的問題，以及男人的回答。除了斟酌一下用詞以外，幾乎沒有加入自己的東西。
對所有參與者來說，這都是一個沉重的話題。但顯然，除了那位原子彈倖存者，擺在婕蒂面前的難題比任何影片參與者面對的都多，她必須用日語消化他的曲折故事，然後用英語公正地表達出來。為了達到這一點，她需要用日語和英語同時感受他所經歷的悲劇，而且不時處在一種語言夾縫中，因為有時兩種語言間只有意象上的感應卻找不到對應詞。
但是嚴酷的現實是無處逃避的。
接著，不可避免的事發生了。「當他和弟弟最終被父母從倒塌的房屋下救出來時，」婕蒂翻譯到這裡，停了下來。整個房間陷入沉默，她試圖尋找合適的詞語，但是似乎找不到了。當我能看婕蒂的臉時，我發現了使她停下來的原因，我看到我的朋友正竭力忍住眼淚。
幾分鐘後，婕蒂深吸了一口氣，接著翻譯道，「他們發現，六歲的弟弟已經沒有呼吸了。」在淚水止不住滑落她臉頰前，她很快地說出了這一句。導演助理給了婕蒂紙巾，然後抱了抱她。接著影片拍攝就順利地進行下去了。
採訪結束後，我攬著婕蒂沉默地走到車站，我們兩個都被原子彈倖存者的故事深深震撼了。
我們快到車站時，婕蒂終於開口了，說道：「這是我第二次經歷這樣的事。」我很驚訝地看到，她整張臉漲得青紫，「這是我第二次在翻譯時哭泣，這真是太不專業了！真丟臉！」
「完全不是這樣的！」我吃驚地喊道，「你沒有丟臉，事實上，你很酷！我們都被你的語言能力折服了，而且屋子裡的每個人都被你的情緒感動了。那個故事不是那麼容易翻譯的。」
「我應該保持鎮靜的。」她說道，垂下頭看著路面。
「你不需要！」我反駁道。
「真的嗎？」她問我。
「每個人都認為你很了不起，」我向她保證，「而且我今天作為你的朋友來到這裡，真的非常驕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