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種不尋常的情境中，有一種文化嶄露頭角，這種文化形式不是貴族階層發起的，而是在人民大眾中間孕育而生的。浮世繪因其大師級的木版畫至今聞名遐邇，這個虛構的文化世界，仍然在民間流傳。
——尼古拉斯·伯恩奧夫，《粉紅武士：當代日本的愛、婚姻和性》
在天堂酒吧工作的第一周，我就又愛上了這份工作。此外，天堂酒吧的環境比皇宮酒吧更讓人身心愉悅。天堂酒吧的經營者是曾經在皇宮酒吧工作的三位陪酒女郎，這三位來自菲律賓的女人最終籌集了足夠的資金，買下併合伙經營這間酒吧。諷刺的是，這間酒吧就位於銀座大街皇宮酒吧的拐角處。
在她們三個人中，有一個叫瑪麗的媽媽桑，是主要負責人，她的職責就跟天堂酒吧的德斯蒂妮似的。瑪麗的臉上總是一副很嚴肅的表情，舉止有條有理，因此在天堂酒吧的前幾周裡，我對她一直心存畏懼。比瑪麗媽媽低一級的還有兩位小媽媽桑，分別叫安吉拉和潔姬。
「小媽媽桑」就是正在實習的媽媽桑，她們是從陪酒女郎酒吧裡專門挑選出來，作為現任媽媽桑的繼承人培養的。天堂酒吧挑選出了兩位小媽媽桑而不是一位，顯得稍微有些不太理智；不過，考慮到她們三位最早一起經營這間酒吧，這樣做也是必然的。剛開始我還分不清她們三個人的名字，在我印象中就把安吉拉稱做「優雅的媽媽桑」，把潔姬稱做「嬌小可愛的媽媽桑」，而瑪麗媽媽就是「最像媽媽桑的媽媽桑」，因為正牌的媽媽桑只有這一個。
令我很高興的是，酒吧裡沒有男性店長。只有一個叫健人的酒保，他主要負責調製雞尾酒，準備食物，而不是像「竹竿」一樣總是給酒吧裡的陪酒女郎下達很嚴格的指令。由於這裡沒有「竹竿」監督我們不能說話，每天剛開始的一個小時或者每晚酒吧沒有客人的時候，我和其他陪酒女郎也可以私下閒聊。這麼簡單的一點寬容卻極大地改變了酒吧的環境。
舉個例子來說，和大家閒聊能獲得大量的信息，通過這種方式我瞭解到天堂酒吧工作的大部分女人，甚至包括三位媽媽桑都曾經在皇宮酒吧工作過。德斯蒂妮媽媽由於經常無緣無故解雇陪酒女郎而出名，皇宮酒吧那令人無法忍受的環境逼得我們大多數都是突然提出辭職，直接走人，所以可以說，天堂酒吧就是為被皇宮酒吧辭退的像我們一樣的難民提供了一個避難所。
除了三位媽媽桑，還有一個來自菲律賓的年輕女人。這個面色溫柔待人和善的女人叫謝裡。謝里長得很嬌小，性格很安靜，皮膚保養得非常好。她和我原來的一個來自菲律賓的好朋友薩曼莎一點都不一樣，薩曼莎個子高挑，言語坦率，很愛唱歌。不幸的是，自從一年前我辭職後，就再也沒有她的任何消息了。
沙紀是來自埃塞俄比亞的一個模特，她性格外向，抱負遠大。我在天堂酒吧工作的第一周裡，她讓我看了很多照片，大部分是她風景秀麗的家鄉，也有一些是她帥氣男朋友的照片。不久以後，沙紀陪同我和一個顧客去了中目黑區的一家埃塞俄比亞飯店，她說要教我用手吃咖喱，還推薦我們體驗一下鱷魚肉的味道（鱷魚肉吃起來和雞肉沒什麼兩樣）。
在天堂酒吧，也有一個來自東歐國家的陪酒女郎組成的小型團體，不過，它不像皇宮酒吧的「東方陣營」那樣令人不寒而慄，因為它只有兩個成員。卡提亞和阿妮卡是好朋友。剛開始，我以為她們之所以關係那麼好，是因為她們說同一種語言，可是令我很驚訝的是經常聽到她們用日語交流。
這是因為阿妮卡來自羅馬尼亞，而卡提亞則是俄羅斯人。雖然兩國地理位置上很接近，可是羅馬尼亞的語言和俄語完全不同；瞭解到這一點，我很是吃驚。在皇宮酒吧，我根本沒有機會瞭解這麼多，因為在那裡陪酒女郎通常是不允許相互交談的。
卡提亞有著一副模特身材，淡銀灰色頭髮，皮膚像陶瓷一樣精緻。看見這樣的女人，即使典型的日本祖父輩的人都會激動得說不出話來。身為一個高級酒吧的普通俄羅斯陪酒女郎，卡提亞的表現非常優秀，讓人覺得好像來到日本之前她已經學習過做陪酒女郎的技巧。她的行為舉止很標準：優雅的姿勢、時時關注顧客的情緒、和顧客的腳輕輕接觸、大約每隔七點五分鐘就湊在顧客耳邊低語。
因為在皇宮酒吧我們不允許說話，這固定的模式影響了我們的交流，所以我一直認為俄羅斯人很冷漠。不過，在天堂酒吧能和卡提亞自由交談，漸漸地在很多事情上我都轉變了原來的態度。
等待顧客的時候，我和她聊得非常投機，我很快抓住機會和她成了朋友，或許這樣能夠彌補我和斯威特拉娜的不和。那時我才明白我和斯威特拉娜之間的敵對都是因為我對她有很深的誤解。
「如果顧客再次讓我唱TaTu的歌，」有一次卡提亞向我透露了她的秘密，TaTu是俄羅斯很流行的女同性戀二重唱組合，「我肯定會大發脾氣的！」
「我完全能理解你的意思，」我說道，「那些顧客也經常讓我唱布蘭妮·斯皮爾斯的歌。」現在大家都已明白，如果顧客點名要求陪酒女郎為他唱某首歌，基本上是不能拒絕的，即使那是你很討厭的的歌手，也不行。
我們等顧客的時候，卡提亞通常用日語和我聊天，而阿妮卡更喜歡和我說英語。
「你的英語說得不錯，」有一天晚上我誇她道，「羅馬尼亞的人英語都說得這麼流利嗎？」
「謝謝你的誇獎，」她回答道，「不是很多人在家都說英語，不過，我也不是很清楚，」她繼續說道，我看了一眼她的淺黑色頭髮和豐滿的嘴唇，「我小的時候就愛學英語，我真的很喜歡學習外語。」
「我也是！」我高興地說道。隨後我們繼續等著，阿妮卡教了我一些羅馬尼亞語中有用的表達方式，那些短語很快就被我拋在了腦後。
我們成為朋友不久，我堅持要阿妮卡一有機會就和我一起去紐約看看。
「我很想去，」她很感興趣地說道，「可是，我是羅馬尼亞人，要去美國就需要正式的邀請函。」
「我可以邀請你！」我馬上答應道，「只需要去大使館申請邀請文件，是嗎？」
「我覺得應該是的。」她說道。可是，她再次考慮我的邀請時，臉上的興奮已經漸漸消失殆盡。
「我不知道能不能去。」她傷心地說道。「首先我得存一大筆錢。上個月，我們家羅馬尼亞的房子被洪水沖塌了，」她坦白地說，「所以我父母讓我給他們寄錢修理房屋。我姐姐也在日本做陪酒女郎，可是她在日本的家也要她來維持，根本不可能幫父母擺脫困境。只有我還是單身，我沒得選擇，只能把我的工資寄回去。」
「哦。」這是我唯一能回答她的，等於什麼都沒說。
「不過，說不定我能碰上比較富裕的顧客，」她說道，言語中有哀傷，也帶著一絲憧憬，「那我就能很快掙到不少錢了。」
和我一起工作的另一個女孩叫由美，一個可愛的韓國女孩，她白天在一家語言學校學習日語。她只有二十歲，熱衷於談論韓國和美國的流行文化。
「惠特尼·休斯頓在韓國不是很受歡迎了。」她對我說道。那天晚上，我們聽著安吉拉給她的顧客唱了一首休斯頓的最新歌曲。
「怎麼會那樣呢？」我饒有興致地問道。
「她曾經和一個很有名的脫口秀主持人做過專訪。當主持人請她給觀眾唱幾句時，她只唱了兩個字！她唱了『那我——』你知道吧，就是《我將永遠愛你》裡的一句，然後就不唱了。那期專訪在所有韓國電視台播了好幾個星期。我們都覺得她太不禮貌了。」
「還有別的美國名人在韓國表現得粗魯無禮嗎？」我更有興致地問道。
「梅格·瑞恩！」她毫不猶豫地說道，「有一次，她做電視專訪，兩條腿分開坐著，並且還不時像老人一樣抓抓肚子。」
聽到這裡，我終於忍不住笑出來，她們文化對細節的極大關注真是讓人忍俊不禁。
「那麼韓國人喜歡哪些外國名人呢？」坐在由美旁邊的蒙古女孩薩拉問道。
「那就多了，」她說道，「我們喜歡邁克爾·傑克遜、湯姆·克魯斯。」
「在美國正好相反，」我偷笑道，「那你們喜歡哪些女明星啊？」
「布蘭妮·斯皮爾斯！」她大聲回答道。
「布蘭妮·斯皮爾斯？」我和薩拉驚訝得幾乎說不出話來了，「為什麼啊？」
「好吧，」由美說道，「說實話，當時我們聽說她要來韓國，也沒想到會喜歡她。我們以為她就是典型的粗魯無禮的美國人，可是她並不是那樣的。她穿著很傳統的韓式服裝，與我們的文化相呼應，她對每個街上遇到的人都揮手致意。從那以後，她在韓國人心目中就很受歡迎了。」
我們的閒聊涵蓋了各種各樣的話題，不過有一點是天堂酒吧所有女孩的共同話題：那就是對德斯蒂妮媽媽的強烈憤恨。大概正是因為這樣，每天晚上酒吧剛開始營業，我們看著空空的酒吧間，坐在吧檯旁等顧客時，都可以聊得很盡興。
「你們知道我是誰嗎？」我挺了挺胸，肩膀後仰，鼻子衝上，擺出一副德斯蒂妮的表情。「我——是——德斯蒂妮媽媽！」聽到這裡，我誇張的扮相引發大家狂烈的大笑，其他人也相繼模仿了一系列德斯蒂妮更滑稽的表情和動作。
我們表演累了，還講了很多和德斯蒂妮有關的故事，講她永遠的自我迷戀，講她陰晴不定的壞脾氣。我們儼然就是「反德斯蒂妮聯盟」。
前不久的一天晚上，我們像往常一樣正在大聲嘲笑前媽媽德斯蒂妮，瑪麗媽媽突然從她辦公室出來，走到我們旁邊。
「你們在說誰呢？」她嚴肅地問道。
沒人敢說話。媽媽桑的出現讓大家都驚慌失措，酒吧裡突然陷入了沉默。我猜想萬一瑪麗是德斯蒂妮的朋友，那她肯定對我們說德斯蒂妮的壞話而很憤怒。可能更糟糕，她說不定已經決定和德斯蒂妮一樣，禁止我們在吧檯前相互攀談。
「我知道你們說的是誰。」瑪麗說道，說著還莞爾一笑，我們之間的緊張氣氛漸漸緩和下來。「很久以前我也在她的酒吧工作，」瑪麗接著說道，「魔鬼媽媽，不是嗎？」她開玩笑地說道，「噢，我說的是德斯蒂妮媽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