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厭倦了這個世界，她不把女孩們解救出來，以至於我們都已經錯過了得以解救的時機。
——科倫·扎爾卡斯《醉酒的少女時代》
遇見艾莉森的那天晚上，我表現極佳。也就是說，我那時完全清醒，並且打算在這周剩下的幾天裡也保持同樣的狀態。我的左手上有一道深深的切口，常常讓我疼得發狂，至少可以說，這是和奈傑爾分手造成的。
婕蒂白天為一家東京模特社工作，艾莉森是她的重要客戶。這個年輕女人的簡歷上堆砌著一次次在兒童節目和商業廣告裡的出演，還有一些雜誌專版，廣告牌及旁白。艾莉森那天晚上來訪帶來了她的新宣傳冊，讓婕蒂帶去模特社，可能也是來打個招呼。
「那麼，你也是陪酒女郎嗎？」艾莉森問道。在我們小而舒適的公寓裡，她一點都不拘謹。
「斷斷續續地做。」我探出頭來看著她，仍然把手藏在我的多莉·艾莫絲汗衫的大口袋裡，自從在演唱會上看見她，這麼多年來，我一直很珍惜這件衣服。
「我過去也做過陪酒女郎，」艾莉森說道，「不過，我很快就被辭退了。」
「他們辭退了你？」我問道。我和婕蒂都流露出懷疑的表情。艾莉森是一個年輕高挑的澳洲女孩，天然的金色長髮，淺藍色的眼睛，是令人驚艷的那一類型。
「我想可能是因為我態度不好，或者是因為我的顧客不夠多。」艾莉森說道。
「實際上，我去年被皇宮酒吧辭退了，」我深有同感地說道，「因為一天晚上我拒絕出去拉客。」
「你在六本木還是銀座？」婕蒂問艾莉森。
「在六本木，」艾莉森回答道，「格林格拉斯酒吧。」
聽到「格林格拉斯酒吧」，我倒吸了一口氣。
我看向婕蒂，她背對著我，我無法看出她是不是也和我一樣驚訝。我的目光又回到筆記本電腦上，屏幕上顯示著我在網上查到的各種處理嚴重割傷的方法，而不是醫療信息（當時，我入不敷出，根本沒有健康保險）。
我決定不提格林格拉斯酒吧的事；如果是由於某種巧合，艾莉森並不知道露西的事情，我絕對不會告訴她的。婕蒂也默默地不說話。雖然出了事，格林格拉斯酒吧還是保持著六本木地區的領先地位，排在第七天堂脫衣舞俱樂部和對面街上的24小時寵物商店前面。只是酒吧的名字已經換了，其他一切都沒變，我聽別人都這麼說。
沒人會談起露西·布萊克曼的謀殺案，但是所有人都知道她是誰。談起露西會讓我們感覺很不舒服，可是大家都知道她的故事。自從2000年夏天露西失蹤後，她就成了在日本的異國陪酒女郎不得不直面危險的悲劇象徵。
不過，艾莉森知道這件事。「那時，我媽媽不斷地從澳大利亞發給我報紙上露西·布萊克曼的照片，」艾莉森的話刺破了我們之間的沉默，引出了新的話題，「媽媽求我辭職，我覺得不論怎樣被辭退是最好的辦法。」
東京市的大多數市民都知道露西，因為就在她被確認為失蹤後的六個月裡，她的一張正面頭部照片在整個城市流傳開來，下面還配有說明：「肯定有人見過她。」之後，這張照片也被很多國外媒體用來報道。對於我們這些不認識露西的人，提到露西的第一印象就是那張照片，那是一個年輕女人，金髮披肩，臉上帶著明亮的微笑，藍色眼眸中透著哀傷。
「對於露西被謀殺，我的心情很複雜。」我承認道，反正已經違背了當初不打算談論此事的初衷，「這裡有人說露西活該，有人說格林格拉斯酒吧的生意還和以前一樣好，沒有受到外部不利宣傳的影響，我覺得這簡直是胡說八道。而且，」我接著說道，「國外媒體對東京酒吧的描述，也讓我很憤怒。」
雖然那些追求轟動效應的媒體一致強調，露西只是昨日才失蹤，可是她的失蹤發生在我來酒吧做陪酒女郎之前。我剛讀完大一的暑假，她被一個在格林格拉斯酒吧認識的顧客謀殺，格林格拉斯那時的名字是「卡薩布蘭卡」。
露西這件事事關重大，因為她的死演變成了外交事件，同時也對外曝光了日本的「夜生活」文化。東京警察原本對她的失蹤懶於調查，他們通常都不願意和日本癟三打交道，因為他們控制著日本的夜生活。顯然，他們根本不打算破案，直到露西的父母得到英國首相托尼·布萊爾的支持來到東京舉行了記者招待會後，當地警察才加快破案進程。
露西被謀殺的案件引起了很大的反響，開始定期接受媒體採訪報道，一些日本市民通過媒體渠道發起了對自身遭遇的對抗活動。這期間，國家報紙上有許多社論一致譴責布萊克曼的工作是不合法的。這些日本人認為，露西被謀殺是她當陪酒女郎應得的報應。
不過，與此同時，這起案件也得到了國外媒體的廣泛關注，他們打算在全世界範圍內追蹤尋找失蹤的白人女孩。在美國、英國及澳大利亞各電台偶爾的晚間特別新聞報道中，會出現昏暗蜿蜒的東京街道的特寫，配著東方音樂的曲調和低沉憂鬱的小和聲，這樣的配音就好像上演著種族主義的恐怖電影。
這些新出台的節目暗示著：東京就是皮膚黝黑的神秘男人的狩獵場，他們貪戀著純真無知、明亮眼睛的年輕白人女孩。然而同時，東京的犯罪率卻大大低於美國的大多數城市。事實上，這正是因為東京是一個很安全的城市，一些僱用「體面的」女孩工作，不要求女孩賣身的「水生意」才能興盛起來。想到這些，許多有陪酒女郎的酒吧都拒絕接待外國顧客，因為管理者覺得他們可能會侵犯這些女孩。
「最近審理案件時，他們傳審了露西的日誌。你聽說了嗎？」婕蒂插了一句。
「是嗎？」我問道。婕蒂經常閱讀日語新聞，有些新聞由於種種原因沒有譯成英語的版本，所以在那方面婕蒂就是我們永遠的消息來源。
「為什麼？」艾莉森困惑不解，問道。
「他們當庭讀了露西的日誌，」婕蒂繼續說道，「因為她承認吸食大麻，孤獨無依，負債纍纍。」
「這他媽的什麼有關係啊？」我問道，腦子裡突然湧上一股憤怒和迷惑。
「整個辯護過程試圖把露西定為神志不清。」婕蒂回答道。在這件事上，婕蒂的平靜表現出她日本人的一面。
「不會吧？」艾莉森不敢相信地問道。
「這他媽的有關係嗎？！」這次我大聲叫道，我那帶美國色彩的感情表達方式可能讓她們有些震驚。我猜想，我之所以帶著強烈的個人色彩從這麼特殊的角度看待這起案件，是由於心裡還是不能從前幾天的不穩定行為的影響中徹底擺脫出來。
「我的意思是，」我接著說，「即使她吸食大麻，狀態很糟糕，又能說明什麼呢？這和她被謀殺有什麼關係嗎？」
「這真是讓人難以置信！」艾莉森贊同我的意見。
「我不管那些，即使她吸食了全東京所有的大麻，即使她和東京市的所有男人都睡過，」我發現難以抑制自己的怒火，「這難道意味著她活該被下迷藥，活該被強姦，活該被謀殺，被鏈鋸分屍嗎？難道這就意味著她現在的境地是自找的嗎？」
「當然不是了。」我的朋友說道。終究，我被說服改變了自己的想法。
日本媒體把露西描繪成一個心智不穩定的妓女，她所遭受的一切都是理所當然的，因為她一個外國人在日本從事非法職業；西方國家把東京描繪成一個這樣的城市：那些性捕食者躲在黑暗的角落，隨時準備對天真無邪，眼眸晶瑩的路過的白人女孩出手。在這樣兩幅圖景之間，夾雜著像我這樣的女孩。
並非像西方媒體讓你相信的那樣，東京的陪酒女郎沒有一個不知道發生在露西身上的事情。她的死對我們每一個人來說都具有獨特的意義。
對於我來說，露西在報紙上的照片就像帶著耶穌像的十字架一樣，對我有同樣的象徵意義。它被插在高速路旁，象徵著那裡曾經發生過的一起致命的交通事故。我似乎看見自己也在沿著和露西同樣的路線前行，經過同樣的彎路，看到同樣的警示牌，唯一不同的是，我們中只有一個失去控制，發生了車禍。
露西的面容就像一個十字架，在我留日期間，我不得不多次開車經過這裡。有時候，我會把車速降得很低，為她祈禱；然而，每當我路過拐角處，就會把速度提到極限，以至於我從來都沒有注意到那裡豎立的十字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