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都不記得更好。總而言之，所有激戰都是在想像中進行的。
——村上春樹，《青蛙君救東京》
在我們這個特殊的俱樂部中，來自俄羅斯、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的年輕姑娘們總是組成一個小團體，被我和林賽稱為「東方集團」。即使聽不懂她們的語言，我們還是可以很容易地識別出她們的頭兒是一位叫做斯維特拉娜的年長一些（確切地說是二十七八歲）的女人。斯維特拉娜有著一頭我所見過的最長最紅的頭髮，在工作之前，她總是仔細梳理著那頭捲曲的秀髮。我和林賽給她起了個綽號叫「紅長髮」。
媽媽桑知道斯維特拉娜討厭我，但她仍然經常把我們倆置於對立的境地中。我的意思是，媽媽桑會讓我們倆同時在一張桌子旁陪同一位客人，我們必須為奪取客人的注意力而競爭。或許是為了讓我們保持警覺性，所以才想讓我們之間存在這種競爭。
這場精心策劃的我與斯維特拉娜之間的決鬥經常是如此進行：如果我和斯維特拉娜都坐在等待區的桌子旁，一位客人獨自走進俱樂部，並對女孩沒有確切的要求，媽媽桑就會先指定斯維特拉娜，並把她送到客人的桌子旁。
媽媽桑會告訴客人：「這是斯維特拉娜，來自俄羅斯的美女，她還合您心意嗎？」客人差不多通常會點頭表示同意，正如在品嚐了美酒後對男侍者點頭示意一樣。第一位接待客人的女孩通常會遞給客人一條熱毛巾，讓他擦擦手和臉。
媽媽桑會回到等待的桌旁，徹底地把每一位姑娘仔細打量一遍，然後再指向我。
「這是黛西，」媽媽桑把我送到客人的另外一邊，然後說道，「她來自美國，但是可以說一口流利的日語。是不是很與眾不同呢？」客人會第二次點頭示意，於是我開始向他展示我們提供的各種威士忌，他會選擇某個品牌，然後我就優雅地替他斟上酒。我和斯維特拉娜輪流給他的杯子裡添加冰塊或是擦拭杯子外面的冷凝出的液體。
遊戲繼續，規則相當複雜。我們的活動總是在持續的被觀察下所進行的——為了確認我們兩人中誰更能贏得客人的注意。在喝第一瓶酒的時間裡，「竹竿」或媽媽桑就會輕輕敲一下我們其中一人的肩膀，示意她回到等待桌的座位上去；接著再用同樣的方式用另一個女孩把我們兩人中不成功的那位換走。事情總是這樣發生的，「花朵」的安排總是不斷地變動。
回頭想一想，媽媽桑讓我和斯維特拉娜互相敵對，為了增加我們工作的潛力而秘密做出的努力真是非常成功。由於我要和斯維特拉娜競爭，所以贏得那些年齡是我的兩三倍的男人們的注意，越來越成為我優先考慮的事情。我開始害怕坐在等待桌旁，因為這是一種失敗的象徵，我期望被挑選去陪客，好像這真的很重要似的——因為這是成功的象徵。
有些時候，通過極大的努力，斯維特拉娜成為了我們中的勝利者。她立即把客人的手放在她的手上，開始為他按摩胳膊或是在他的耳邊細語。我從桌子的另一邊看過去，真是令人噁心的景象。
然而，當斯維特拉娜被領回等待區時，客人們通常會對我表現出更大的興趣，這只是因為我是個美國人。只要我和客人討論他最近的紐約之旅或是其他諸如此類的話題，就能把他的注意力從斯維特拉娜身上轉移到我這裡。
作為一位「真正的美國女孩」，我在「皇宮」裡是非常罕見奇異的品種。美國女人一般不在日本的陪酒女郎酒吧工作，主要有以下幾點原因：首先，我們的文化有很深的清教徒根源，所以我們很難相信這種工作真的不涉及性或者觸碰；其次，與東方儒家思想的社會相比，我們的文化不是一種服從型的文化，這使我們比較難以忍受按照直接的命令去行事，無法遵守死板的社會法規；除此之外，在陪酒女郎酒吧工作的女孩大多出生在1980年以後，而20世紀70年代美國剛好經歷了第二次女權運動，因此，美國大多數年輕女孩都不習慣扮演從屬地位的角色——這是安籐第一次見面時就提醒我的事情；還有，即使是為了薪水，我們也不擅長在言語或行動上迎合男人的需求——事實上，當我們喝了酒以後，我們會逐漸更拙於表現「淑女」的氣質。
然而，之所以在陪酒女郎酒吧裡工作的美國女人很少，最主要的原因或許是與移民問題有關。韓國、澳大利亞、法國、加拿大、新西蘭、英國和德國的陪酒女郎只要有張工作假期簽證就可以來日本了，這是日本和以上國家達成的互惠的協議，允許國民在海外工作一年。而美國和日本之間並不存在這樣的協議。
在我的經歷中，置身於這個「遊戲」中最認真的陪酒女郎通常來自俄羅斯、中國、羅馬尼亞和菲律賓這些國家，她們幾乎都為了簽證而結婚。但是這種過埠新娘只是普遍存在於那些生活水平遠遠低於日本的國家裡，因此美國人也不存在這種傾向。
過去，陪酒女郎可以取得六個月的「娛樂簽證」，但是最近幾年政府批准這類簽證時又增加了很多嚴格的限制，基本上沒有陪酒女郎酒吧可以再提供這類簽證了。
為了在日本合法地工作，所有的美國人（除了那些有配偶簽證的人，她們不適合被計入到潛在的陪酒女郎人口統計中）必須有大學學歷，還得有個合格的擔保人證明這個美國人有獨特的技能，可以給日本社會帶來利益。
因此，在日本當陪酒女郎的少數美國人一般都曾經當過英語老師，相對於「水生意」中陪酒女郎這一行來說，她們有著過高的學歷，並持有過分獨特的好奇心。我猜想這可能是斯維特拉娜如此討厭我的原因吧。除此之外，我受教育的程度也比她高得多。
在那時，我已經能夠按照正確的語法使用日語，這反映出我多年來對日語深入的學習，所以我講話的方式與那些俄羅斯人在幾年工作中學到的粗俗的日語形成了鮮明對比。我可以用日本漢字寫出客人的名字。日本漢字是日本三種書寫體系中最難的一種，包括幾千個起源於中國古漢語的文字。
林賽只會說英語，所以經常搞不清周圍的狀況，「東方集團」因此很得意並且瞧不起林賽。然而由於我可以用四種語言進行對話，這些俄羅斯女人對我有種特別的厭惡。
「你在哪兒學的日語？」一天晚上埃琳娜在陪酒女郎車上問我道，她是俄羅斯小團體中的一員，會說一些英語。
「大學裡。」我答道。
「那……你在這兒做什麼呢？」她略有威脅似的問我。
「問得好。」我一邊說，一邊衝她虛偽地笑了笑，轉過臉去裝作回復手機短信。
儘管斯維特拉娜無疑是我第一個真正的敵人，但我還是曾努力對她表示友好，結果我虛假的笑容只令她更加厭煩。當客人去了盥洗室或注意力分散時，我再三地嘗試打破與斯維特拉娜的冷場。我不會說俄語而她不會或許也不願意說英語，所以我會用日語試著說些話。
「那麼你來自哪裡呢？」我曾經裝作不知道的樣子這麼問她。
「俄羅斯。」對她來說轉過臉來面對我似乎非常痛苦。
「俄羅斯什麼地方？」我堅持問道。
「說了你也不知道在哪裡。」她試圖不再理睬我。
「說說看嘛。」我衝著她展開微笑，可對她來講，這明顯是個侵犯的表現。
「聖彼得堡。」她冷淡地說道。
「我當然知道那個地方，」我說，我已經學會了受到冒犯時如何隱藏自己的情緒，「我認識一個從聖彼得堡來的人，他叫做彼得，是不是很有趣？」
沒有回應。
但是我沒有停止。表現友好、討好別人突然成了我的專長。
「我認為你非常漂亮。」我撒了謊。
「Urusai（閉嘴）！」她吼回來。
她剛才是說我討厭嗎？我在心裡想道，這可是在宣戰啊。我已經試著對斯維特拉娜表示友好，不顧她每天厭惡地瞪著我，我有時甚至還會微笑面對她。當她公然偷了我的客人時，我就會望向旁邊，想著她也許更需要錢。儘管如此，我還是試著表現出友好。
但是這次斯維特拉娜成功地惹惱了我。
「用俄語怎麼說『操你』？」我禮貌地問道，我對自己巧妙的辱罵方式非常滿意。這時，我們的客人突然從盥洗室回來了，他好像一直待在那裡手淫。
「安靜！」她說道。
「不，斯維特拉娜，我真的想知道。」我故作天真地說。
不幸的是，媽媽桑嗅出了我們這裡衝突的氣息，把我從桌子旁帶走，換上了琳達。
但事情並沒有結束。我甚至在等待桌旁還沒舒舒服服地坐到一分鐘，「竹竿」就過來告訴我，媽媽桑要在俱樂部外的門廳那兒見我。在門廳那兒，媽媽桑責備我在客人桌子那裡製造緊張氣氛，我的行為與她付我薪水要求我做的事情完全相反。
「但是，斯維特拉娜……」我開始表示抗議。
「如果你不喜歡我說的話，你可以回家。」這是我第一次聽到她說出這樣的話，雖然以後還聽過很多次。很明顯，德斯蒂妮完全露出了她的真面目。
「我要離開這裡，」那天晚上我和薩曼莎一起去六本木的一家專門經營中東水煙袋調味煙草的酒吧喝酒，我吸著水煙對她這麼說，「我不能應付斯維特拉娜。她是個臭婊子！」
「你知道為什麼那些俄羅斯女人不喜歡你和林賽嗎？」她問。
「我不知道，」我答道，「我該死的又沒對她們做過任何事情，真是太討厭了。」
「那些男人以不同的方式對待你們美國人。」她若有所思地說。
「為什麼？」我疑惑地問。
「可能是因為美國在世界上的地位。」她答道。
「那是愚蠢的，每個人都恨美國，不是嗎？」我反駁道。
「你沒注意到男人們總是想碰那些俄羅斯女孩嗎？雖然根據官方說法，這是一家無觸碰酒吧，但是客人們認為，如果那女孩來自於比較貧窮的國家，那麼他們就更容易逃脫處罰。」
「但是斯維特拉娜總是主動碰他們！」
「不，」薩曼莎責備我說，「斯維特拉娜總是抓著客人的胳膊和手，這樣她就隨時能知道他們放在哪裡。」
「天哪，」我明白了，「我以前從來沒有想過那些。」
在那晚與薩曼莎討論後，我茅塞頓開，對斯維特拉娜的想法也有所不同了。雖然可以肯定，我和斯維特拉娜永遠不會成為朋友，但是從那以後，我不再故意嘗試惹惱她了。有時，我甚至會偷偷地想，我們倆好像是站在同一戰線的——至少應該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