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我和瑞秋參觀了著名的銀閣寺，但是它並不是用真正的銀子打造的。據我所知，命令建造這座寺廟的將軍本打算將這座寺鍍上白銀，然而，在工程完成之前將軍就去世了，也許他的繼任者認為他只是在開玩笑，所以沒有用白銀來建造寺廟。
銀閣寺的地面修建得極具審美價值，令人印象深刻。但由於今天是熱鬧的週末，寺廟裡擁進太多大聲喧嘩的遊客和哭鬧的小孩子，所以周圍很難有冥想沉思的氛圍。瑞秋討厭小孩子，但看起來孩子們總是到處跟著她。
在銀閣寺，我拿出數碼相機來拍帶斑點的錦鯉，日本大多數有名的寺廟都會用這些巨大的金魚來裝飾周圍的池塘。我打開閃光燈耐心地等著，等著那些金魚把頭轉向照相機，捕捉一個富有美感的姿態，結果照片出來的效果很好。銀閣寺的花園被精心塑造得賞心悅目，因為有專業的景觀美化藝術家每天修剪樹木、耕犁沙地，每項工作都務必做到完美。
那天晚些時候，我和瑞秋決定徒步（因為在京都我們不能正常地做體育鍛煉，我們當時甚至非常感謝這次鍛煉的機會）橫穿京都去「金閣寺」。在目的地門口，我們倆與湯米碰面。湯米是瑞秋高中時的老朋友，有一半日本血統，具有英日雙語能力，目前住在京都。事實證明，湯米是個出色的導遊。
「這座寺廟真的是金子建造的，」我說道，「我原以為它和銀閣寺一樣，都只是名字這樣而已。」
「你要知道，這座寺廟只是仿製品而已，」當寺廟進入我們自由的視野後，歷史迷瑞秋這樣告訴我們，「原來的那座寺廟被一個在那兒修行的精神失常的和尚一把火付之一炬了。我想差不多只是在五十年以前。」
「唉，日本很多寺廟都是在重建在戰爭中被毀壞的那些舊廟。甚至連鐮倉的大佛都是仿製品，原來的那座被一場海嘯沖走了。」我——一個災難迷——提醒我的朋友。
「是啊，」瑞秋答道，「不過這件事發生的時間離現在更近，好像是在1950年。」
「所以你的意思是，」我對此很感興趣，「京都最著名的標誌性建築，在20世紀40年代的對日空襲中倖存下來的那些，卻在之後被自己內部的人給毀壞了？」
「差不多吧，」瑞秋答道，「京都確實避開了空襲。」
湯米做日英翻譯的能力遠高於我，他停下來念水邊的一處日文題詞。「沒錯，這是我想的那個故事。」他說道。我們讓他無聲地默讀，而我們敬畏地注視著這些古代建築物的複製品——真是太絢麗了！整個建築完全被一層燦爛奪目的金子覆蓋著，毫無扭曲地倒映在旁邊的池塘裡。
「瑞秋，你說對了，」在看完題詞之後湯米說道，「那個和尚太愛那座寺廟了所以把它燒燬了。」
「真是極端。」我自言自語。
「是啊，三島由紀夫寫過一本關於那個人的書，」瑞秋說道，「但是他扭曲了故事情節。他寫道，這座寺廟的毀滅根本應該怪罪於某一個奸婦。」
「真是個混賬男人。」我嘲諷道。
「沒錯。」我的好友表示同意。
當我們三人轉去該地區假山花園裡一處著名而且帶有明顯宗教色彩的禪境時，瑞秋咧著嘴笑了。我們一到那裡，就發現觀賞區雖然人山人海但很安靜。所有的參觀者都在這裡靜靜地坐著，因此我們也做了同樣的事情。
在沙灘前坐了很久，以至於我的腳都麻了了。我悄悄地挪動了位置，想著我現在是多麼急需一根煙。甚至是沙上的波痕看著都像是那時的火焰。我心裡在想，當金閣寺在熊熊火焰中燃燒時，會出現多麼壯麗的景象。在毀滅中有著最轉瞬即逝的美麗，特別是被大火燒燬。
在京都的最後一個晚上，我和瑞秋去了祇園。在京都祇園的浮世裡，藝伎茶室比陪酒女郎酒吧更佔優勢。事實上，當我們穿過祇園時，一些當地人建議我們把臉化妝成藝伎或舞妓（十五到二十歲還在被訓練的藝伎），我們差點就要屈服於這項索價過高、敲詐遊客的行為。
當我正打算諷刺說，所有的藝伎都在用手機打電話時，奇跡出現了，一個沒有打電話的藝伎從我身邊經過。沒有對瑞秋作任何解釋，我飛奔出去，跟著這個毫無戒心的女人。應該指出的是，自從我到日本以來，這是我第一次感到說日語很舒服。然而同時，我還沒有意識到，我不應該用雙語的能力去打擾其他人。
於是，我用新掌握到的語言能力去詢問這位藝伎：有多少套和服，做了多久的藝伎，是否喜歡自己的工作，穿著這麼複雜的服裝是否不便於行走。我每問一個問題，她的步伐就會加速，而我每次都會配合她加快走路速度。
「那雙鞋又怎麼樣呢？」我問道，點頭示意她穿的傳統木屐，「它們會弄疼你的腳嗎？」
「不。」除了單個字的回答，那個女人直接拒絕理會我。
「那麼穿著舒服嗎？」
她甚至沒朝我的方向看過一眼就躲進一家茶室，不再理會我。
我心裡盤算，要是我能進入這家茶室就好了。大體上說，一旦我到達了某種精神狀態，例如祇園灌輸給我的情緒，我就會感覺受到某種驅策，任何事物都不能阻止我，除非我完成任務或撞了南牆（表示失敗），那還得看哪種情況先發生。
但是這次在這裡沒有障礙或限制——我是個女超人！我敲了敲第一間路過的茶室的門，雖然心裡非常清楚除了那些特別富有的日本精英，藝伎茶室嚴格禁止外國人及其他人入內。
當一位中年日本婦女來到門口時——當然她也穿著傳統的和服——我用聽起來最禮貌、最天真的日語詢問她，是否可以借用一下她們店裡的洗手間。她對站在她後面的另一位老年婦女說了些什麼，大意是這位年輕的外國人說著日語是多麼可愛啊，然後就讓我進來並為我指路。
我從洗手間出來，周圍的走廊空無一人。我站住了一會，都能聽到樓上傳來的笑聲和醉酒後的放蕩聲音。在那晚的早些時候，我的好奇心就已經戰勝了我的禮貌，我做了任何美國人都會做而日本人從來不敢做的事情：我爬上樓梯，打斷了一場藝伎派對。
在房間裡面，幾位被款待的男人聲稱自己是電影明星，但是我從未證實過這一點。我成功地用數碼相機拍下一張派對上的照片，然後就被屋裡的大嬸把我拉下樓梯。她擰著我的耳朵，一路上都在斥責我——當然，這是我應得的報應。
「那太酷了！」當我被趕出茶室後，我告訴瑞秋剛才所發生的一切。
「不管怎樣，你對路上遇見的那位藝伎說了些什麼？」瑞秋問道。我的朋友分享我的樂趣或者說我的莽撞。
「哦，我不知道，沒法翻譯。」我撒了謊，並對自己的行為感到一絲羞愧。
雖然事後回想起，那些日語之所以沒法翻譯，只是因為在英語裡那樣的對話絕不可能發生。而如果我一直說我的母語——英語的話，我也絕不會用這些自己都從未想到過的方式來打擾別人、欺騙別人。
因為所有的語言都是根據本國人從小接受的端正的規範和社會條件進行編碼，當說另一種與母語有著很大區別的語言時，就會具有某種自由性。與我曾經學過的法語或西班牙語不同，日語與英語沒有任何共同的根源。所以對我來說，當我有機會用日語表達我的想法時，基本上要拔掉我的「根」——我所說的「根」是我成長過程中學到的所有道德規範——是我踩在腳下的基礎。當無處可站時（暗指失去了原有的道德基礎），就會令人產生一種陷入無底洞的錯覺。這確實是個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