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就找個酒吧，在黑暗中，忘記了我們是誰。
——咪咪，來自Rent酒吧
六本木——「外國人的紅燈區」——是東京戰後的一種獨特現象。當該地區在二戰中被燃燒彈夷為平地後，據說又在一家比薩店周圍死灰復燃。這家比薩店是由一個意大利裔美國黑手黨成員開的，他最初是以美國佔領軍的身份來到東京，在麥克阿瑟將軍離去後，他決定留下來組織一個戰後黑幫，或者是日本的黑手黨。
在六本木周圍，沒有什麼真正是「日本的」，就像白天在這著名的地方實際上無事可做。然而，一到晚上，這裡就人聲鼎沸起來，大多數是喝醉酒的外國人和那些尋覓外國男人的日本女人，她們的目的是提高英語水平，或嘗嘗「白人」的滋味——或者最有可能的是，兩者兼有。
因此，六本木成了世界各地文化的混合之所。然而，這裡陳列的並不是你在國際博覽會上所能見到的那種展覽。
我從橫濱的舊同事的嘴裡曾多次聽說過「六本木」這個地方，她們詳細描述了這個位於東京附近，充滿放蕩的夜生活的地方，但是我從來沒有真正去過。直到那天晚上為了找工作，我精心做了頭髮，化了妝，搭配好服飾來到了這裡。
「獨眼扎克斯」是六本木最大的一家提供陪酒女郎服務和歌舞表演的俱樂部。他們的經理人要求我第二天晚上在車站A10出口外的六本木大街與他碰面。那個星期早些時候，我已經給他發過一封電子郵件，還隨信附上了我的證件照（頭部特寫）和全身照。隨後有人打電話通知我，讓我準備與「獨眼扎克斯」的經理見面，並且要求我自己挑選服飾並化妝，因為需要評判的主要就是我的外貌。
一開始，對他的要求我感到很吃驚，因為我逐漸開始明白我會陷入怎樣的境地。接下來的時間裡，我一直在思考，我這樣打扮是不是會距離面試所需要的準備相差太遠了，甚至到準備出門前我還在這麼想著。雖然我自己通常都不願意承認，但我堅信，大多數人至少在第一次見到我的時候，都是通過我的外表來判斷我的為人。這個經理人只不過是不拐彎抹角，開門見山而已。
出了車站出口，我發現他遲到了。我需要手上做些什麼事，所以我就拿出來一支香煙。就在這時，另一個人拍拍我的肩膀，告訴我他知道沿著這條街有一家很棒的酒吧在招聘像我這樣的陪酒女郎。我正要告訴他我是來參加另一家店的面試時，第一個經理人出現在他身後。有一瞬間，我害怕他倆會吵起來，但這種擔心很快就消失了——其中一個人向另一個人打了招呼，然後兩個人心照不宣地握了握手，就像所有的男人天生就知道那樣做似的。
結果他倆竟然是朋友，第二個經理人讓我結束第一場面試後，與他在「獨眼扎克斯」門外見個面。
進了「獨眼扎克斯」，我和經理在表演舞台四周的一張雙人高腳圓桌前坐下。所有的一切都是紅色系的——長毛絨的地毯、窗簾、椅子上的皮革、開始魚貫而入的女人們的衣服。她們在指定的桌子旁獨自坐下，等待晚上的第一批客人。在如此別具深意的海洋裡，即使是我們中最暗淡的人也能從中獲得隱藏的激情。
我的第一次面試進行得並不是很順利。當我自信滿滿地告訴經理人我可以用英語、日語、法語和西班牙語與人交談時，他看起來並沒有我所期望的那樣深受觸動。「我們這兒的顧客，」他答道，「並不需要你會說這麼多種語言。通常他們就是來練習英語的。你是個白人，」他繼續說道，「所以如果你不說英語，那麼就會把每個人都搞糊塗。」
「哦，好的。」這是我唯一能夠想到的對「獨眼扎克斯」經理人的回答。「你知道哪家店或許能讓我用多種語言來招待客人嗎？」
「你可以去問問銀座或赤阪的高級俱樂部。」他答道，把我指引到東京另一個完全不同的地區。
「新宿歌舞伎町怎麼樣？」我問道，回想起來這真是一個非常幼稚的問題，以至於現在想到它還會刺痛我殘存的驕傲。
「美國人是不在歌舞伎町工作的。」經理人回答道，沒有多做任何解釋。
面試結束後，一定是有人給第二個經理人打了電話通知。因為我剛準備離開，他已經在幾秒鐘之內到達了俱樂部的樓下。這裡的一切似乎都有著關聯，這附近的每個人對彼此的情況都瞭如指掌，簡直到了令人害怕的地步。
「那麼你叫什麼名字？」這個日本人用英語問我，但我不斷地用日語回答他，所以不久他就放棄了這種努力。
「黛西。」我答道，我告訴他的是我的寵物狗的名字，那是一隻神經質但很可愛的拉薩阿普索犬，在我遠渡重洋來日本之前，把它留在了長島我父母那裡。
「怎麼稱呼你呢？」我問道。
「廣木。」
「你是為誰工作的？」我直截了當地問，因為我很瞭解，許多為酒吧招聘陪酒女郎的負責人都是黑幫的成員或心腹。對我來說，這也許不是最聰明的舉動，但那天晚上當我離開家的時候，我已經喝了幾杯龍舌蘭酒。
「我為漂亮的女人工作。」他堅稱。如果他是黑幫的，我推斷，他應該是在比較低的等級上，因為他雙手的小拇指都還在，身上也看不到明顯的黑社會標誌的文身，而且他還是這麼年輕。
「當然了，沒錯。」我衝著他諷刺地笑了笑。
當我們走進一家有著特別荒謬的店名「維也納市長」的俱樂部時，一個媽媽桑（俱樂部裡管理陪酒女郎的婦女）走出來在店裡走廊上迎接我們。她是個長得很高、瘦得很怪異的金髮女人，看起來三十多歲。雖然是媽媽桑，但是一般來說，也要比她們的實際年齡看起來年輕十到十五歲，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她們有足夠的錢去做整形手術——這是很普遍的行為，因為幹這一行的女人把外表美麗視為最重要的事情。
「你有文身嗎？」那個女人問道，把我從頭到腳仔細地掃視了一遍。
「沒有。」我笑著答道，讓披肩從我的後背滑落並轉過身來讓她檢查，我很快就適應了扮演一塊「肉」的角色。
「你白天還有其他工作嗎？」女人的口音有點像澳大利亞人，又有點像英國人——在我成為陪酒女郎之後，我將學會區分這兩國人的不同。
「我教英語，」我撒了個謊，不想表現得可以完全受她任意支配，「我只是想晚上兼個職。」
「對不起，」她冷冷地說道，面無表情——從我們見面以來就沒變過，「我目前並不想僱人。」
既然這樣，我和廣木轉身離開了這家俱樂部。「如果她根本不想僱人，」我天真地問道，「那為什麼還問我有沒有文身？」
我跟著他穿過了繁忙的十字路口，接下來的一段時間裡，我們倆都沒有說話，沉默得令人窒息。
「那座樓的四層還有一家俱樂部，我帶你去看看。」廣木指著上面的一個霓虹燈標誌——「玩偶之家俱樂部」，完全忽視我先前的疑問，「這裡的媽媽桑是個日本人。」
「她人好嗎？」當我們走進大樓時，我問道。
「你問了太多的問題了。」廣木狡猾地笑著，在電梯裡按了數字「4」。
「你是美國人？」媽媽桑睜大眼睛問道——不久後我才知道這是因為很少有美國人幹這一行。「過來坐在這兒，我馬上就回來。你真是太可愛了。」她用英語說道，笑容很吸引人。這個日本的媽媽桑比我幾分鐘之前見到的那個看起來要年長十到二十歲，這意味著這個日本女人可能已經快要六十歲了。
俱樂部裡沒有客人，只有幾個金髮陪酒女郎穿著紅色的衣服，在十五英尺以外的桌子旁坐著。這三個女人毫不掩飾地用憤怒的目光瞪著我和廣木。我知道，我在這兒並不受歡迎。
我和廣木安靜地坐了大約五分鐘，但是媽媽桑沒有回來。最後，一個侍者從裡面的房間出來，對我們說了與剛才在「市長維納斯」聽到的一樣的話——「對不起，我們這裡目前不僱人」。於是我們就離開了。我實在是很迷惑，以至於都不知道該問廣木怎樣的問題，這讓他很高興。
「別擔心，」廣木鼓勵我，小聲對我說，「我知道很多很多家俱樂部，你可以到那裡去找工作」。
輪到我沉默了。
「我認為你可以成為一個非常棒的陪酒女郎。」廣木看起來還是一點也不擔心。
「為什麼？」我問。
「你很可愛而且開朗，這會讓你的客人們很高興與你談話。」他答道，「另外，」他繼續說，「你的日語也很好，這令你變得非常有趣。」
我正要問他，為什麼我的語言能力會讓我變得有趣，這時他手機響了，日本流行女歌手濱崎步的熱門單曲《進化（Evolution）》的音樂聲不斷迴響。
「是……是……是……我知道了。」廣木用非常順從的語調與來電人通話。
「我現在要走了。」他把手機放回包裡對我說，「如果你在這裡等的話，我可以晚些時候回來再領你看看其他需要陪酒女郎的酒吧。」
「在哪裡等？」我問道，非常擔心一個人待在紅燈區。
「你為什麼不去瞭解一下周圍的環境呢？」他說道，指了指六本木十字路口對面的那一排酒吧。
「嗯，那你什麼時候回來？」我問。
「也許十二點半吧。」廣木仔細考慮了片刻後對我說。
「但現在才九點一刻！」我表示抗議。
「你是不是不想讓我回來了？」他問道。
「可能到那時我已經不在這兒了。」我歎了口氣，「不過無論如何，還是謝謝你。」
我和廣木互相鞠了一下躬，然後他就轉身離去，消失在人群之中。我再也沒有見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