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覺自己被取代了……就像是到達了蒸發點、熔點、沸點或其他類似的點，到達了某種令任何物質都會改變狀態的溫度。
——荒井晴彥，《振蕩器》
上下班高峰時期的交通真是具有能使人發狂的特質。沒有比駕駛著一輛時速可以達到每小時六十英里的車，一小時卻只能挪動兩英里更令人抓狂的事了。被堵在水洩不通的公路上，我們激烈地詛咒其他所有往返於上下班路上的人們的存在，卻忘了事實上我們也恰好處於相同的窘境之中。
看來靠左行駛的生活也沒有什麼不同。（日本行車靠左，美國靠右。）
橫濱居住區道路也難逃這樣的命運。一條狹窄的小巷，其寬度，在美國只能作為讓一輛小車通過的單行道，在這卻是日本典型的、繁忙的雙向道。由於空間限制，在日本，自行車、摩托車、踏板車、學生的校車共享同一條道路也是很典型的。簡而言之，每輛車都要與其他的車碰撞著行駛。
在橫濱的路上開車，我第一次感覺到現實世界爛透了，我應該盡可能長地待在學校裡。我經常因為選擇提前一年大學畢業而咒罵自己，為我不能再隨意翹課而哀悼——因為我畢竟是個老師，而感覺情緒不穩定，也不再是能待在家裡一周的合理借口了。
彷彿我的生活壓力還不夠大似的，在我隨後去上班時，我的小車的剎車又趕巧地出了問題。每當我要停車的時候，我都像經歷一次新奇的冒險。有時候剎車會發出吱吱聲，有時發出隆隆聲，並猛地一抽讓整輛車都跟著劇烈震動，像是車子遭遇了地震。
我理所當然地立刻把這種窘境報告了伊東小姐，她把我的車送到店裡去檢查修理。
「我真不敢相信她們沒有給你一輛新車。」凱倫說，滿臉對公司的厭惡之情。
「福田是個小氣鬼。」帕姆說道，兩人心知肚明地交換了眼神。
在那時，我還沒有完全成為她們抱怨俱樂部的一員。然而兩個星期後，我的車剛被修好，剎車又開始發出尖銳的聲音。
「校長今早晚些時候會在街區開你的車試試。」當我第二次去抱怨時，伊東這麼告訴我。「所以你要保證車是乾淨的。」她堅持。我別無選擇，只能同意她的建議。
那天晚些時候伊東第二次來到我辦公桌前，她的眼神有一絲緊張。
「老闆說你的車很正常。」她低聲說道，眼睛看著地板。
「什麼？」我一定是聽錯了。
「福田先生剛才開著你的車在周圍街區逛了一圈，他讓我告訴你車子一切正常。」顯而易見，轉達這種消息讓伊東感到非常慚愧。但同時，她不會在任何立場上替我辯解。
「你瘋了嗎？」我嚴肅地問她，我的聲音吸引了辦公室裡每個人的注意力。輪到她震驚得站著不說話了。「我車上那該死的剎車根本就沒用！！」我大聲說道。
「麗亞，沒辦法的，」她轉而用日語回答道，「他是老闆。」當瞭解了情況後，所有的外國職員看起來都非常生氣和擔憂，而除了慣有的焦慮外，伊東仍然沒有流露出一絲情緒。
「不，不能就這樣，」我堅決地說，「對福田先生沒有辦法的事情是，如果他不給我提供一輛新車的話，我就不幹了！」我已經盡我所能去適應日本的文化，但同時我也不會為了公司的利益而把自己的生命置於危險的境地。在這方面，外國人與日本人是有著不可改變的區別的。
說完，我衝進盥洗室，生氣地哭泣了五分鐘，然後才回去工作。作為成年人工作後的另一個討厭之處就是我再也不能在公共場合哭了。
這次爆發使我最終得到了一輛公司提供的新車，但也是有代價的。辦公室裡的日本職員開始以與以往不同的方式看待我。我一進屋，她們就停止對話或者開始耳語。她們認為我是一個容易激動、危險的人，是對公司和諧有害的障礙物。
差不多同時，寄宿在小鮎家好幾個月之後，我的日語有了長足的進步，好到不能再繼續維持和平，我終於在家裡爆發了。回想寄宿家媽媽教我的那些「功課」，可以說，所有的事裡，我的憤怒最集中於女人的內衣方面。
為了能說清楚這次衝突，我要暫時離題解釋一下日本女人內衣的歷史。事實上，日本女性的傳統打扮是在和服或圍兜裙裡不穿內衣的。然而，從20世紀早期開始，日本婦女的服裝逐漸西化。另外一個重要的促因就是1932年東京百貨發生的大火，在那場大火中很大一部分傷亡是那些穿著日本傳統服飾的婦女。因為她們只用一隻手抓著安全繩，另一隻手要拉著裙子避免飛起走光，所以很多都從安全繩上摔了下來。
自從這次悲劇發生後，日本女性的服飾有了西化的需要，特別是在內衣方面。內衣在理論上可以使婦女更自由地活動，因此內衣被認為是性別平等的象徵，其對女性隱私部位的保護也被視為一種解放。但是從一個女權主義者的角度來說，這次解放是短暫的，因為到20世紀末，日本逐漸演變成內衣偷竊者的天堂。西方女權主義者有足夠的理由批判日本，因為日本在自動販賣機裡出售女學生的二手內褲。他們這樣做是不明白內衣是從西方送來的「禮物」。
事情是這麼發生的。一天晚上，小鮎的媽媽進了我的房間告訴我，以後我要把我的內衣藏到洗衣筐的底下。正如你們所知，她很擔心外面的人可能會通過開著的窗戶看到我的內衣。她試著向我解釋在日本女人的內衣和長襪是多麼見不得人的東西。與此同時，我心裡想的卻是，為什麼我得幫她的丈夫折內衣，卻不能把自己的內衣放在自己屋裡的洗衣筐的上面。
我厲聲打斷她，這一點特別令我生氣，因為我在治療和互助小組上花了那麼長時間，才學會不再對自己的身體感到羞愧，我不能讓我的進步付諸東流。我一直告訴自己，當性別壓迫開始普遍存在的時候，就必須要停止「接受別國文化」。
這大概是我最魯莽的行為了，我印象中第一次用英語對寄宿家媽媽說話。
「這太愚蠢了！」我用英語怒吼著，轉身離開。
「啊？」她真的震驚了。
「沒事。」我轉而用日語咕噥道。
當她怒氣沖沖地離開我的房間時，我幾乎以為自己勝利了。但是十分鐘之後，她又出現在我的門口，手裡拿著我的日英電子字典，念出了「愚蠢」這個英文單詞的日文意思。我們用日語為了內衣問題吵架，第二天早晨我沒有跟她們一起吃早飯。
接下來的幾天，我和僱主商量，暫時住在一個老師在學校裡的住處，凱倫和帕姆也住在那兒。在那兒，我開心地喝著紙盒裡的橘汁，隨便亂坐在桌旁，在東京玩到很晚都不回去，並且懷恨地把內衣扔得屋裡到處都是。我成了凱倫和帕姆「苦澀社團」的正式成員，我們三個開始更頻繁地出去參加社交活動了。
在這個地方有一家連鎖酒吧，叫做「毒氣恐慌」（Gaspanic）。這家酒吧因為它的外國服務員和客人而出名。在這裡，有一條規矩：所有的客人手上必須有酒，否則就會被要求離開。
一個週四的晚上，我和凱倫、帕姆及一些其他的同事一起來到「毒氣恐慌」。但晚上的早些麻煩發生了——我的錢包丟了，雖然後來在同事的車座下找到了它。但當時我正需要錢再買一杯酒，才發現錢包沒了。我瘋狂地尋找，卻被一個討厭的酒吧男招待反覆地打擾，他警告我，要麼買酒，要麼離開。畢竟這是酒吧的規矩，沒有例外。
我無法避免地忘記了我的禮貌，衝他喊道：「去你的，我錢包丟了，好嗎！」接著我亂踢亂叫地被人從這個地方趕了出去。我暴怒，拒絕離開，除非見到經理。帕姆和凱倫走下樓和我談話，帕姆說如果我不想被警察帶走，就應該冷靜地離開。當我最終離開，呼吸到外面的空氣時，我大聲尖叫著「我恨日本」，眼中噙滿酒醉的眼淚。
我獨自一人離開了酒吧。
儘管酒醉暴怒，但比起日本或者那些把我丟出酒吧的人，帕姆那天晚上的話更讓我寒心。雖然她只能算是我半個朋友，但是她與我作對，砰地一下關上了氧氣孔，讓我憋死在自己的憤怒之中。第二天早晨起來，我的左前臂又有了新的傷口。有一年半的時間，我成功地控制了自己，戒掉了自殘的毛病，現在這種「節制」卻隨著我的皮膚一起破碎了。
多虧是在冬天，我可以穿長袖的衣服。
其後的一段日子，我非常想念小鮎。所以，在接下來的那個星期，我鼓足勇氣，積聚耐心，回到了我的寄宿家庭。週一的晚上，我一手拿著提箱，一手拿著一包糖果回到了那裡。小鮎興奮地一邊喊著「麗亞！」一邊無拘無束地跑過來擁抱我。寄宿家的媽媽按照禮節，冷冷地接過禮物，但她還是做了我在這個季節的最愛——帶有蔬菜的冷面——作為晚飯。
作為回報，從那以後，我只好痛苦地把我的內衣藏好。但是在我離開的這段時間，我和「媽媽」之間已經有了無法修復的裂縫。雖然這個女人教我說日語，但我深刻地瞭解到她永遠不可能成為我真正的母親。在第一次衝突發生後，屋子裡的氣氛有了很明顯的改變。
從那時起，我感到我來日本的生活裡好像流失了某些東西。我變得焦躁不安，在喜歡小鮎的感情和對她媽媽不斷積累的怨恨中痛苦掙扎。
我很想讓小鮎做我的孩子。她是個那麼聰明和富有洞察力的孩子，我真遺憾她有位那樣的母親。有一天，當我推著她玩鞦韆的時候，她問我：「你長大了想做什麼啊？想當護士還是空姐啊？」如果小鮎是我的女兒，我們會一起看電影，一起參觀現代藝術展覽，一起參加女權主義電影節。我們會把自己打扮成公主，相伴著去參加盛宴，在那裡追求我們的人會用牙刷為我們擦洗鞋子。
一天晚上，我的小妹妹嘗試著用她的書法鋼筆把我的頭髮塗成黑色。「別亂動，」她命令我，「這是個驚喜，我要把你變成日本人！」她的意圖很明顯：如果我變成日本人的話，我就永遠不會再離開她了。有幾次，我不得不淋浴把我金髮上的墨水洗掉。我試著按照她的邏輯思考，但是她的小小願望實在是有些無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