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頭的釘子被鎯頭敲。
——日本諺語
通往地獄的路上鋪滿善意。
——西方諺語
2003年的夏天，我害怕坐飛機。我知道我的想法很不理智，根據統計數據，害怕死於飛機失事實在是件荒唐可笑的事。但是，理智和恐懼很難互相妥協。即使看著停在地上的飛機都會讓我心跳加速，哪怕只是瞥見飛機在我頭頂飛過，我也會呼吸急促，想要作嘔。我從來都不擅長物理，所以我的理論是，那麼個龐然大物，負荷如此重的金屬和燃料在天上懸浮著，有誰能確保它不會掉下來正好砸在我身上呢？
我的夢殘忍的一致——燃燒著的飛機從天上垂直落下——我幾乎每晚都會夢到這種景象。我只能無能為力地看著一架又一架的飛機在我頭上失去控制，然後盤旋下落，突然起火，逕直地向我俯衝下來。
我上次坐飛機從紐約來日本，吃了最大劑量的阿普唑倉（一種鎮定劑）以減輕痛苦——那還是一年多以前一位友好的家庭醫生開給我的。可是，由於要到北海道去旅遊避暑，我又得坐飛機了。至此，在神奈川的寄宿家庭裡我已經住了快有一年了。
一天早上，我向伊東女士透露了我這個秘密。告訴她我對坐飛機有一種莫名的恐懼，在長途飛行中我往往要靠鎮定劑來舒緩我的緊張。鑒於我過幾周就要飛到北海道去過暑假，伊東女士安排我與一位心理醫生會面，也許從他那兒我能拿到一些類似的藥物。
這是我在日本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與心理醫生的會面。離開時，我對大多數日本人拒絕與這些專業人士談論他們情感問題的原因有了新的看法。
「你不正常。」神岡醫生向我宣佈結論。
「什麼?」我難以置信。早知道，我就應該跳過病史，直接讓他開點藥。
「你不正常。」
「呃……所以呢？」
「問題是你不正常。」
「但是正常很無聊啊，難道有人真的正常嗎？」
「在日本如果你不正常的話，會帶給你很多麻煩。」
「與其像每天早晨火車裡的那些機器人似的上班族，我寧願不正常。」
「我會給你開你想要的阿普唑倉，但是我希望你開始吃一種叫做得理多（Tegratol）的藥。得理多是一種……」
「那是一種情緒穩定劑，」我打斷他的話，「它會讓我變笨，變無趣。我不要吃。另外，我的上一位心理醫生告訴我，這種藥有很大的副作用。」
「我那些國外的女病人吃了這個藥，她們都沒有感覺到有什麼不對。沒有副作用的。」
「它有的。」
「你不介意的話，我想問一下，如果你有這麼多的問題，為什麼還要來日本？」
「從我還是個孩子起，我就一直想在日本生活。為此我學了五年的日語。」
「好吧，我還有最後一個問題，」他說，「如果你現在就職的學校老闆告訴你，你必須回美國去，你會怎麼做？」
「他不能那麼做！」我回答，又氣憤又迷惑，「他沒有權利讓我離開日本或撤消我的簽證。他所能做的最多只是開除我。如果這種事真的發生了，我就再找一份工作——輕而易舉的事。」
「那麼，非常好。」
我頭痛地拿著處方離開了他的辦公室。和心理醫生的會面是在週二，週三和週四我不得不待在我們學校主辦的英語夏令營裡。
週五早上，我進屋幫伊東女士把垃圾拿出去，因為我有些話要對她講。我實在是受夠了寄宿家庭裡的媽媽，我想問伊東女士，能否在我合同的剩餘時間裡重新安排一個住處。她向我表示理解，表示會盡快幫我作出安排。對於她的理解，我感到非常高興和感激。
隨後她告訴我，校長晚些時候想和我談一談。說的時候，她還是帶著與平時一樣的拘謹的笑容。我不能說她是假笑，也不能說她是高興。幾個小時之後，我隨意地走進會議室，發現裡面正襟危坐的不僅是校長，還有一位主管和我其中的一位上級。桌上有一封信。
「這怎麼回事？」我草率地問伊東女士。
「我無權透露。」她回答。我對她感到很生氣，我對每個人都感到很生氣。我拿起了那封信。
奇怪的是這封信的日期是七月二十九日，也就是三天前。
親愛的雅各布麗亞：
為了你的安全起見，你今天所拜訪的醫院醫生認為，鑒於你現在的精神狀態，建議你不要繼續駕車。並且他建議，你應該回國休息。他還報告，你在進入樂學英文學校前，一直在接受藥物治療。當我們僱用你的時候，你並沒有告知我們這一情況。
鑒於以上，我們不能讓你繼續駕駛我們的汽車。此外，我們不得不遺憾地告知你，我們要立即與你終止合同。
真誠的
福田一秀校長
「這……這……」我試著發出聲音，「這是不合法的，這還有什麼保密性可言？在座的各位難道不知道這樣的行為是錯誤的嗎？」
一片沉寂。
「那個醫生是個笨蛋！」我繼續說，每句話都越來越不冷靜了，「他這是在生我的氣，因為他說情緒鎮定劑沒有副作用，而我卻告訴他，他是完全錯誤的！」
「他是專業人士，而你不是。」另一位管理人員直美冷冷地、平靜地說道，「我們無能為力，萬一今後你開著我們的車發生了任何事，我們公司都是有法律責任的。」
「拜託，麗亞，」福田先生說，「對你，我們已經盡力而為了，真的。所以現在請你在這上面簽字。我們已經注意到你經常把車子刮花。」
「我經常刮花車子？」我怒道，「我們開車的道只有五英尺寬！我把車刮花的次數並不比其他人多！」
「快簽字吧。」屋裡所有的人都注視著我。
在紙上簽上名字，我立刻衝出大樓，衝到街區上。我本打算讓自己冷靜下來，結果卻大哭了起來。
日本有句著名的諺語是這麼說的：「出頭的釘子被鎯頭敲。」由於日本人竭力使自己活得盡可能的「正常」，這句諺語也就是他們思考方式的基本原則。但是在現代社會裡，這句諺語是半對半錯的。沒錯，那些沒有循規蹈矩的日本人是被鎯頭敲打，直至改變；而不能融入日本社會的外國人會被鎯頭尾部拔出來，然後被丟到其他地方去——任何地方都可以，只要是離日本夠遠。
公平地說，在這故事的背後，有著非常激烈的文化衝突。在日本公司看來，維持表面上的和諧比誠實更重要。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麼伊東女士在我看到那封信之前一直對我隱瞞消息。而相反，在日本人以外的人看來，這些情況真是太可悲了，因為我們是如此重視誠實。
不僅如此，那位心理醫生背叛了醫護人員本該具有的信譽。患者委託醫生治療心理問題，他卻背叛了患者的信任——沒有比這更徹底的背叛了。在西方人的標準裡，這種背叛者應該被打入但丁筆下地獄的底層。也就是說，這位心理醫生應該與猶大、本尼迪克特·阿諾德一同在地獄裡不停地受煎熬。但丁的作品提醒我們，在西方人的思想傾向裡，背叛是最嚴重的罪惡——甚至比謀殺還要嚴重。
止住哭泣，我在學校辦公室所在的附近城郊，沿著街道走來走去，不能相信剛才所發生的一切。我寄宿家庭的媽媽也是一個循規蹈矩的人，所以，按照她和樂學英文學校的關係，我肯定會被要求從她家裡搬出去。
接下來我開始考慮我的將來。對於將來，我感覺越來越沒有希望。路上，兩個穿著制服的高中男生從我身邊經過。「外國人可真高。」其中一個學生對他的同伴說道，他的聲音又大又自信，確信我聽不懂他在講什麼。
自從來到日本，我第一次把寄宿家媽媽費盡力氣教我的日本公共禮儀拋到一邊。「日本人真是沒禮貌！」我幾乎不假思索地脫口而出。那個剛才自信說話的男孩臉一下子變得通紅，啞然失聲，然後就匆匆跑開了。日本人總是以他們有禮貌而感到自豪，我的話無疑是刺痛了他們。
儘管對當下的處境感到絕望，但這次遭遇讓我開始為自己感到高興。我的日語水平的進步甚至把我自己都嚇到了，而且我還可以嚇到那些日本人，這讓我非常滿意。從那一刻開始，我知道我不會回國，儘管我周圍基本上每一個人都建議我這麼做。近來，我已經有了與日本人流利交談的能力，如果現在訂機票回國，我的一切努力都會化為烏有。
我已經在「戰壕」裡服完了刑：我提前一年從大學畢業。我幾乎是搭乘第一班飛機飛往日本，就為了有生以來第一次自己謀生時，還可以繼續非正式地學習日語。我遵守戒律（就大部分時候而言），兢兢業業地為僱用我的公司工作——結果卻是以如此狼狽、令人洩氣的方式結束這段工作。
雖然日本在或多或少地命令我回國，但我的答覆仍然是響亮且不服的「不」。我心裡盤算著：在我自己想離開之前，沒有人——沒有任何人——可以強迫我離開這個國家。去你的什麼戒律，忘記那些背叛我的人，我要按照自己的方式在日本生活。我不能原諒福田先生、伊東女士，還有直美，不管他們的意圖是否正當。那句陳詞濫調應該加上一條額外條款——「想法才是最重要的」——以防變成一個該死的笨蛋。
我又回到了辦公室，一邊哼著歌，一邊收拾辦公桌上的東西。這麼做，我的同事們肯定更加確定我的精神狀態有問題，但是在那時，任何事對我來說都不重要了。拋開了所有的驕傲，我有了種強烈的自由感。根據我的現狀，撕去了所有的高傲後，我被一種被解放了的感覺所籠罩。一切突然又有了無限的可能。
一小時後，直美和伊東開車把我送回寄宿家。和往常一樣，「媽媽」待在家中。福田先生早些時候已經與她通過電話，告知她我的情況。在廚房裡，我心不在焉地幫她為這些不速之客泡茶。「這太令人震驚了。」她想說這可能是由於我頻繁地使用哮喘吸入器才導致我的行為反常——她總是有很多類似這種的獨特想法。
「我不會回國的，」我用日語對她說，「我會找到另一份工作的。」
「那很好，」看到我恢復心情，她看起來確實放心了不少，「你可以經常回來看看我們。」
從那一刻開始，我和「媽媽」不再是對手，而是被迫為了我們相同的擔心而團結起來：最好不要讓小鮎知道這個消息。
「還記得那個鯊魚氣球嗎？」她問道，帶著一絲緊張的微笑。
「當然記得。」我答道，帶著與她類似的擔憂表情。
去年冬天，一家童裝商店搞促銷，小鮎在那裡得到了一個鯊魚形狀的氣球。在和媽媽一起往公車站走時，這個五歲的孩子一下子沒有抓牢氣球，那個氦氣球自然是飛走了。每個人都無能為力，只能無助地看著這個小姑娘為她飛走的氣球痛哭流涕。
但準確地說，這件意外並不是小鮎媽媽所要提及的事情。小鮎有著很好的記憶力，在很多不合時宜的時候，她都會回想起鯊魚氣球飛走這件事情。月復一月，每隔一段任意的時間，小鮎就會開始歇斯底里地哭起來，無論是在餐桌旁、在公園裡或是在幼兒園教室中，只因為她突然想起「鯊魚氣球飛走了」。
害怕成為小鮎生活中的一個人類「鯊魚氣球」，我第二天早晨出發去機場時，告訴小鮎，我會很快回來看她的。在那之前，小鮎的媽媽已經試著向小鮎解釋過，當我旅行回來後，我將自己一個人去住公寓，因為到了我這個年齡的大姐姐們都要這麼做。而我也說到做到，在我待在日本期間，我一直都有去探訪這個家庭。
在開往成田機場的巴士上，我心想，北海道應該不會像這裡這麼憋悶和炎熱。我的一位朋友非常友好地讓我把超重的行李暫時寄存在她媽媽家的車庫裡，直到我度假回來找到新的住處。
第二天早晨坐在終點站，我在日記裡寫說我可能不再怕坐飛機了。不是由於吃阿普唑倉這種藥被證實要更加危險，也不是由於某人告訴我溺死在自己浴缸裡的可能性都比死於飛機撞擊來得大。在我的生活中，當我擔心某種失敗、要去取悅某人，或是要實現一個極高的目標時，我總是會做著關於飛機或是其他大型物體失事的噩夢。
如此狼狽和戲劇化地被公司炒了魷魚，噩夢與現實匯合了。作為一名老師，我曾經努力嘗試去成為一名完美的員工，讓每個人都滿意，成為最優秀的老師。但是我的抱負就這麼被撞毀了。我最終由於我不正常的「精神狀態」被炒了魷魚。
一切都還沒有結束。我在日記本裡寫道：「我想我不會再害怕飛機了，因為在過去的幾天裡我已經經歷了撞擊並且倖存了下來」。在現實中，我不僅倖存下來，而且還從這份吸取靈魂的工作中解放了出來。我依然有著有效的工作簽證，在銀行裡還有很多錢。我會忘掉發生過的一切，然後重新開始新的生活——在東京。
我要搬到東京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