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國民自孩提時代起就被灌輸了服從權威的思想，日本社會也因此得以非常平穩地運行，社會動盪和暴力犯罪這些困擾社會的因素都遠少於其他國家……但這也帶來了一些負面作用，就像現代日本的許多問題，都是由於曾經很好的想法被過度極端推行所造成的。
——阿列克斯·科爾，《犬與鬼：現代日本的墜落》
男孩站成一列，女孩站成另一列。
在教學的第一天，我看到小孩子們列隊齊步地穿過操場走進教室，我感覺自己彷彿完全置身於另一空間。對於一個外國人來說，看到一群身穿制服的幼兒園孩童排著隊、有節奏地喊著「嘿！嘿！嘿！」地走過操場，真是引人注目的壯觀景象。
當他們行進到禮堂時，我拿到了麥克風和一大塊黑板。我在黑板上用彩色粉筆寫了一個大大的字母「A」作為裝飾後，孩子們開始表演一種拍手體操，動作複雜但非常整齊，隨後他們非常迅速地排坐在地板上。我轉過身來，看到一位老師——三位陪同照顧這一大群孩子來教室的保育員之一——正在訓斥一個小男孩，只因為他沒有像其他小朋友那樣交叉雙腿坐下。
日本的幼兒園——或者叫幼稚園——是與小學分開的，它包括三個年級，分別接收三到六歲的孩子。這裡的是一年級學生。
午飯後，所有的樂學英文學校老師都會備完課，駕著公司的車穿行於神奈川縣的各家幼兒園和小學之間。我教的大多數課都是在幼兒園的教室和禮堂裡。
與待在辦公室的桌子前相比，我更喜歡教學的時光，因為在這兒工作的外國英語老師關係一點也不和睦。除了伊東小姐外，辦公室裡還有三位女性辦公人員、校長，以及包括我在內的六名來自英語國家的老師。四位來自美國的老師裡，只有我不是從「基地」來的。
在這幾位住在橫須賀美國海軍基地的美國老師裡，有兩位是右翼宗教狂熱分子，她們都是在網上認識了自己的老公，還有一位剛從肯塔基州的高中畢業。我和這些海軍的妻子們不一樣，倒是與另兩位來自加拿大的女老師有些共同之處，但也沒什麼用。
日本過度稠密的人口分佈，迫使人們不情願地被迫去接近他人。通常日本人會以禮貌來應對這些環境所帶來的不便，但是我們這些外國人並不會如此敏感地感到困擾。因此，我們工作場所裡狹窄的停車場、擁擠的休息區、狹小的辦公空間都會引起大量瑣碎的爭吵和同事關係的緊張。
這種情形持續到2003年3月伊拉克戰爭爆發，海軍的妻子們開始把各種支持戰爭的隨身用品掛得整個辦公室到處都是。
伊東女士的任務就是幫助外國老師們適應日本的習俗，並且緩和外籍僱員間的內部矛盾。這個任務可不是那麼簡單，但她總是因為忙著泡茶而忘記關照這些事情。
當伊東忙著泡茶時，我們絕對不能打擾她，這對她來說實在是太重要了。當蜂音電鈴尖銳地響起時，就是告訴辦公室的人有客人到了。伊東會馬上從她的辦公桌前跳起——通常手上還拿著一堆影印本——繞到前面去歡迎訪客。她會打開門，請客人坐下，並深深地鞠躬，然後到廚房準備傳統的綠茶，招待這些未來的學生、會計師、公司顧問、應聘者、特派員等任何來訪的人。
伊東的臉上一貫帶著拘謹的笑容，雖然不能說是完全虛假的，但也很難稱之為高興。如果說樂學英語學校的老師能在某件事上達成一致的話，那就是我們都認為伊東就像一個被擰上發條的秘書，突發的和反覆的疾跑總有一天會把她搞得筋疲力盡。
所以午飯後離開辦公室簡直是一種偉大的解脫。我教的孩子都比和我一起工作的老師們聰明得多，從這些孩子身上我瞭解到了更多關於日本社會的東西。因此，我下午的時光要比待在乏味的辦公室裡的早上愉快得多。
說實話，在日本教小孩子學英語很像是在生日派對上被雇來的小丑。單是我的外表就使我與這些幼兒園的標準格格不入，可以讓這些「正常人」充滿了興趣。很快地，我就習慣了這種角色，只要學生們聽我的話，我就不介意。由於我的白色鈴木轎車裡堆滿了各種教學玩具、氣球和毛絨玩具，我的一些同事戲稱我的坐駕為「巡迴馬戲團」。
幾個星期過去，我學會了根據孩子們的制服——不同年級和性別的樣式也有所差別——來區分幼兒園的年級。一年級的男孩們穿著藍色的罩衫，戴著同色的帽子；而女孩們的制服款式相同，但顏色改成了黃色。每個學生頭上都會用鬆緊帶緊緊地繫著一頂帽簷向前的帽子。
到了高年級，二年級和三年級孩子的制服就逐漸類似於典型的小學生、中學生和高中生所穿的制服了，男生是軍裝式夾克和短褲，女生則是彩格呢子裙子和領結。
對於日本人來說，從小開始區別社會階層和性別的不同是非常重要的。根據我的理解，這顯然是與儒家的觀念密不可分的，通過嚴格的等級制度來保證基本的秩序與安寧。也就是說，日本對於「和」(日本人念作wa)或者是「群體和諧」的崇敬一點都不誇張。
對於我來說，我從來都不認為在坐滿五十個左右四歲孩童的禮堂裡，「戲法」可以按計劃進行。那麼小的孩子是具有很強的可塑性和可教育性的，日本的幼兒園就是一個強有力的實證。
課後興趣班是為那些父母能夠承擔英語私人教師費用的學生所設計的。圍著圓桌而坐比坐在標準的座位上要自在得多，孩子們的行為也有所不同。我逐漸意識到這樣一個簡單的事實，我這個外國人的功效就是讓他們不必再表現得像一個娃娃兵那樣，可以放鬆自我。
在這些班級裡，學生們稱呼我為「頂著一頭意大利細面的老師」（指的是我金色的卷髮），後來他們還給我看了他們用黃色蠟筆為我畫的肖像畫。
其中一個很可愛的孩子叫做朝日君（Asahi-kun）。他的名字Asahi可以被解釋為早晨的太陽，kun則是男孩名字後面通常加的後綴——而小女孩的名字後面加的是chan，就像是要把男孩女孩進一步區分開來一樣。當他和其他同學一起走進教室時，他會大剌剌地宣佈：「我要挨著老師坐。」這個穿著軍式制服，站著才三尺高的孩子，有著紅撲撲的臉蛋，皺皺的嘴唇，其他的五官緊緊地擠在一起。不用說，他很快就得到了我的喜愛。
同樣地，我還被一個叫做展[伸？信？延？惟？允？暢？]也君的小男孩逗樂了。他在課前勇敢地走到我這兒，讓我看看他手腕上的石膏。
「展[伸？信？延？惟？允？暢？]也受傷了。」他很嚴肅地用英語對我講。日本人可以用第三人稱稱呼自己，很微妙的是五歲以下的兒童通常會這麼說，所以這個孩子顯然認為英語也可以這樣使用。
「你把手腕弄傷了。」我被他這種可愛的措辭所吸引，暫且沒有糾正他的說法。「哦，不！發生什麼事情了？」我語速很慢地問他。
「展[伸？信？延？惟？允？暢？]也……」他一邊說一邊開始表演出一系列古怪的動作，不可避免地以手腕著地倒下作為結束。「呯！呯！」這個孩子非常嚴肅地解釋著。
「下次小心點哦。」我輕輕地摸了摸他的石膏，盡力不要笑出來。「你的英語說得真好，」我表揚了他的努力，「你真聰明！」
「展也真聰明！」他重複道，然後微笑著走開，加入其他同學的行列。
在每個班級裡，有時候我不可避免地偏愛一些特別的學生，因為這些孩子經常表現得太可愛了。
在這個不贊成個人主義的文化裡，我的學生們卻喜歡在我的課上叫他們自己的名字，特別是一個叫做真野的一年級女孩。
「真野是粉紅的（Mayispink）！」當我問他們誰想要粉紅色的畫紙後，她這麼喊道，「真野！真野！真野！」完全不能抑制自己的興奮之情。
「你應該說：『我想要粉紅色的（Iwantpink）』。」我糾正了她的錯誤。
「我是粉紅的！真野！真野！真野！」由於課堂上沒有足夠的時間去糾正她的每一個錯誤，而且其他同學也在等著拿彩紙，所以我只好給了她畫紙。
然而可惜的是，真野的大膽在我班裡的女學生中並不普遍，她們大多說話聲音特別小，我不得不把耳朵貼近她們的嘴邊——就算這樣，我還是聽不清楚她們有些人在講什麼。日本社會大大鼓勵這種行為（雖然有時也需要它），以至於我班裡的一個女生名字甚至叫做「靜」（Shizuka）。這個名字——至少按照發音來看——表示「安靜」，最近在日本年輕女孩中叫「靜」的很普遍。此外這個詞還可以用來表示「噓」甚至是讓別人「閉嘴」的意思。
日本幼兒園的保育員或多或少地也贊成這種「性別歧視」。有一次，我在禮堂上大課，用氣球來教「顏色」的說法。一個小男孩顯然很怕氣球爆炸，突然哭出聲來。看到這種情景，他的日常保育員把他推到一邊，教訓他說：「不許哭，你可是個男孩子！你這樣還能算是個男子漢嗎？」
相反地，教師們通常允許女學生不參加那些需要費勁應付的活動。在這種背景下，身為女孩就可以降低人們的某種期望值。
日本的老師本身也是一種很有意思的現象。在我教過的幼兒園裡，我所碰到的保育員都是女的，而且年齡看起來基本上都是三十歲以下。實際上，我經常考慮，當這些幼兒園的老師超過了這個年齡該怎麼辦。和我一起工作的兩名加拿大的老師凱倫和帕姆，她們也有著同樣的擔憂。帕姆曾經開玩笑說也許學校的後面有口井，當那些老師到達一定的年齡時就會被扔進去。
「我一定不會像她們那樣。」我記得當時說道。
我想起一天傍晚，我下班乘車回家。我坐在車上，想著在這種教育下，日本的這些孩子會變得怎樣的完美呢？
我的思緒隨後轉向了我顯然最喜歡的學生真野。她只有四歲，就得學會表現得安靜可愛以討得大人們的歡心，將來她會不可避免地學著去抑制自己的說話方式，也許就在她幼兒園二年級或是三年級的時候。這個想法令我感到很傷心。對於日本教育制度的所有階段來講，服從與生存有著完全相同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