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山伯與祝英台》，曾被周恩來總理翻譯成「東方的羅密歐與朱麗葉」，與《白蛇傳》、《牛郎與織女》、《孟姜女》並列為中國四大民間傳說，千餘年來一直在中華大地上廣泛流傳，聲名遠播於世界各地。中國各地的梁祝遺跡多達十餘處，其中讀書處三個，合葬墓七座，而我眼前的這座鄞縣梁山伯廟，則是中國國內保存得最完整的一家。
據《乾道四明圖經》載：縣西十里「接待寺」之後，有廟存焉。這裡所說的「廟」，即是今天鄞州高橋鎮邵家渡村的梁山伯廟。
在《寧波府志》和《鄞縣志》等地方史志記載中，都十分明確地記述了梁山伯為東晉會稽人，還出任過鄞縣縣令，曾主持築堤壩，治水患，清風惠政，造福鄉民，受百姓擁戴，積勞成疾，終於死在任上，歿後即埋骨於此。而關於祝英台與梁山伯的關係，顯然是後世演繹的美好傳說。說的是祝英台出嫁馬氏，「舟經墓所，風濤不能前」，問得此處正是心上人梁山伯之墓，「乃臨塚以拜，墓裂……遂同葬。」這生死不渝的愛情感動了父老鄉親。百姓為了紀念他們，於是建廟塑像，並供奉四時香火——這就是「梁聖君廟」的由來。
「五四」新文化運動中，隨著民間文學的搜集整理工作在全國各地廣泛開展，民間文學的理論研究也應運而生。1918年2月，在北大校長蔡元培的支持下，北大教授劉半農、沈尹默、沈兼士、錢玄同、周作人等發出了《北京大學徵集全國近世歌謠簡章》，北大還專門成立了「歌謠徵集處」，發動全校師生並聯絡全國學校、報刊廣為搜集。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在「民主和科學」進步思想影響下產生的歌謠學運動具有革命性的意義，當時在北大的李大釗、魯迅也參加了這一運動。1920年12月又建立了「北大歌謠研究會」。1922年12月創辦了《歌謠》週刊。
隨著民間文學的搜集整理在全國較大規模地開展，民間文學的理論研究也應運而生，這一歷史時期，馬准的著作有《中印民間故事的比較》、《關於中國風俗材料書籍的介紹》等。正是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馬准與錢南揚、顧頡剛、馮貞群、謝雲聲、劉萬章等一批專家學者深入實地，採集「梁祝」資料，考察「梁祝」古跡。
以錢南揚、馬准等為首的一批學者，對「梁祝」等民間傳說進行了深入的查證、考察與研究，尤其是對寧波梁祝廟墓進行了調查，收集了不少資料，對鄞縣與全國各地的梁祝文化事象進行了對照研究，然後得出「從浙江向北，而江蘇安徽，而山東，而河北，折而向西，到甘肅」的故事流布結論，提出了梁祝故事發生於浙江寧波的說法，促成了「梁祝」文化的集中性研究。毫無疑問，當年包括馬准在內的這群學者，應當就是近代「梁祝」文化研究的先驅。
馬准根據當時能掌握與查閱的資料，集中了清嘉慶二年唐仲冕《宜興縣志》、清嘉慶寧櫟山《宜荊分志》、清道光吳德旋《續纂宜荊縣志》、清光緒吳景牆《宜興荊溪縣新志》的梁祝史料，以及清吳騫《桃溪客語》中的相關資料，撰寫了《宜興志乘中的祝英台故事》與《清水縣志中的祝英台故事》等，為梁祝文化的研究，做了非常扎實的調研與搜集工作。
那建於公元397年的梁山伯廟，距今已有1600餘年，歲月滄桑，歷經興廢，馬准等人親臨實地考察，安能不知。但九泉之下的馬准先生如何會想到，今天的梁祝文化已經發展到了什麼樣的程度！1985年，當地群眾自籌資金，在原地兩側修復和興建了墓道、小廟和夫妻橋。十年之後開發的梁祝文化公園於1995年初正式動工，目前已頗具規模。公園以梁山伯廟為主體，梁祝故事為主線，由觀音堂、夫妻橋、恩愛亭、荷花池、九龍潭、龍噓亭、百齡路、梁祝化蝶雕塑、大型噴泉廣場、萬松書院、梁聖君廟等眾多景點組成。各種江南仿古建築，依山托水，形成園中有園，動靜結合的格局。掩映在花影樹蔭之間，錯落有致，別有情趣，吸引了無數癡情男女成群結隊前來尋蹤覓跡，祭拜觀瞻。每逢春秋社賽，更是盛況空前。
「若要夫妻同到老，梁山伯廟到一到。」這句廣為流傳的鄉諺，表達了人們對幸福生活的嚮往和追求，而中國各地的梁祝文化點亦已經聯合起來，共同向聯合國申報了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
2007年，梁祝公園的愛情故事有了更深更廣的延伸。在第四屆中國梁祝愛情節上，羅密歐與朱麗葉的故鄉意大利維羅納，由市長擔任團長的代表團來到中國，將1：1比例的「愛神」朱麗葉的銅像複製品座落在鄞州梁祝公園的西側。而2008年的8月，取材於漢白玉的「梁祝化蝶」亦飄揚過海，將座落於意大利的維羅納，成為不可磨滅的史詩，接受西方人對東方人愛情的敬禮。
而這一切，正是從馬准先生的那個時代走來的啊！馬准先生，當年你可曾都有過憧憬嗎？
此刻，我站在梁祝公園的廣場，耳邊再次傳來越鄉纏綿緋側的越調：天乃蝶之家，地乃蝶之靈，雲乃蝶之裳，花乃蝶之魂，但為君之故，翩翩舞到今……
七：馬廉與他的「不登大雅之堂」
眼前呈現的是一幅五兄弟濟濟一堂的畫圖，2003年10月，北京大學圖書館舉辦「五馬」紀念展時，將其放大矗立在展廳大堂之中。五兄弟身前並未有此一合影，是圖書館展廳佈置者們做了技術處理中方合印在一起的。從合影中看，五位先生都是高個子，除馬衡之外，都戴著舊式圓眼鏡。最年輕的那一位，正是站在「一門五馬」之中的馬廉。他亦有一張馬氏家族特有的狹長清秀之面容，淺色長衫，雙手反襯其後，雙唇微啟，較之其餘幾位兄長的徇徇謙恭，確乎有一種浩氣在胸的青春活力。沒有想到，1935年2月19日，馬廉竟然於北大上課之際突發腦溢血，死於講台，年僅42歲。
母親，您聽說過有這樣上著課，突然倒下，當場死於課堂的先生嗎？「一門五馬」之中最小的兄弟，去世的最早。對於他，我只能用這兩個字：「殉職」。
我不曾查閱北大歷史上有幾位先生是死於授課的課堂的，耳聞中，似乎這還是第一例。教師死於講台，正如戰士死於疆場，實乃烈士之為。馬廉死於中華民族危難之際的黑暗年代，一介書生也就不過默默倒下了，並無得到什麼特殊的紀念。還是他的五哥馬鑑於同年9月撫棺將其送回故鄉，魂歸故里，將其與父母同葬鄞州，入土為安的。
馬廉去世之後，他的5286冊藏書經魏建功、趙萬里等專家整理，於1937年為北京大學圖書館購藏。至此，北大圖書館，便與江南「一門五馬」中所有的先生建立了不可或缺的聯繫。其中馬裕藻去世之後，遵其遺願，家人於1946年將其藏書獻給北大圖書館；馬衡則於1923至1928年之間，擔任了北大圖書館古物美術部主任；馬鑑身前雖未曾在北大執教，但他執教十年的燕京大學則在1952年與北大合併，圖書館亦合二為一。馬鑑當年曾任燕京大學圖書館委員會主席，其位可謂舉足輕重，對北大圖書館建設的貢獻，自然可謂重大。至於七先生馬准，他本人當初就在京師圖書館工作，後到北大任教授，再去中山大學，還是在圖書館工作，他與北大圖書館自然就有千絲萬縷的聯繫。
然而要說五馬之中對於北大圖書館的貢獻，年齡最末的九先生馬廉當推其首。
隆冬的北國，我終於前住「一門五馬」的文化平台——北大燕園。
北大給我的第一感覺，是一所因為歲月積疊而形成的有著無色包漿的地方，由此擋住了時代射來的太直接太強烈的光鮮。這正是我心目中的北大。
我來到了北京大學圖書館的正門前，今天的北大圖書館是整合後新蓋的，由鄧小平提寫的「北京大學圖書館」巨大橫匾高掛在樓台，我徑直從其下穿過。心情突然就激動起來，那是真正意識到自己步入歷史後才會有的獨自承受的激動。
母親，您當知曉，我所步入的是一所建立了一百多年的圖書聖殿。她經歷了篳路藍縷的初創時期；其中活躍著馬家二先生敦厚的身影；而後她經歷了思想活躍的新文化運動，馬家其餘四位先生都是在這場運動中無畏的弄潮兒。在艱苦卓絕的西南聯大和快速發展的開放時期，北大圖書館的無處不有那「一門五馬」的書魂。此刻，我直奔圖書館二樓，我找到了五年前在此召開的「五馬紀念展」展廳，落地的大玻璃門輕輕地關閡，一排排閱覽桌上，坐滿了讀書的學子。腳步就不用囑咐地落得很輕很輕，呼吸也不由分說地迸住，我懷想起了多年前我步入大學的情景，想起了那些晚餐的飯粒還咀嚼在嘴中便直奔圖書館搶座位的奮鬥年華……
2003年10月31日，正是在這裡，舉辦了《不登大雅文庫珍本戲曲叢刊》出版儀式。那一年，一門五馬中年齡最小的馬廉誕辰也已經有110週年了。正是為了紀念這位為搶救、保存文化遺產而作出卓越貢獻的著名學者和藏書家，北京大學圖書館、首都圖書館合作選印了《不登大雅文庫珍本戲曲叢刊》。叢刊印製得非常漂亮，一套書價值近萬元。收錄了珍本戲曲６９種。選印版本就置放在紀念展上的櫥窗裡。紀念展後，均收入北大馬氏文庫珍藏，亦供有氏之士研讀。
這是適得其所的禮遇！這是寂寞而又珍貴的束之高閣！這是最得體的永恆的懷想！馬廉先生實乃求仁得仁也。
馬廉比他的二哥馬衡要小整整15歲，父親死時他才二週歲，當年從寶山縣縣衙後門出來的寡婦，手中抱著的那個孩子正是他。在家道中落中大長成人，馬廉可說是經歷了與魯迅先生同樣的童年。在遭人白眼中長大的孩子身上的革命性一定要比其餘的人強大，所以，在馬廉的同事周作人看來，馬廉就是一個性格上「含有多量革命熱血」的革命青年。
幼年人說長兄如父，在馬廉，那便是二兄如父了。不過上面幾個兄弟都早早地離開故鄉去了大都市，小兒子在精神上便也有了自由生長的空間。無論辛亥革命還是五四運動，馬廉都是在家鄉寧波度過的，早在那個時期，他就開始搜集大量浙東的明末文獻，包括家鄉的抗清志士張蒼水、朱舜水、黃宗羲等人的遺著文獻，以示抗清志向。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27歲的馬廉來到北京，目的應該很明確，出任新創不久的孔德學校校務主任，1926年以後又改為教務長。孔德學校的性質，剛剛建立時應該就是北大附中。原因是因為當時北大沒有附中，教職員工的子女沒法就近入學，蔡元培為了解決此一問題，於1917年12月在東城方巾巷興辦了這所中學，蔡元培親任校長，馬衡擔任了常務董事，而馬廉則專門負責執行校董會的指示和處理學校的日常工作，後來還主管過孔德圖書館。學校以法國近代實證主義哲學家孔德（1798-1857）之名為校名，可見那個時代北大的一群大知識分子，除了崇尚馬克思主義之外，最崇尚的還有什麼哲學。「孔德學校」那四個大字還是馬衡親手所書。
以西方哲學家之名命名的中學，其學校宗旨可想而知。蔡元培的子女蔡威廉、蔡柏齡、李大釗的兒子李葆華、李星華、劉半農的兒子劉育倫、馬裕藻的女兒北大「校花」馬玨都就讀在此。這些名人後代，主要都由馬廉管著。那時的中國，搬一張教課桌都得流血，馬廉卻實施了許多教學改革主張，包括男女同校，女生剪髮，白話文教材，設置法語課，教注音字母……我們從中可知，馬家的這位九先生，可不是只會藏書的，他的行政能力著實強著呢。
1926年，魯迅先生南下廈門，8月，馬廉遂成為繼魯迅先生之後的、在北京大學講授中國小說史課的教授。他一直保持著可貴的生命激情，從不安份守已在書齋，總是按耐不住自己地要跑向街頭和廣場，感受時代的劇烈震盪。據周作人回憶，「我們在一起的幾年裡，看見隅卿好幾期活動，……奉軍退出北京的那幾天，他又是多麼興奮，親自跑出西直門去看姍姍其來的山西軍；學校門外的青天白日旗，恐怕也是北京城裡最早的一面吧」
這裡周作人記錄的是北大立校早期與軍閥之間的衝突，每一次馬廉都會身臨現場地去感受，而比他15歲的老夫子馬裕藻則頭腦清醒地告誡他不要那麼激動。此時的馬廉已開始收集種種古典文集，重點專門放在研究明清古典小說、戲曲、彈詞、鼓詞、俚曲等版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