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增加對方的困惑，我當時喜歡調情，但後來，我認為那不過是一種愉快的遊戲，一種讓人感到愜意的傳統。好吧，它存在於世界上的某些部分。我最近遇到兩個年輕的墨西哥女人，她們去加拿大和美國度假。她們習慣了男人的慇勤和跟人調情的樂趣，因此在北美呆了沒多久就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出了什麼問題：我們的美貌和魅力全部消失了嗎？她們向一個同情她們的男性朋友打聽，他說：「你們不明白：男人再也不能表現自己對女人的喜愛了，他們有可能被關進監獄。」
我跟肯·泰南之間的性遭遇是最怪誕的。我跟他一起去看戲，然後去參加了一個派對，一些演員在演出後在那裡消遣。肯是派對上的明星，盡情說著俏皮話、給出批評和慷慨的建議。我們玩到很晚，肯建議我在蒙特街過夜。每一代年輕人都認為，隨意的生活風格是他們這一代人發明出來的，其實，男女清白地同床共枕並不是到了六十年代才開始的。跟某個男人共同度過一個朋友之間的夜晚，這種情況我經歷了不止一兩次，因為我們聊天還沒聊夠，或者是他錯過了最後一班火車。肯和我之間從來沒有感覺到性吸引，十分之一秒的瞬間都沒有。我想像不出，還有誰會像我們兩個人這樣不能讓對方的脈搏加快。我經常去泰南的臥室，因為在他家裡開派對的時候，那是我們放外套的地方。
我從浴室出來，準備上床，在可親的肯身邊躺下，突然，臥室的牆面非常詭異地變了樣子：掛著各種各樣的鞭子，彷彿一座鞭子的博物館。你讀到這裡會想（你一定會想，是不是？），肯會說：「你是不是很想知道，把這些鞭子掛在這裡做什麼？」或者我會說：「說說這些鞭子吧，肯？」根本沒有這回事情。我們躺下來，肩並肩，愉快地談論著各種各樣的事情，但絕對都是跟政治有關的，因為那是我們最喜歡的話題。我以前經常對他說，他是個浪漫的人，甚至可以說多愁善感，而且懵懂無知；而他抱怨我憤世嫉俗，對人性缺乏信心。我記得有一次，他召我去參加一個會議，他們要去抗議什麼事情，讓我一起討論策略，抗議的內容我已經不記得了。參加討論的是幾位知名人士。我說，一些名人通過在公眾場所「靜坐」和絕食來抗議，這件事情又滑稽又可笑，因為每個人都知道，「絕食」一結束，我們就會去一家五星級酒店吃飯。肯認為我在打造公共形象方面一點天賦也沒有，而且他認為我經常表現出反動傾向。
我們就這樣睡著了，女僕進來送早餐時，我們醒了過來，早餐放在兩個托盤上。（肯拒絕下廚，伊萊恩·唐迪也不下廚。他們驕傲地宣稱，他們兩個誰都不會煮雞蛋，他們總是在餐館吃飯，就連早餐也是買來的。）然後女僕收起了那些鞭子。
我和其他知名男士之間也發生過類似的事情——我不會透露他們的名字——然而肯不僅不掩飾自己的趣味，還喜歡拿出來炫耀。他非常極端，像說教者一樣，有一種相信每個人都必須跟他一樣的需要。他把自己創作的有些荒唐的音樂劇《噢，加爾各答》描繪為「文明人的飯後消遣」。
一幕：蒙特街的派對上。肯在跟一位新到倫敦的年輕女演員爭論。他想說服她，她之所以拒絕鞭子和鞭子帶來的樂趣，是因為她接受的教導讓她對鞭子形成了偏見。
「你形成了條件反射。」肯說，他的口吃加強了他身上的導師人格。他高高地俯視她，而她抬著頭，愉快地衝他微笑。
「但是，肯，」她喃喃地說，「我不喜歡。」
他卡殼了，但說教的需要讓他繼續說：「你的教導告訴你，享受性愛的方式只有一種。」
「我不認為只有一種……」她微笑著，贏得了聽他們的談話的人的讚賞。
「只有一種……」肯說，似乎馬上就要打開閘門，滔滔不絕地說起希臘人、羅馬人和天曉得什麼人的讓聽眾開眼界的軼事。但她又語氣肯定地說了一遍：「肯，我不喜歡。」
此時，你也許會觀察到肯的人格從老師轉向了愛說俏皮話的人。「我必須抗議，你很不公正地讓我噤聲了。」肯說，「我無話可說了。從邏輯上講，我能說什麼呢？我怎麼能不祝福你呢？那麼，享受吧，我親愛的。」
在享受過晚餐，愉快地談論了文學、戲劇和政治之後，你發現東道主就像說「來杯波爾圖嗎？我有些很好的配甜點喝的葡萄酒」一樣，建議你用鞭子來消遣一下，他甚至真的拿來了鞭子（有一次是粗皮鞭，它對施虐受虐狂總有不可抵擋的誘惑力）。如果你拒絕他的建議，他的反應就好像你有點反常，而他是正常的——面對這種情景，一個多少正常的女人總歸會感到有些不安。
我下面要提到一個小故事，之所以要寫它，是因為流傳著「黑人男人的床上表現最佳」這種說法。白種女人渴望黑人的陰莖，這是盤桓在殖民者頭腦中的一個神話，我是聽著這個神話的各種版本長大的。下面這件事情發生在風流的黑人男人之勇猛被極度吹噓的時期，不知道為什麼，黑人（男人和女人）在性能力上高人一等的說法變成了「進步」思想的一部分。
一個黑人流亡作家在倫敦打發時間。他追求了我幾個月，滿懷熱情；他愛我，想我想得無法入睡。他唉聲歎氣，痛苦不堪，不斷地傾訴他浪漫的絕望——那一套情話。我還從來沒跟黑人上過床，因為我對他們沒有真正的興趣。你可以說，這是我早年形成的條件反射，但它不同於另外一種條件反射，後者讓人們（我認為主要是男人）渴望黑人的身體。出於對他的憐憫，我終於屈服了，希望能讓他那痛苦的激情得到緩和。真正的性接觸也許只持續了三分鐘，然後他就睡著了。他打鼾，我從來沒聽到過這樣的鼾聲，從那以後也沒有。
我去另一張床上躺下，平靜地睡到早上。我給他端來一杯茶，他顯出對妻子般的言聽計從，同時又有些得意。然後他發現我沒有睡在他身邊，便質問我為什麼。我所受的良好教養——「你永遠不能傷害別人的感情」——起了作用，我只好含糊地低聲說：「你打鼾。」他很驚訝。他喝完茶，穿好衣服，說自己真是太幸福了。他的浪漫追求又開始了：電話、充滿激情的信、街頭的邂逅——他埋伏在那裡等我。我忍不住覺得，他的這些浪漫激情都是受到了文學作品的影響。有時候，當我跟一些黑人女性朋友談起她們的伴侶那聲名在外的性激情時，我會在她們的臉上捕捉到某種譏諷的神情。但也許只是我不走運。
還有一件事情，想起來讓我覺得羞愧。那也是個黑人，來自牙買加。他瘋狂地墮入情網，對我的追求曠日持久、全力以赴。鑒於上次的經歷，我堅持說「不」，但到了最後，我想（就像很多女人可能會想的那樣）：噢，看在上帝的份上，如果這件事兒對他來說那麼意義重大，我何必這麼堅決？我脫掉了所有的衣服，然後又穿上了，因為我想：當我不想做這件事情的時候，我為什麼要做？這對他太殘酷了。我媽媽也許會這樣說，但那是另外一種語鏡：有些事情，正派女人是不會做的。
我還認識一位戲劇導演，他的行為舉止非常女氣，而且以此著稱，我和他之間是女人和男同性戀之間的那種輕鬆的友誼。當時正在上演一出跟性有關的歡騰的鬧劇：《鎖好你的女兒們》。戲裡有句台詞：「這場美艷的狂歡何時開始？」我從樓梯上下來，一隻手端著玻璃杯，一隻手夾著香煙，這位追求者站在我面前，抓住我的兩隻胳膊，問我：「這場美艷的狂歡何時開始？」你會覺得這是一個玩笑，然而不是。有一段時間，我們只要遇上，他就會來搭訕，後來開始不斷地指控我：「你有義務來帶我領略那聞名已久的異性愛的樂趣。」
現在談談一個備受爭議的話題：美國男人。現在跟以前也許已經大不相同了，因為事情總在變化，但在那時候，人們進行了很多比較，有些結論是公正的，有些不是。女人的床上伴侶首先不能是中歐男人，其次不能是美國男人，他們都是不折不扣的花花公子，對女人不加區別地對待。我說的是「花花公子」，而不是「泛愛女人的人」，如果那時候的美國人是「泛愛女人」，就沒有人會指責他們，因為對女人的這種愛有時也會出其不意地陷入被我們稱為「浪漫愛情」的魔法和狂熱。我認識的每一個美國人對性（讓我們別管那個叫「愛」）都有一種特定的態度，他們都扮演著一個角色：好漢，硬漢。這種角色是從哪兒來的？我認為它像爵士樂和很多其他美國文化一樣，來自黑人文化。一個真正的男人愛她們，然後離開她們——不，應該說的是「操她們，離開她們」。這裡面有種他們渴望的東西，某種缺乏歡樂的東西。他們是一群實際的人，非常務實。或者說，他們曾經是這樣的人。現在，這種「擁有女人、征服女人」的陽剛之氣的精髓當然是主動、主導，成為設定節奏、劃定界線的那個人。但我們都知道，兩極相遇，物極必反。
現在想像一個房間，裡面有幾個女人，全都是歐洲人，時間是六十年代中期。我們在談論美國男人。我們都有美國情人（不，應該說是性伴侶），有兩個人曾經有過同一個男人，或者說曾被同一個男人擁有。這類談話在女人之間並不常見（或者說在當時不常見），只是碰巧了，大家聊了起來。我們有十來個人，從這件事兒聊到那件事兒。我要給出的結論非常全面，不可能是一個女人的研究結果。
美國男人是用他們的頭腦去愛的，而不是用心去愛。這是我們的一致結論嗎？絕對是。他們的心不參與戀愛。而他們的頭腦裡是否有一張藍圖，告訴他們應該怎樣對待女人，無論是在床上還是在床下？他們完成性行為（或者說「操」）的時候，不是出於深深的本能或表達愛的需要（還是別指望了吧），而是出於讓自己相信自己確實是條好漢的需要，是這樣嗎？我們在這裡引用了幾句D.H.勞倫斯的話，比如，「溫情脈脈地操」。人們在這類談話中會頻繁地引用勞倫斯的話，這很有意思。他雖然對性的瞭解不是很多，但對愛的瞭解確實不少。但說句題外話，我們也許不應該忘記：每個人都以性專家自傲，這是最近才有的事情；勞倫斯對性的無知在當時是很正常的，那是大家的普遍狀況。
我們都認為，大概這些美國男人的太陽神經叢是個冰冷的地方，是個冰封的海角，是凍土覆蓋的大洲的延伸。他們有著聰慧的頭腦，也有滾燙的凸起和睪丸，但在兩者之間，是一片寒冷的戒備森嚴的地帶。
我們的話題轉移到法國（可愛的法國）的游吟詩人和游吟歌手的遺產上，因為我們也許可以建立起這樣一種聯繫：對特定詩意或幻想的愛好也許從來沒有到達過德國，而德國文化對美國的影響極其廣泛，尤其是對美國的大學。嗯，我們當時談的就是這類話題。一個在電視台工作的女人說的小故事把我們的談話推向了高潮。故事裡的他是個美國電影製片人，「爺們兒」的典型。他在她上方拉開架勢，像隆起的弓，但是一動不動，訓斥她：「用它，用它，你這個該死的。」這不是一種極端的被動嗎？男性難道不是變成了操的機器，為女性提供快感，供女性使用嗎？（但「快感」這個詞，因為它的輕浮意味，可以被用在這裡嗎？）「好漢」在這裡得到了最完美的體現，但就在最緊要的關頭，被動性和怎樣使用他的指令同時出現了。這不是物極必反的例子嗎？是的，這確實體現了物極必反——至少在這個例子裡面，因為如果你讀美國小說，或者看看對美國文化的其他形式的見證，你會發現情況並不總是這樣。不是的。「操」是特定時代的產物，就像一切事物都會消失一樣，它也消失了。真的消失了嗎？女性主義讓人找回了溫暖的心，讓男人的太陽神經叢像小太陽一樣散射出熾熱的渴望了嗎？
在這遙遠的一幕中，最有趣的東西也許是大家談話的語調，跟《冷酷姐妹》[《冷酷姐妹》：歌謠，講述一個女孩被她的姐妹溺死。]中懷恨在心的語調相去甚遠。多年來——幾十年來，也許是幾百年來——女人一直在抱怨男人不夠敏感，不友善，但一旦獲得了權力，她們就立即容許人性中最醜惡的部分在自己身上展現出來，甚至把它們神聖化。
電視節目上：面對著幾百萬觀眾，一個解放了的女人說：「我丈夫真有點像個窩囊廢。」
如果是反過來：「我妻子是個非常膽小的人，我認為，她缺乏勇氣。」噢，那頭感情冷漠的豬。
晚餐派對上：妻子隨意地說：「我的兩個丈夫……」丈夫說：「但你有三個丈夫，是不是，親愛的？」「噢，我沒把你算進去，你還沒讓我有孩子呢。」
「我妻子讓我失望。她不能生育。」那頭豬。
另一個派對上：「我丈夫經常不能勃起，他半陽痿了。」哄堂大笑。
《紅與黑》裡面的索黑爾先生——愚魯遲鈍的丈夫的原型——則譏諷地說：「女人那精緻的構造……」
就在上周，我收到一個美國女人寫來的信：「你有沒有想過，《金色筆記》釋放出多少女魔頭？她們恨男人，也恨愛男人的女人。」
一幕：美國一位著名的女權主義者來倫敦訪問，我跟一位男士去見她。那位男士早在女權主義大行其道之前就一直支持女權主義的立場。我們三個人一起穿過酒店時，那個女人故意把門一次次摔在他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