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貝漢在等一個從倫敦來的記者，約好十二點來。我們親眼看著貝漢讓自己漸漸進入了醉醺醺的愛爾蘭人的角色。我看到，布蘭登觀察著自己，做出調整，創造出那個最近經常出現在報紙上（有時候是頭版）的人物。布蘭登喝一口手中的威士忌，說幾句流露出醉意的話，然後再喝一口，當倫敦人進門，我們正離開時，布蘭登剛好進入了表演的高潮：一位狂放的愛爾蘭詩人。我想，如果那個記者不來，我們會度過愉快而清醒的一天，很適合聊天，完全不同於亂砸東西、瘋狂地胡言亂語的詩意情景。但腳本上說，富有詩意的愛爾蘭劇作家一定要喝酒，而且媒體也肯定這一點。媒體也從來不放過任何一個機會，把布蘭登描繪成一個狂野的醉漢，所以到了最後，飲酒殺死了他，飲酒拖垮了他——這是戲劇界的巨大損失，也是我們的。
《與虎共舞》劇組裡面的人，我跟莫琳·普賴爾見面比較多。收到劇本時她正臥病在床。她從病床上掙扎著起來，冒著嚴寒來參加試演，最終得到了那個角色。莫琳·普賴爾熱情奔放，愛衝動，具有跟人立刻交上朋友的天賦；而她丈夫性格冷靜，深思熟慮，智性發達。我想，哦，又是這樣。如果大自然願意讓兩個性情相容的人結婚，事情會怎麼樣？比如，兩個熱情開朗、生氣勃勃的人在一起，他們一定會感到無窮無盡的歡樂；但如果兩個冷漠、沒有親和力、性格壓抑的人結了婚，我猜他們永遠也無法伸出手臂，擁抱對方。
我有一陣子跟戲劇界的人交往很多，原因並不僅僅是我寫的劇本正在上演。我們的頭腦中正在孵化一個理想主義的狂想，我們認為我們可以挫敗倫敦劇場的傲慢氣焰。倫敦劇場中有些亮點，非常耀眼的亮點：皇家宮廷，金融區人魚劇院的伯納德·邁爾斯，藝術劇院，奧斯卡·洛溫斯坦。但大多數劇院都由非常正統的商業管理層掌管。那時候的情況跟現在大相逕庭，探索創新的小劇場今天已經星羅棋布，很多戲劇在酒館裡上演，最重要的是，我們有了國家劇院和南岸[南岸：位於倫敦市中心，也是倫敦的文化中心。]。我們現在想當然地認為，劇院可以是一個社交活動中心，各種各樣的活動都可以在這裡舉行：講座、學習小組、研討會、音樂會，還可以開餐廳和書店。但當時根本沒有這樣的劇院。
我們打算在考文特花園弄一個倉庫，創造一種建築構造，可以容納各種實驗劇、新劇本、工作坊和其他國家的戲劇。因為那個時候，傳入英國的外國戲劇非常少。
我們這些滿懷希望的夢中人是誰？這是加雷思·威根的主意。他當時是經紀人（現在在好萊塢協助華納兄弟公司的運營），他位於貝爾格維亞[貝爾格維亞：倫敦上流社會住宅區。]的房子是我們聚會的地點。參加聚會的有特德·科特切夫、泰德·阿蘭、肖恩·康納利、莫迪凱·裡奇勒、希拉·德萊尼、舞美設計肖恩·肯尼（他年紀輕輕就去世了）和克萊夫·埃克斯頓。1960年，我們在幾周內見了十幾次面，我們的計劃變得像設計師的圖紙一樣清晰可靠。那間屋子集合了戲劇、電影、電視和廣播界人士的豐富經驗，我們毫不懷疑我們能夠籌措到資金。跟有錢人的交流表明，他們會非常支持我們。我現在仍然認為，錢對我們來說是最次要的問題。對我們而言，我們可以無償工作，或者只拿一點象徵性的報酬，因為我們的意圖，就是要以活生生的例子抨擊商業劇院。
我們找到一座倉房，條件很差，但沒有關係，因為這樣更容易按照我們的目的進行。一個星期天早上，我們在倉房裡召集了一次會議。口碑和一點點廣告吸引來了兩百多人：演員、劇作家、舞美和導演。其中很多人都有工作，因此，我們的行動之所以吸引他們，並不是因為他們在其他地方碰了壁。整個氣氛像我們期待的那樣鼓舞人心。西區的劇院管理層是我們的敵人，我們徹底地、本能地蔑視他們，就像瓊·利特爾伍德對他們的詛咒，說他們是腐朽的人——如果算不上「邪惡」的話。這裡面帶著一種政治意味。部分原因在於我們都受到一種想當然的思維定勢的影響：取得了商業成功的作品一定是壞作品。這種想法現在仍然盤踞在我們的頭腦裡，我認為，這種態度是貴族對商業的蔑視的變體，它出人意料地構成了左翼思想的一部分。我們對西區劇院管理層的態度也是共產主義的殘餘。
藝術領域的大部分人都曾經是某種類型的共產主義者，他們不僅把這個新劇院視為對抗西區的據點，更是對抗戲劇界的一切專制的據點，尤其是對抗黨的路線。人們現在已經忘了，當時有很多演員（也許是大部分演員）都曾在團結劇院（共產主義劇院）工作過，都曾經目睹了一個以破除偶像著稱的生氣勃勃的劇院怎樣被國王大街的重拳摧毀。當時的戲劇界工會（平權工會）由共產黨人把持，他們精於計算，耍各種手腕，大部分演員都不喜歡他們。在考文特花園集會的那個上午，大家興致勃勃，非常樂觀，達成了一致意見：一切就緒，只待出發。集會之後，我們都知道，現在必須決定由誰來運作這個劇院。我們誰都不想做，我們都有自己的事情。我們可以通過各種方式為它做貢獻，但就是不能出面來運作。那麼我們應該請誰來做？沒有特別合適的人選。這件事情如果放在現在就容易了，因為今天這代人裡才俊輩出，其中不乏有我們需要的精力充沛、處事靈活的人。
好吧，在當時應該請誰呢？很多讀者會看出當時是怎樣一種情形：就像一群作家認為自己會比出版商做得好，於是合起來開出版公司，他們也許真的把公司開了起來，然後各自返回自己的本職工作，寫作，僱人來經營公司。但這個新生兒跟其他出版公司有什麼區別呢？我不止一次看到過這種情況，而且都不奏效。處在這種事業的核心的人不能是一個雇來的人，他必須是個滿懷激情、精神高昂、全心奉獻的偏執狂，知道怎樣搬動一座大山。
這就是我們當時的處境：宏偉浪漫的設計擺在面前，人們紛紛寫信、打電話表示願意參與，但事業的核心還是真空。
此時，阿諾德·韋斯克登場了。我在什麼地方碰巧遇見了他，告訴他，我參與了這樣一個計劃，他也許會感興趣。他已經涉足了一些類似的事業，它們都處在早期階段。他後來到我們這裡來參加會議，我們那時都已經鎮定自若，滿懷信心，因為我們的構想已經十分完備。除了最核心的事情，每件事情都安排好了。阿諾德坐在那兒，臉上沒有笑容，然後宣佈：「只有一個人能做這件事情，那個人就是我。」泰德·阿蘭開玩笑說，斯大林發話了。這就是結局，我們展望的藍圖的結局。阿諾德創辦了「中心42」，等著我們起來反對。但我們每個人都厭倦了對抗性的政治，於是隨他去了。我們的感覺是：「噢，好吧，他會成熟起來，度過這個階段的。」我肯定，我們沒覺得自己這種家長式的態度有多可笑，因為我們自己也不過是剛剛度過了那個階段。只有這樣寫才公平：他認為我們是一群老掉牙的老馬克思主義者。
這就是中心42的真正源起。就像他之前的瓊·利特爾伍德，阿諾德發現工人階級對他付出的努力不太熱心。然而，每當人們在辯論中一次次提到這個問題，我總會想起阿姆斯索普的礦工。他們含著淚水談起西比爾·桑代克和其他藝人，談起他們到礦工村來為礦工演出莎士比亞。兩年後，我將看到兩個理想主義的年輕老師，帶著一些即將上班、即將開始成年生活的十五歲的工人子弟過假期。他們的假期不僅包括去牛津郊區遊玩，還包括去斯特佛德看三場演出。那些孩子們喜歡劇院，喜歡莎士比亞，但他們的父母一輩子也沒靠近過劇院。「中心42」這個名字來自1960年英國總工會通過的一項決議：應該對藝術領域的狀態做一番調查。阿諾德·韋斯克也許不應該動用有組織的工會運動這套機制。
現在，我回首往事，讓我覺得不可思議的是，在我們當時看來那麼重要的創造「新」戲劇風格的計劃，居然沒有我們也進行得有聲有色。
後來發生的事情是個可悲的玩笑。圓屋[位於北倫敦的圓屋是很多事物的化身，在成為劇院之前，是關稅與貨物稅徵稅局存放烈性酒和葡萄酒的地方。]，阿諾德傾注了心血、但又不得不放棄的地方，後來變成了我們最初設想的東西：很多人參與其中，那裡有工作坊、講座、書店和餐館，還有很多其他國家的演出。圓屋成了最怡人的晚上消遣的地方。它的盛況本來可以一直延續到今天，但意識形態那只僵死的手再次襲來。卡姆登市政廳認為，這裡應該成為黑人的藝術中心。為什麼呢？黑人社區大多集中在倫敦的另一個區，根本不靠近圓屋。但你沒有辦法跟意識形態理論。黑人藝術中心始終沒有運轉起來，原有的東西卻被毀壞殆盡。圓屋空蕩蕩地立在那裡，很多年了，到現在還空著。我有時候驅車路過，心裡會想，那些蠻幹的左派議員們對他們幹的事情作何感想，也許會感到一絲隱秘的滿足，因為我肯定，他們在內心裡害怕藝術。他們也許憎恨圓屋那種無政府狀態的、生氣勃勃、繁榮興盛的青春氣息。
1960年9月18日，星期天，百人委員會在特拉法加廣場組織了一次大型「示威」。警察立即前來制止，這很不明智。一來，這種舉動恰恰證明了他們最厲害的敵人對他們的描述。二來，特拉法加廣場見證了一個多世紀以來歷次人數眾多的大規模遊行，禁止大遊行就是對這一段歷史的刻意侮辱。另外還有現實方面的問題。那麼多街道通往特拉法加廣場，要想阻止人們進入廣場，需要成百上千名警察。警察還忽略了一件事情：國家美術館也在特拉法加廣場。也許在他們的心理地圖中，國家美術館根本不在那裡。
一些認識警局高層的人告訴我，他們是世界上最聰明、最迷人、最令人欽佩的人，但我們大多數人遇到的警察不知怎麼都是級別較低的。我自己的經驗告訴我：總的來說，警察都不是很聰明。我是白人，屬於中產階級，在倫敦居住十年後已經步入中年，我這種人不會引來警察那出了名的野蠻行。，但我有很多各種膚色、各種年齡的朋友，他們中有些人會受到警察的野蠻關照。但在我知道的很多事件中，警察的表現不是冷酷，而是無能。
我們可以通過一件小事兒窺豹一斑。我目睹了一起交通事故，一位警察來向我詢問事情經過。他說他當上警察沒有多久，但他就要離職了，因為他不喜歡他不得不做的那些事情。「比方說？」
「不得不說很多謊話。」他說。
但從那時起，警署進行了不止一次改革。
「警察們為什麼會那麼蠢？」對抗發生之前的一個多星期，運動成員中間迴盪著這種讓人開心的憤慨的聲音。因為每個人都知道會發生對抗，很多人嚮往對抗，嚮往衝突和鬥爭。有太多人喜歡這類事情。
星期天到來之前，有兩個人到我這裡來。一個是希拉·德萊尼，她說她討厭示威和暴亂，哪怕只是很多人聚在一起都讓她厭煩。但她想：我們非這麼做不可，不是嗎？這也完完全全是我的情緒。另一個人是范尼莎·雷德格雷夫，她發著興奮的高燒，彷彿年輕美麗的聖女貞德，又宛如博阿迪西亞。她不斷地說警察是多麼的殘暴。時間不早了，我暗示說我想上床了。她站起身，挺起修長優雅的身形，質問我：「在這樣一個夜晚，你居然會想到睡覺？」現在大家已經都知道這種狀態：你剛剛脫離了某個幼稚階段，但當你看到它在別人身上重演時，你會覺得忍無可忍。當時我就在想：噢，上帝，我不久之前就是那個樣子，大家怎麼受得了我？
星期天中午，在他們封閉廣場之前，我們幾百人趕到了國家美術館，我在那裡遇到了約翰·奧斯本，我們在那裡消磨了一段愉快的時光。時間到了，我們成群結隊地前進。我挽起約翰的胳膊支持他，因為他不喜歡做這件事情：他的狀態很可憐。我們一大群人走下國家美術館的台階，走進廣場，坐了下來。警察把我們團團圍住。像往常一樣，很多靜坐的人不斷地侮辱奚落警察；像往常一樣，有些人覺得這種做法很孩子氣，而且沒什麼用。場面就這樣僵持著。每個人都知道，報紙和電視台的記者一走，警察就會湧進廣場，逮捕我們。我坐在約翰附近。約翰的律師奧斯卡·別斯林克（約翰後來跟他發生了爭執）也在場。奧斯卡對我說：「這裡有幾百號人，為什麼偏要這樣對待約翰，就好像他是個殘疾人，或者是第一次上戰場的新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