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申一下，這個囚徒的小故事只對少數人具有重要的意義，對其他人一點意義也沒有。好，在這方面就寫這麼多了。感興趣的人可以自己去探尋我當時研究的那些東西。接下來，我將發現蘇非派導師伊德裡斯·沙赫，我當時認為那是我一番探索的回報。讀者可以自己找伊德裡斯·沙赫[伊德裡斯·沙赫於1996年11月23日去世。——原注]的著作來看。
因為我的無知和自大，我對「交出」獨立性產生了錯誤的看法。我很快就意識到了，但我真的感到難為情，心煩意亂。我對「靈修道路」和規訓的探尋都是悄悄進行的，因為週遭的氛圍對它抱有強烈的敵意，但六十年代的宗派迷狂也不難預料，尤其當我回想起我在南羅得西亞參加的共產主義小組：一個那麼僵化、禁慾、教條的共產主義小組竟以鬼故事和降神會而告終。
1963年，我在派對上遇到了這樣一件事情。屋子裡擠滿了人，都是曾在黨內或者接近過黨組織的人。一個人拿起一本書，憤慨地問我：「你在讀什麼？」
「這是一本講哈達瑜伽的書。」我說。哈達瑜伽是瑜伽的身體訓練。周圍的人交換著眼神，抬起了眉毛，然後圓滑地轉移了話題。但這之後不過五年，這些人聽到「不行，星期三不行；我要上瑜伽課」這樣的話，一點也不覺得有問題。
我需要簡潔地概括一下我當時面臨的真正的、持續的尷尬處境，這種概括當然不會特別令人滿意。如果你是個虔誠地履行各種儀式的基督徒，或者出於文學的目的而讀過《未知的雲霧》之類的書，你就會知道「神秘主義」這個詞意味著某些嚴肅的東西。但這種態度在西方並沒有形成一種文化，不像在有些東方文化裡，人們求師問道（尋找規訓）不是什麼稀奇的事情。在西方，大多數人一聽說你對神秘主義感興趣，馬上會跟你談起幽靈、喧鬧鬼、輪迴、算命、《易經》、UFO、占星術等等。他們認為，神秘主義就意味著這種或那種刺激的體驗。然而，任何文化中的嚴肅的靈性規訓都教導學生，要忽略所有那些誘人的路邊風景（例如「超感知」），當你真的體驗到「超常」現象時，要把它們視為誘惑，視為無關緊要的東西。
被別人當成傻瓜，這讓我不太受用。
好了，再說一次——到此為止吧。
我要在這裡引用兩首詩，因為短短的幾行詩抵得上平鋪直敘的幾頁紙。這兩首詩都寫於六十年代早期，但它們屬於這裡討論的主題。作為詩歌，它們算不上特別好，也算不上特別壞。它們的風格當然過時了，但能告訴我們一些信息。
這裡
我站在這裡，
他們曾經站在這裡，
我們全都舒展著開花的枝條。
我們身後有五扇鎖著的門。
門後有野獸在咆哮，
它們曾經舔過我們的手掌。
四周漆黑，漆黑。
主啊，你讓我如此瀕臨險境，多麼奇怪。
他們也曾站在這裡提問：
誰關上了門？
誰教給我們的野獸咆哮？
是誰，是什麼，把我帶到這裡？
如果我站在這裡，
臨近黑暗之地，
那麼這裡必定終結黑暗，
是的，黑暗必定在這裡終結。
群島
傳說中的群島無比美好，
但從那裡爆發的電光火石耀眼眩目，讓你驚疑
是天使，還是魔鬼，在控制著島嶼。
一次吸入一點，是的，這是探索之道，
當援助的手教導孩子，
或者讓初生的植物生長。
當生活的鼓點過於猛烈，
允諾的超過你的想像，
下墜的昏睡就會接踵而至，
哪裡亮起了燈光
就用髒水一樣的睡眠把哪裡填滿。
於是我那雙醫治的手，見多識廣的手，
抹平白色的床單，或者拉過一床被子。
我曾以為，每天增加的一點點行動
是疲乏的心需要的食糧，
悲傷與暴力是精力充沛的日常食譜，
現在，必須去做的事情，此地
每時每刻阻攔我，遠離愚蠢的極端，
彷彿戰爭過後，病員防守著前線，
一聲不響的朋友走進來，像我那雙被時間教導過的手
和起麵包粉，讓損毀的房屋復原。
這些詩只代表了某個時期或階段。但問題是，有些人沒有走過「靈修之路」，卻對過來人感興趣。他們經常把探索者的暫時階段、甚至是探索者本人也認為是錯誤和不幸的東西當作最終的成果或頂峰。就相當於文學領域裡的這種情況：某個讀者或批評家把一張紙戳到你鼻子底下，「看，你在1953年寫了這個，你自己親筆寫的，你怎麼能不承認？」
我說過，我不喜歡派對，不去參加派對，但當時有很多派對。有不少派對在派珀家的河畔宅邸舉行，那棟房子裡有很多漂亮的孩子，現在回想起來，我當時彷彿置身於一幅田園風景中。不，生活不是那樣的。但確實有些地方、有些人被賦予了迷人的魅力，你看著他們，眼中只有他們的魅力。有諷刺意味的是，在派珀家，我這個逃離了家庭生活的人會覺得自己彷彿站在一片神奇的土地的邊緣，在那片土地上，家庭生活中一切令人不快的東西都被魔杖驅散，但我被永遠地排除在這片土地之外。
一幕：彼得和安妮躺在床上，用胳膊摟著對方。我坐在床腳，我們一起聊天。房門突然打開，他們的一個女兒出現在門口，尖叫著，戲劇性地舉起雙手：「你們在幹什麼？」
「我們在抱抱。」安妮說。
「但……」女兒想說，為什麼沒有我？「你們太噁心了。」她宣佈。
「我們家長有自己的權利。」彼得平靜地說。
「我也要來。」女兒說。
「那你要把其他孩子都叫上，」安妮說，「要不然就是我們偏心眼了。」
女孩抱怨著、尖叫著跑開了：「我恨你們。」
整棟房子響起此起彼伏的笑聲，伴隨著誇張的叫聲：「噢，他們真壞！」
在那個家庭裡，青春期令人不快的一面被他們輕而易舉地轉變成一幕幕富有魅力、讓人心領神會的戲劇。
有時候，我會坐下來想想我認識的那些特別好、特別善良的人，想想他們會讓我在困境中覺得好受一些。在這種時候我總會想起大衛·派珀——彼得。他很安靜，喜歡說反話，喜歡在一旁觀察，因此不會立即引起人們的注意。他死得太早，也許是因為他曾在日本戰俘營待過幾年，那種經歷從來都不會讓人健康長壽。我認識他的時候，他是國家肖像館的負責人。
寫這些回憶錄讓我知道了記憶的很多小把戲，最重要的一點是它如何簡化事物。它把人生經歷修剪得整整齊齊，讓光明與陰影形成強烈的對比。我在沃裡克路度過的四年不可能像我記憶中那麼糟，我在朗廷街的生活也不全是社會運動和愉快的聚會。但貫穿五十年代緩慢生活真像是從一個深坑裡爬出來。
我回顧我公寓裡的一幕幕場景，公寓又小又醜，但擠滿了人。我很忘情地烹飪，因為我喜歡。我腦海中浮現出很多面孔，但名字卻記不全。形形色色的人，各種年齡的人都有，其中還有彼得的朋友和我的朋友的孩子。開派對的時候，我總是把我認識的每一個人都請來，甚至把隨便遇上的人也叫上，每次派對都很成功。派對上有時候會發生激烈的爭論，然後就會有人對我說：你怎麼會認識那個法西斯分子/共產分子/神經病/變態狂/白癡？但這種情況並不常有。
在一個派對上——現在讓我們跳到我在查林頓大街的房子裡舉行的一次較大的聚會上，大約有三十人，大家一起吃午飯——兩個女人從房間另一頭走過來，對我說：「你知道，一個女人做這樣的事情，在我們看來有多了不起嗎？」
「做什麼事情？我不明白。」這兩個女人一個來自紐約，一個來自莫斯科，她們剛才一直在討論。
「在紐約，如果你是單身女人，你就不會自己開派對，你等著已婚朋友來邀請你。你就像是呆在閨閣裡，直到找到一個男人。」
「在我們那兒，沒有哪個沒有男人的女人敢開這樣一個派對。」
我沒有覺得自己的舉動超出了常規，只好相信在她們看來，確實不平常。但我產生了兩個想法。第一個想法沒什麼新鮮的：有些事情，如果你就是做了，人們就會接受它，無論社會習俗接受與否。第二個想法是：我們都知道，紐約在講究社交規矩和策略方面登峰造極，但莫斯科不是應該完全不顧這些中產階級的禁忌嗎？女權革命很快就來了，人們開始想當然地認為（真的嗎？）單身女人可以開派對，邀請自己想邀請的人。
一幕：深夜，林賽·安德森帶著皇家宮廷的一群演員來到我的公寓，其中一個是羅伯特·肖。他很快就要跟瑪麗·歐瑞結婚，瑪麗剛剛被約翰·奧斯本甩了。我以前從未見過羅伯特·肖，但他就像已經跟我聊天聊了很久了一樣，對我說，他在跟誰睡覺，這大大改善了他和妻子的性生活。妻子們永遠都不應該反對丈夫跟別人睡覺，因為艷遇相當於催情劑。女人們就是不知道什麼對她們有好處。他渾身上下閃耀著演員走下舞台後仍然不肯熄滅的光彩。至於我，他一直傾慕我，現在終於跟我見面了……他這樣講了好幾分鐘，林賽在旁邊聽著，一幅學校校長的神氣，不時插進來說：「好了，羅伯特，別說了。」然後他們一起離開，走進夜色。林賽像牧羊人一樣趕著他們。「現在走吧……玩夠了……該上床睡覺了。」林賽知道自己很滑稽，扮演著大驚小怪的女教師的角色，他知道自己讓大家窩火，難以忍受。但他也總是讓人喜愛，我一點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皇家宮廷上演《換子疑雲》之前，我再也沒見過羅伯特·肖。他在那齣戲裡跟瑪麗·歐瑞演對手戲，劇場裡的每個人都知道他愛瑪麗，愛得發狂。「我愛那個女人！」他的呼喊飽含激情，鮮活的生命壓倒了戲劇，每個人都鼓起掌來。
愛德華·湯普森有天來看我。為了什麼事情呢？一定是為了什麼事情。他不會只是來隨便坐坐，喝杯茶。談完事情後，他站在公寓外面的街上。那是套醜陋的公寓，在一棟醜陋的建築裡，街道也不讓人精神振奮。愛德華舉起攥成拳頭右手，向天空控訴：「巴比倫！我在巴比倫做什麼？我必須離開。」他抖落腳上倫敦的泥土，動身前往更有益健康的北方。
愛德華·湯普森作為英國工人階級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正在被遺忘、被冰封進過去的歲月。但在與他同時代的人的記憶中，他的形象要比大多數人高大很多倍：浪漫，總是充滿激情地辯論，他的想像力照亮了他現身的每一個場景，描繪出人類充滿無限希望的未來。我寧願相信，英國此刻有年輕的愛德華·湯普森在成長，將會接替他的位置；然而，唉，我們生活在一個斤斤計較、冷漠無情、謹小慎微的時代。[愛德華1993年去世。]
就在我從朗庭路搬走之前，《與虎共舞》終於上演了。我在排練場度過了很多時間，部分原因是我跟特德·科特切夫成了好朋友。儘管我喜歡西沃恩·麥克納，但我沒有辦法跟她成為朋友，因為她一排練完就跟一些喜歡豪飲的朋友去參加通宵派對，縱酒狂飲，東倒西歪，干各種任性的事情，因為她必須是個狂野的孩子，必須是女中豪傑。而我根本沒那個體力。愛爾蘭塑造了她，她被賦予了這樣的角色，她把她的角色發揮到了極致。她那漂亮的暗紅色長髮經常未經梳理，飽滿豐富的嗓音和話語響徹劇場和她所到之處。即使可能招來指責，我還是要說：愛爾蘭藝術家背負著額外的負擔。如果你在西班牙，你去參加晚餐派對，你會看到一個原型式的愛爾蘭人，他說話帶著狂野的詩意，風采迷人，而且他喝醉了。他說他正在狂歡，已經有三天沒回家了，他那可憐的妻子會怎麼說？他那可憐的妻子會像往常一樣：當他負疚而歸時，她必須原諒他。「噢，你怎麼可以這樣？」但他就是可以這樣，他這樣做過，以後還會這樣做，一次又一次，因為這些都寫在腳本裡，或許這也是一種詛咒：如果你是愛爾蘭人，而且是個詩人，那麼這裡寫著，你必須怎樣做。
我去都柏林看望詩人約翰·蒙塔古。他娶了個法國女貴族，那套小公寓裡面的生活不可能讓她覺得輕鬆。他坐在那兒，手裡拿著一瓶愛爾蘭威士忌，我們談笑風生，而他妻子在用吸塵器清潔地板，他把腿挪來挪去，避開吸塵器。他說：「法國貴族其實是農民，難道不是嗎，我親愛的？」她說：「就像我對你來說是農民一樣。你的那些醉鬼朋友如果再出現在我們門口，我不會讓他們進來。」他那瘦長的雙腿蕩下來，落到地板上，說：「來吧，我們去看看貝漢。」劇作家布蘭登·貝漢住的地方跟這裡隔著兩條街。當時是上午十點左右，我們到貝漢家時，他很清醒。我們坐在那裡談論（還能談什麼呢？）皇家宮廷劇院、瓊·利特爾伍德的劇院。這些談話都很理智，都是戲劇方面的行家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