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件很奇怪的事情，外部力量改變了你對自己想法的看法——而不是你的想法自己發生了改變。你某天早晨醒過來，突然想到：天哪，我以前是那樣想的，不是嗎？——但你幾乎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這種過程一再發生，無論那是你的想法，還是信念。
那份思想包已經變得稀薄、浮泛、膚淺，最重要的是，它已經被炸得四分五裂，那是來自法國大革命和啟蒙時期的碎片，來自克倫威爾時期或工業革命時期的殘羹冷炙，來自馬克思或列寧的信仰教條。我清楚地知道我卸下宗教和上帝的包裹的時刻：那是我母親因為她的孩子迷上了聖母瑪利亞（這是必然會發生的事情）而沮喪的時候，她向我舉出一長串羅馬天主教徒幹過的壞事，但所有那些事情，新教徒的行為都可以與之媲美。我還記得，當我一舉卸下了肩上又癢又不舒服的宗教重擔，進入無神論的英勇的禁慾主義時，我感到多麼的輕鬆。我知道，我之所以會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包裹，並沒有比這更深刻的原因：我在南羅得西亞遇到的共產主義者跟我讀過同樣的書，都熱愛文學，而且在我認識的人當中，只有他們理所當然地認為白人的統治要完蛋了。但如果我出生在另一個地方，另一個時間，我會同樣輕易地接受當時當地的正確「包裹」。
還要提一件事情。我在寫這本書的過程中遇到了一些事情，它們不符合思想包裡的教條。我討厭「靈感」這個詞，別人聲稱的那種上升的體驗，我一概持懷疑態度；但我寫過一些自己沒經歷過的事情，但後來成了真的。我不想列舉這些事情，因為人們的獵奇心總是如饑似渴，任何平白的敘述都會被誇張成一整套宇宙論。
很多作家有過這樣的經歷：他們虛構的事件或想法後來變成了現實。那些抱定一個「思想包」、把它當作看待世界的惟一方式的人，為了讓他們徹底相信我在胡言亂語，我要說：我認為，在我們的思維的邊界外面，包裹著一種思維或存在的岩層。它像是一個波段，在我們的思維水平之外，但有時會滲透到我們的思維中。作家們經常沿著這個岩層馳騁，也許每次只有片刻的時光。我相信它可以解釋這種現象：有時候，幾個作家同時想到同一個主題、標題或想法，每個人都相信自己的想法是獨特的，原生的，別人不可能想到過。我不止一次遇到過這種情況。就在我們身邊的某個地方，存在著一個思想的海洋，它有著更精微的波紋，無論狂妄自大的唯物主義者們怎樣否認它，我們都會感受到它。
我認為事情彷彿是這樣的：我寫《金色筆記》時，我完全到達了一整套理念、思想和感受的譜系的邊界。原來被我視為「不可能」、「反動」而被我排除在外的世界包圍著我，不斷擠進來，宣告它們的存在。
我開始了對另外一種完全不同的事物的系統化研究。我不知道該從哪裡下手，也不知道該怎麼做。那個被排除的世界在我們的文化中的代表都是一些不太可信的做法和信仰，比如降神會，占星術、算命等等，因此我一次又一次被推開，但始終沒有放棄，沿著我能找到的每條線索探尋：書中的一條註解，偶然聽來的東西，收音機裡的議論。例如，葉芝領我進入了「金色曙光」，但布拉瓦斯基夫人和阿萊斯特又把我帶了出來。我知道，魔法、神秘和怪誕行為不是我要尋找的東西。這段經歷持續了幾個月，與我的日常生活並行；我找不到可以跟我討論這些事情的人，因為我認識的人都緊緊抓住那團思想包，左翼人士如此，甚至右翼人士也是如此。我在《四門城》中通過瑪莎描寫了這次探尋，但那是經過縮減、淨化和簡化的版本——你不能把生活不加修整地放進小說，如果你不想讓讀者打著哈欠把書扔到一邊的話。我又陷入了當我還是個小女孩時的境地：不能說出自己的想法。
我立刻被一個基本的、高於一切的事實驚呆了：存在著一個我一無所知的理念和信仰的世界，我幾乎沒有聽說過它，更沒有人認真地向我介紹過它。儘管我沒有獲得很好的教育，但我的閱讀十分廣泛，我趕上了知識發酵的時代，見識了形形色色的人，但從來沒有一點蛛絲馬跡向我暗示過我此刻剛剛發現的東西——如果把南羅得西亞共產主義小組最後的令人噁心的「靈性主義」階段排除在外的話。
當時，我們的教育和文化對東方的偉大宗教和偉大靈性傳統談論得很少，連竊竊私語都算不上。我們自己的文化核心裡面有基督教的內在靈性傳統，有聖十字約翰、諾裡奇的朱麗安嬤嬤這樣的作家，還有《未知的雲霧》這樣的書，但這些都是罕見的個別現象。他們具有獨特的氣質稟賦，我認為，具有這類稟賦的人非常罕見，而且往往只有信教的人才知道他們。
這是一種缺失，它存在於我們的教育的核心（當時絕對是這樣，現在已經略有改觀）。我認為，這種缺失導致我們的年輕人在西方的洋洋自得、高傲淺陋的智識主義中長大。當他們與東方傳統相遇時，他們毫無抵抗能力，即便他們遇到的只是東方傳統中最低劣的形式。六十年代，曙光初現，我們一再看到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突然拜伏在江湖庸醫、古魯[古魯：對印度靈修大師的稱謂。]和各種秘密宗派門下，讓他們的父母無比震驚，陷入絕望。但之所以會這樣，是因為這些年輕人頭腦中的這片區域是無人開墾過的，任何陳年的種子灑下去都能生根發芽，就像我在小說《傑克·奧克尼的誘惑》裡寫的那樣。
我首先閱讀了佛教的各種傳統的書。佛教很快就會吸引很多人，直到今天仍然如此。（而當時我們幾乎沒聽說過。在六十年代之前，我們思想上存在著絕對普遍的無知和僵化，很難把這種狀態向今天的人描述出來。）佛教對強悍好戰的西方很有吸引力。然後我開始瞭解印度教的方方面面。我喜歡印度教，因為它是多神教，有很多形態。它就像羅馬天主教，把它遇到的文化中的各種神和聖人吸收進來。但我不是印度人。我知道，這對很多人而言根本不是障礙，越來越多的西方人在印度和其他地區靈修所裡纏上腰布、戴起紗麗、在眉心點上紅點。
我當時讀了東方的所有偉大經典——《吠陀》、《薄伽梵歌》以及各類禪宗典籍——我從中尋找信息，非常享受，非常愉快，但最重要的，是我希望從中獲得指引。但我總是從什麼門進來，又從什麼門出去。然而，一個事實從我的一切努力中浮現出來，這是一個基本的事實：在這種探求中，人需要導師。沒有導師，就沒有嚮導，你也許注定會遇上麻煩。在各種聲音、各條道路匯成的海洋中，這是我惟一牢牢抓住的想法；但到了後來，這一點早就不再是理論上的假設，因為後來有好多年，我親眼看到一些衝動的人在這些危險的領域探索，但沒有嚮導，結果陷入各種哀痛，暫時或永久地發瘋更成為家常便飯。
西方人最引以為豪的品質，就是我們的獨立性。直到我挑戰自己的獨立性之前，我根本沒有意識到這一點。讓西方人放棄原有的自我依靠，這很困難，尤其是當你視獨立性為自己的生命的時候：你曾捍衛過它、為它奮鬥，暫時失去它時，你掙扎著把它奪回來——就像你成長為共產主義者時所經歷的一切。如果你是女人，放棄自我依憑就更加困難，因為你承受著巨大的壓力，尤其是內在的壓力，情感的壓力。它們比外部壓力陰狠得多。
五十年代後期、六十年代早期，「古魯」伸出的援助之手不具有足夠的說服力，讓人們交出自己。我確實嘗試過一次，部分地出於好奇心。我坐在古魯的當地代表面前，他傳授給我的東西相當於精神療法，非常初級的精神療法，以至於讓我回想起薩斯曼太太而心生欽佩。精神療法在當時是非常「炫的」，「潮的」（這些字眼也剛剛進入人們的語彙），跟我們今天的情況大不相同，現在你認識的每兩個人裡面就有一個咨詢師，尤其是那些（我忍不住要說）有過極其痛苦的情感經歷的人。
我決定讓自己耳聰目明，保持清醒，並繼續我的探尋。與此同時，關於我自己的一個讓人不快的事實（這是我即將發現的眾多事實中的第一個）叩響了我的房門。我研究的那些「途徑」或「道路」，有時被稱作「規訓」。而我毫無規訓（是的，我太誇張了，那些日子，這個事實的嚴重程度把我給壓垮了），除了在一件事情上：我的確非常自律地讓自己每天工作，我知道，有些人覺得做到這一點很困難。我能夠調整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模式來適應我兒子，可以說，我生活的中心永遠是他的需要、他的模式：學校，假期，上學，放學。但其他方面呢？好吧，我冷靜地打量自己，我在其他方面毫無自律可言。
食物在我的頭腦裡盤旋：這個東西我要吃，還是不要吃。在我們這個豐足的時代，這幾乎算不上反常，但我越來越意識到我在想這個問題上花了太多時間。另外，你也許在節食，但如果你是個好廚師，喜歡給別人做大餐，你仍然會花很多時間琢磨吃的東西。
我已經不像那個短暫的時期那樣喝很多酒了，但紅酒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可不能說我很克制自己。
我每天抽五六十隻煙。我根本想不到，過不了多久，我會突然有一天再也不抽煙了。
（到那時為止，我研究過的所有靈修之路都認為禁慾是必須的。）
我的體型已經走了樣，但不是太嚴重，我知道這一點。但我拿定主意，我至少應該開始晨練，從那之後就一直堅持了下來。我當然也意識到了其中隱藏的陳詞濫調的想法：活動活動筋骨，心想，興許這也是通往更高的靈性事物的階梯。
一個念頭開始困擾我：自從告別了童年時代，我的行為，我的「生活方式」，放在歷史上的任何其他時代，都會被描述為腐化的、頹廢的，甚至是墮落的。但這種行為方式曾經是我賴以生存的立足之地，是我經過了艱難的鬥爭才贏得並保持的，我真的覺得它定義了我。（也定義了我們整整一代人。）但問題是，當天平過於向另一端傾斜時（經常可以看到這種情況，天平從一端擺向另一端），也會帶來危害，跟最偏狹、最貧瘠的清教主義的危害相反的另一種危害。如果有那麼多人沿著性自由和其他自由的方向走了那麼遠，那麼天平的指針一定已經進入了放縱的領域……這些想法和其他類似的想法都讓我吃不消，而且跟往常一樣，我找不到人一起討論這些想法。於是我乾脆把它們推開，留到以後去想。
我當時對「靈性探尋」和「靈修道路」的看法，現在回想起來讓我覺得難受、難堪。但我知道，我是我們的文化的孩子，不能指望我當時能夠做得更好，我是很多人中的一個。
我們這些西方人，被西方價值所浸透，期待得到所有的東西。我們被允諾了一切，有些允諾是大聲的、公開的，有些是隱含的。我們相信，我們配得上擁有任何東西。當有人告訴我們，那裡藏著誘人的東西，那裡有一個巨大的寶藏，我們的反應立刻就是：必須得到它。彷彿那是我們的權利。當我得知存在著另一個世界（靈性世界，用「靈性」這個詞讓我覺得很吃力，因為這個詞已經被嚴重貶低）時，我產生了兩種強烈的反應。一個反應是對我們自己的文化的輕蔑，因為它居然對另一個世界一無所知——但我很容易產生輕蔑的情緒，我當時還遠遠沒有認識到這一點。第二種反應是強烈的攫取的慾望，帶著隱秘的亢奮。那是貪婪，但我當時並不知道，還認為那是一種值得稱道的反應。我擁抱著自己，暗暗說著「給我吧，給我吧」。然而比「給我吧」更糟的是「我要幹這個，我要實現它。我一定要。」
很多人都有過這樣的經歷：沿著一條「靈修之路」走下去，回首自己最初的幾步，感到很羞愧，後悔自己當時居然有那麼錯誤的想法。
寫到這裡我遇到了一個真正的難題。從這以後（就是從五十年代末之後），我生活中有一條干流真正佔據了我的思想，比其他任何河道都深。只有少數人能夠理解，因為他們有過相似的經歷，而大部分人對這部分內容都不會感興趣，或者會覺得枯燥無味。因此我乾脆這樣說：這曾是我的真實生活。
伊德裡斯·沙赫在《蘇非派》裡提到了一個蘇非派的小故事。我當時還沒跟蘇非派相遇。
有一個人被禁閉在一座島上，但他不知道自己是被禁閉在這裡的囚徒，不知道囚徒生活之外還有其他生活。一位營救者來幫助他逃跑，但他說：「哦，謝謝，謝謝，我會來的，但我必須把我的那堆捲心菜帶上。」
第一次讀到這個故事時，我想，我永遠也不會蠢到要帶上一堆捲心菜——但是，唉，那堆捲心菜可不是那麼容易擺脫的。那些日子，我太喜歡講這種話了：「我當然永遠也不會蠢到……」。這涉及到我的另一個難題。如果你擅長做一件事情，你就會無意識到假定你也能做好其他事情；如果你在一個領域取得了成功，你就會認為你的成功在另一個領域裡也「算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