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為這部小說只有一個主題的不僅僅是女人。女人們宣稱我是她們的人，她們在小說中對除了自己的進程表之外的一切視而不見；同時我也收很多信，有男人寫的，也有女人寫的，信中談論的是政治（政治已經飛快地消退成歷史）和癲狂。六十年代的思潮已經出現在我們身上：把癲狂浪漫化。一個人「精神崩潰」之後獲得了對自己和時代的更深刻的理解，這種主題是很典型的六十年代口味。羅尼·蘭恩和他的助手們當時就在前方，人們認為是他們引入了「癲狂」這個主題，他們是這個主題的發現者，始作俑者。但我覺得奇怪。五十年代，一個叫赫米·卡普蘭的人寫了一本書，叫做《精神疾病患者的內在世界》。這是一本很精彩的書，充滿了人道精神，風格典雅，思路平衡中正。書中剖析了二十世紀和之前的幾個世紀的瘋狂病例。我相信很多人讀過這本書，從中受到了啟發，但沒有公開承認。我們經常看到這類情況：人們承認他們的靈感的所有來源，但惟獨不承認那個最重要的來源。我認為，這並不是因為他們不願意感謝應該被感謝的人，而是因為靈感發生時的印象極其強烈，以至於受到激發的人把靈感的來源當成了自己的一部分，他很難說：「那個是外來的刺激，而現在這是我的起點。」
也有男人寫信給我，談到兩性戰爭，表達對《金色筆記》的讚賞。男人寫來的探討《金色筆記》的信一直沒有間斷過。年復一年，我還是會收到這樣的信：「我發現了《金色筆記》，我把它送給了我的妻子/女朋友/女兒。」最近一封來自墨西哥的信寫道：「我剛剛讀完《金色筆記》。我以前從來不知道，女人除了談論男人和孩子還談論其他事情，我把它送給了我的妻子。」
愛德華·湯普森從左翼的立場批評了《金色筆記》，我的回信是最好的說明：
親愛的愛德華：
非常感謝你的來信——你不僅打了電話，還寫了信，真是太好了。
考慮到我們的脾氣，進行這種爭論（尤其是在信裡）可能是危險的。
1.我不理解，為什麼每個人都把《金》描述成主觀主義的——把主觀的態度客觀化，並把它們跟社會聯繫起來——或者認為那是我的意圖。
2.關於《新左評論》的歷史。不，愛德華，《金》不是對實際情況的精確描述，但這個問題可以拋開不提了。
3.我想，也許可以借助一個類比幫助你理解像我這樣的人對歐洲的感受：我像是叢林中跑出來的動物，被明亮的街燈弄得頭暈目眩。像我一樣在那種環境中長大的人必然會以局外人的眼光打量歐洲。
4.不，親愛的愛德華，我在書中虛構的那些評論不是從蘇聯報紙上抄來的。這似乎難以置信，但它們都是我杜撰的。
其實，如果讓我給自己和《金色筆記》寫篇訃告，我會非常刻薄，就像精力充沛的女家庭教師。我會在漂浮在我頭頂的氣球上寫：「這似乎難以置信，但它們都是我瞎編的……」
或者，用更加理論化的語言來說：小說藝術正在死去，我們每個人都迫切地想獲得信息，我們錯誤地相信，關於這個支離破碎的世界的方方面面，我們掌握的知識越多，就越有可能獲得救贖，所以沒有一個人，真的沒有一個人（即便是文人墨客，那些本應該對小說本身感興趣的人）按照書的本來面目去讀它。人們閱讀《金色筆記》就像在閱讀一本自傳。棒極了，這真是一個報道的時代。
我親愛的愛德華，《金色筆記》是一本精心建構的小說，它的要點是各部分之間的關係。這本小說寫的是這個時代造就的知性和情感態度——人們現在持有的態度——以及人們之間的關係。
你管它叫「主觀主義」吧，這無異於在坦白：你沒讀過這本書……
送去我對你們兩人的愛，讓我們做朋友。你們一定要來看我。
我願意跟你的朋友湯姆見面。他是個很好的人。
愛你的，
多麗絲
《金色筆記》有著最離奇的經歷。
有些女人告訴我：「我在六十年代讀到《金色筆記》，它改變了我的生活。我女兒現在在讀這本書，我的孫女也在讀。」
「一本書改變了一個人的生活」云云，只意味著那個人已經做好了改變的準備，而那本書只是輕輕推了她一下。
有一次在裡約，我坐在賓館開在人行道上的咖啡廊，就像人們在南方經常做的那樣。有些姑娘從貧民區跑來，坐在這裡，有時候坐上一整天，只叫一杯咖啡或果汁。她們穿著價格不菲的得體的裙子，暫時（一個星期左右）脫離了骯髒和貧困。服務生們容忍她們，她們如果找到了一個主顧（但這並不是常有的事兒），他們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姑娘太多，主顧太少。兩個姑娘坐在離我不遠的座位上，其中一個向我喊話：「我的朋友想告訴你一件事情。她不會說英語。她愛你。」其實她想說的是她愛《金色筆記》。那本書究竟是怎樣不遠萬里，來到了這個世界上最窮的貧民窟的？我非常感動，心中充滿感激之情。
《金色筆記》在中國出版兩次，每次八萬冊。相對於中國的人口，這只是個小數目，對於我們卻是很大的印量。每次出版都在幾天之內銷售一空，都是女人在買，因為在中國，人們也把它看成一本給女人看的書。女人在那裡的生活很艱難，我很高興這本書能對她們有所幫助，並不介意她們是否知道這本書的「真正」意圖。
但那是在中國。在美國和英國，我確實反對女權主義者把我的書霸佔為她們的財產，因為我也經常收到這樣的信：「我在大學時代沒有讀你的小說，因為女權主義者衝我說：離遠點。但後來，我讀了你的書，發現它們並不僅僅是寫給女人的。」
如今四十年過去了，這本曾經讓出版社和評論者心煩意亂的有爭議的書變成了某種經典，被人們想當然地接受了。一天，一群在倫敦上學的十六歲的孩子告訴我，他們的老師說，他們一定得讀一下《金色筆記》。「我們喜歡它」，他們說。
我還遇到過一個來自東歐的年輕女人，當時我剛剛做完一個講座。她告訴我，她和她的朋友們在讀《金色筆記》，「非常迷人，所有那些舊時光……。」
我有時聽說，這本書也被列入了歷史課和政治課的閱讀清單，我很高興，因為這恰恰是我最初的意圖：我想寫的是一部記錄時代的編年史。這也恰恰是這本書的價值所在——如果它沒有被歲月所淹沒。因為我確實認為，無論這本書有多少妙筆和敗筆，它都是一份誠實、真實、可靠的敘述，敘述了我們當時的狀況。現在不可能有人寫這樣一本書，因為一部小說的誕生必須有其特定母體，那是一種氛圍、感受或思想。如今那一切都顯得十分遙遠，難以相信它們真的發生過，「所有那些舊時光」。
現在說說《金色筆記》的諸多命運中最怪誕的一種：它被當成解構主義的文本。這本書直接來自我無數的血汗和淚水，難道僅僅是一場小小的智力遊戲？除了大笑一場，你實在無可奈何。
寫作《金色筆記》的過程改變了我。寫任何一本書都會改變你——你只要想一想，就知道事情必然如此。從最低的層面上講，如果你對著一個主題苦思冥想，跟那個主題有關的信息和洞見就會從各個角落紛至沓來：相關的書進入你的生活，你從收音機裡面、從朋友的聊天裡、從電視上聽到跟它有關的東西。這是事實，是真的，它保證會發生——沒有「科學的」解釋，暫時還沒有。但我在說的還不是這種信息向你迅速聚集的現象。寫作《金色筆記》更深地改變了我的思想方式，而不是我的思想。當我開始動筆的時候，儘管我已經拋開了共產主義的思想，但共產主義的思維定勢還在。那套定勢不僅限制著共產主義者和前共產主義者，很多從來都不是共產主義者、甚至也不是社會主義者的人也擁有這種思維特點。五十年代結束前，我一直閱讀「資本主義報紙」的主要文章，那些都是無可挑剔的保守派文章，但用的全是共產主義的套話：堅實的步伐、矛盾、示威、對立的統一、階級戰爭，諸如此類。我們觀察到不斷重複的過程：一小撮被排斥、甚至被放逐的人的思路慢慢地擴散，起起落落，四處傳播，最後變成「思潮」的一部分。
幾十年來，我們的社會中始終存在著被我稱為「思想包」的東西，它們廣泛流行，被普遍地接受。在我們的西方教育中成長起來的每個年輕人都被灌輸了這一整包東西，以為這是惟一可能的思想。現在的情況已經沒有以前那麼嚴重了，因為後來被排擠的少數派的思想已經滲透其中。這個思想包裡面的第一條是馬克思主義，五十七種馬克思主義流派中的一種，即便當它改頭換面，人們已經不認為它是馬克思主義了，它其實仍然是。第二條是大家都相信，人類社會注定會在各個方面變得更好，尤其是物質方面。物質上的日益豐足是每個人的未來，汽車、冰箱、舒適和保障只會越來越多，世界上每個人都站在一架上升的電梯上。（但這種信心現在已經不那麼有說服力了。）這是物質主義，每口鍋裡都有一隻雞——美國艱難時期的政治口號，取代了「天空掉餡餅」。每口鍋裡都有一隻雞，到處都有雞吃——但到了今天，這一點似乎跟以前一樣遙不可及。最後一點，思想包裡面最龐大的術語：哲學上的物質主義，上帝死了、科學為王的物質主義。
如果你不接受這最後一條——它跟以前一樣巋然不動——就會有人居高臨下地教訓你，認為你智力低下而且軟弱。當一個人說「我真不明白那些信上帝的人」時，他/她總帶著或隱或現的譏笑神氣。他們甚至會說：「那是些沒有受過教育的人，肯定是。」在他們看來，上帝不過是那些沒有勇氣面對消亡的人為了抵擋永恆的恐懼而投靠的保險政策。然而，這些帶著輕蔑的神氣自我吹噓的人似乎從來也沒想一想：那些相信上帝的人不僅相信天堂的存在，也相信地獄之火和各種痛苦的天譴。比如，穆斯林和基督教的極端教派。這種信仰難道不可以被視為勇氣，而不是懦弱嗎？瞧不起信仰上帝的人，這是很多人會經歷的階段。我經歷過，我記得我當時的自鳴得意，也記得經過深思熟慮獲得了自己的想法，並且把它說出來時的感受。
思想包中有些必要的附加條款：南非是邪惡的暴政國家（這一點是對的），只能終結於一場血戰，也就是「長刀之夜」（這是錯的）。人們很快就會用同樣的目光看待南羅得西亞。美國是世界的頭號敵人，是比蘇聯還要邪惡的暴政——儘管我們對美國的瞭解已經那麼多，這種觀點仍然在很多人腦海中佔據著神聖的位置。對我們自己的國家（英國）的蔑視——我當時深深地感覺到，那是一種沒有經過反思的情緒——反映在我們對英國每樣事物絮絮叨叨的詆毀中，它是「英國是最好的」這種意識的另一面。人們想當然地認為，真正的政治發生在別處，因為真正的政治意味著動盪、暴力、暴動和革命，但那時候的英國不喜歡那類事情：我們是和平的、沒有暴力傾向的種族，我們相信通過投票來解決問題（真讓人瞧不起），而且我們不喜歡極端的觀點。其他地方只要有一點革命的跡象，哪怕只是一起騷亂，英國的「行動主義者們」只要負擔得起，就會動身前往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或者是去巴黎參與那些激動人心的時刻。
《金色筆記》完成之際，我也通過寫作走出了我的思想包，但並不是說，我在寫完最後一個句子時，高聲呼喊：「尤里卡，我終於找到了！」我注意到自己的變化，是在跟其他人在一起的時候。他們有些是我的同志或前同志，還有些只能算是政治觀點相去不太遠的普通朋友。他們散發著自鳴得意的神氣，幾乎可以說是自高自大，因為他們擁有那一套「思想包」。如果你相信持續的進步和物質增長的自動扶梯，就證明你懷著良好的意願和對人類的關心；如果你把上帝從窗口扔了出去，獨自面對冰冷的宇宙，就說明你非常勇敢、不屈不撓。相信革命就意味著你非常英勇——尤其當你暗暗幻想自己頂住了酷刑、在集中營裡倖存下來的時候。
我可以肯定，世界上沒有一個共產主義者不曾幻想自己為嚴刑拷打、監禁和勞動營做好了準備，即便在根本沒有革命趨勢的國家裡，他們也這樣幻想。「你必須明白一件事情，調查員同志，」共產主義者用挖苦的腔調說，「我們都知道，在和藹可親的訊問員之後，審問我的會是一個下流的迫害狂。但你們忘了，我們生活在信息自由的國家。是的，我當然屈打成招。每個人都知道，沒有誰能承受得了酷刑。但你們好像沒有意識到，在這個國家之外，沒有人會相信我有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知道你們（蘇聯、中國等等]在怎樣刑訊逼供。真的，你們不應該這麼天真，這麼無知。」如果這種幻想在幾百萬人的頭腦裡上演，會對普遍意識產生什麼樣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