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旅行中令人痛苦的部分是去見我所有的老同志，赤色分子們。關於你生活其中的社會，你的看法跟你周圍的人不一樣，你冷靜地、清醒地保留自己的看法，不恐慌，不怨懟……唉，這是不可能的。在以前的南羅得西亞，在赤色分子和黑鬼熱愛者出現之前，有一兩個人做到了，其中之一是詩人阿瑟·謝利·克裡普斯，宗教信仰支撐著他，但總的來說是不可能做到的。八年過去了。冷戰局勢依然很緊張，而且因為國民議會在北方的出現，白人的態度更強硬了。
我發現我的老朋友們開始恐慌，開始酗酒，或者走向自己的反面，開始以他們不久前還蔑視的方式為白人的文明辯護。還有些人精神崩潰了。所有這些人都曾經靠遠在俄國的美麗而真實的烏托邦支撐著，但他們剛剛讀了《觀察家》刊登的赫魯曉夫講話全文。他們憤怒，不肯相信，充滿怨恨。我在礦區小鎮或者是布拉瓦約[布拉瓦約（Bulawayo）：南羅得西亞西南部城市。]和索爾茲伯裡的房子裡跟一些小團體和孤軍奮戰的人見了面，他們陷入絕望，整個心都碎了。有一件事情我卻不能對他們說：「不僅赫魯曉夫講到的那些都是真的，真正的實情比他說的還要糟糕一百倍。」「是的，那是真的。」我只能這樣說，「是的，恐怕真是那樣，赫魯曉夫講的是實話。」
我知道我正在目睹自己生活的另一種可能：如果我仍然留在第一次婚姻中，在那個社會中做一位公務員的妻子，我就會變成什麼樣子。我會變成酒鬼，會精神崩潰，在最好的情況下也會變成一個滿腹怨恨的神經質的人。
我見到了我弟弟，他住在馬蘭德拉斯[馬蘭德拉斯（Marandellas）：津巴布韋城市馬龍德拉的舊稱。]，我在他的房子裡住了兩天。我們都很不自在。他在接待這位腦子壞掉的黑鬼熱愛者，她寫了些很不公正的書。而我跟一個甚至不能用「反動」來形容的男人呆在一起，因為他對一切話題的態度都很極端，像漫畫一樣。
一天下午我去看了我媽媽，她住在她的老朋友科爾伯恩太太那裡。我們以我們慣有的禮貌見了面，表面的禮節下面是悲傷的世界。
我去見馬爾文勳爵，那個著名聯邦的領導人。我說我想去北羅得西亞和尼亞薩蘭，加菲爾德·托德已經告誡我必須先獲得批准。他說：「你想去多久？」我說一個多星期，他說：「我猜你在一個多星期裡不會給我們造成很多危害。」我當時仍然不知道他八年前就已經禁止我進入南羅得西亞了。
所有這些事情都帶著一種魅力，都有一種業餘性：這是因為我是白人。如果我是黑人，南非的特工部門就會不帶一絲尷尬地把我驅逐出境。如果我是黑人，以我的思想，我就會逃亡，東躲西藏，就會像國民議會的人那樣，有時候扮成家僕。
這次旅行中最快樂的部分是隻身一人開車行駛在灌木叢中，幾個小時，絕對孤身一人。公路上只有我，不時停下來，只為了坐在曠野的邊緣，凝視廣袤的天空。有一次，我開車經過正在修建的卡裡巴大壩北邊的一條公路，看到路邊停著一輛車，像是拋錨了。車裡坐著兩個美國人類學家，我頭天晚上在索爾茲伯裡見過他們。我能幫上忙嗎？我問。他們面色蒼白，渾身顫抖，極度緊張。怎麼了？到處只有曠野，他們說。他們受不了，看它都讓他們忍受不了。我站在他們身邊，他們縮在前座上，我望著宏偉廣袤的空間和上方高遠的藍天，我問他們怕什麼。但對他們來說，那是一片危險四伏的荒野。他們求我允許他們跟著我的車，這樣他們就不至於是路上唯一的一輛車了。他們真的跟著我，一直開到往卡裡巴方向去的岔路，他們可憐巴巴地衝我微笑、揮手，然後緩慢地獨自向前行駛。
我在那次旅行中駛過一處我見過的最美的森林——喬木高大莊嚴，黃草潔淨，動物和鳥兒隨處可見，甚至還有大象，因為我在一座小山上很近地看到它們。三十年後，一切都消失了，森林不見了，只剩下樹的殘骸和風化的土地。
前往北羅得西亞讓我很興奮，並不完全因為當時正在發生「騷亂」。那些日子，只有非去不可的人才去那裡——比如礦井工程師，公務員和去那裡找工作的礦工。北羅得西亞是銅礦帶，而盧薩卡[盧薩卡（Lusaka）：贊比亞首都。]無足輕重。當時跟現在一樣，大多數黑人都住在鎮上，而不是住在叢林中的村莊裡，這一點跟當時的南羅得西亞和今天的津巴布韋不同，津巴布韋今天的大部分人口仍然是鄉村居民。北羅得西亞人嗜酒，這裡是個粗野的地方，就像城市版的蠻荒西部。去往盧薩卡的一小時的空中飛行，就是從一個現代的、發達的國家飛回一個落後國家。
整個北羅得西亞都在沸騰，人們在暴動，向汽車裡的白人扔石頭，放火燒一些小建築——沒有權力的人民的可憐武器。以前（三四十年代），出現在新聞裡的公眾人物是羅伊·韋倫斯基，他是礦工——白人礦工——的工會領袖。他不停地聒噪，殘暴地反對黑人。他的聒噪富有成效。南羅得西亞的白人們認為他是「一塊未經打磨的鑽石」。近來為了順應時代潮流，他降低了種族主義的調門，但黑人仍然不信任他，仇恨他。他已經被任命為北羅得西亞的首相，是聯邦的頂樑柱之一。任命之舉是徹頭徹尾的蠢行，今天想起來仍然讓人感到不可思議。彷彿當局在特意對黑人說：你們想的完全正確；聯邦就意味著要把你們交給痛恨黑人的人，不光要交給南羅得西亞，而且要交給你們本地最有名的仇視黑人者：韋倫斯基。
我四處轉了一大圈，所有的經歷都寫在《回家》裡。有三件事情仍然停留在我腦海裡。一件事情是去走訪非洲國民議會總部，那是位於郊外的一棟小磚房。卡翁達在前室，他是個學者式的人物，百分之百的知識分子，坐在那裡讀《新政治家》。後院裡聚集了一小群人，在那裡歡迎亨利·恩孔布拉，當時的議會領袖。他剛剛去勘察了湯加河回來，當時為了給巨大的卡裡巴水壩讓路，湯加河被迫改道，從自己的土地上遷移。湯加在當時是一個重要的政治議題，被國民議會當成控訴白人的理由。但國民議會一旦掌權，就再也沒有人理會受苦受難的湯加地區。我當時還是個十分感情用事的人，被他們的奔走呼告所打動。亨利·恩孔布拉在叢林中呆了幾天，四處躲避警察，幾乎難以成眠。他風塵僕僕地回來，看到一群人在院子裡，於是站上箱子，向眾人演說。他是個無與倫比的演說家。而他的副手卡翁達仍然穿著襯衫坐在那裡，閱讀。
另一件事是：在恩多拉，銅礦帶上的一個鎮子，他們為我開了個派對。我是派對的主菜。很難說，這對他們來說不是一種五味雜陳的快意。一方面，我是個作家，是個名人，他們難得遇上這種讓人興奮的東西；但另一方面，我是眾所周知的同情黑人者、赤色分子、敵人。整個晚上我都是令人作嘔的種族歧視言論的靶子。這些人覺得受到了威脅，因為黑人不再像以前那樣服從，黑人向他們的車上扔石頭，大喊著侮辱他們。他們整個晚上都在用蔑視、敵意和報復的言辭為自己辯護。如果他們能夠用最讓人難受的東西慢慢殺死我，他們一定會這麼做。
同時，他們整個晚上又在聽艾薩·凱特的唱片，多愁善感地跟著唱。他們喜歡艾薩·凱特，棕色蜜糖，小黑兔子；他們怎麼也聽不厭。噢，我的同胞，我的白人同胞，我多討厭你們，你們是多麼齷齪的一群人——那是在你們的種族神經被觸到的時候，因為你們在其他時候都風度迷人，像其他人一樣。那天晚上參加派對的都是些什麼人？有礦場的經理和資深工程師，還有大礦產公司的代表們，英裔美國人和羅得西亞精選信託公司的人。男人比女人多，因為女人在銅礦帶總是比較稀缺。我呆在那裡的那段時間，渾身都沸騰著憤怒的能量。銅礦帶有一種原始的狂暴的能量，恨一樣東西也讓會你充滿能量。
現在講講第三件事。從恩多拉飛往盧薩卡的飛機上，我旁邊坐著一位讓人喜歡的年輕人，他是個警察——真難以置信。他來銅礦帶短暫地執行公務，現在乘飛機回到他的媽媽和妹妹那裡，他跟她們住在一起。他跟我談起他養的小鴿子和兔子。他說我應該跟他一起去見他的媽媽和妹妹。他說我們應該結婚，我們會相處得很好。想想看，這段飛行總共不超過一個小時。我大吃一驚，深受震動。年輕漂亮的女人習慣於聽到一些隨隨便便的求婚。愛情是另外一回事，愛情的邀請不會讓人吃驚，不需要提前通知。但結婚？年輕的時候——但那是戰爭年代——不止一次，我跟其他女人坐在一起，我們為男人求婚時的隨隨便便的方式感到驚歎（不是那種舒心的驚歎）。但我認為這個年輕人相當明白事理。他沒有喝醉，也沒有處在任何興奮劑（也許除了夢想）引發的激動裡。他從未離開過北羅得西亞。然而這裡，雲端之上，身邊坐著這樣一個女人；一位記者，她這樣說自己。她住在倫敦。這個甜蜜的年輕人——他比我年輕十歲——陷入了某種夢境。他妹妹買的女性雜誌上的人物來到他面前，在飛機上，坐在他身邊。當她離開機場，向他揮手道別時，他一臉的失落，就像我們從心靈所渴望的夢中醒來，發現手臂之間空空如也。
這是一起非常古怪的小小事件，或者說「偶然事件」，實在太離奇，我始終無法忘記。我仔細揣摩它，讓它過去，但又回到這件事情上來，並把它跟同類事件拼在一起。任何年輕女人——即便是吸引力微乎其微的年輕女人——都很難把這類事情從腦海裡輕易打發掉，認為它們毫無意義。但最後我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有些女人就像空白的屏幕，人們（不僅僅限於男人）會往她們身上投射一些形象。這些女人不一定很美，甚至不一定漂亮。她們可能非常普通。但她們一生中中總會吸引到各種各樣的邀約和主動的贈與。如果她們認為這些邀約和贈與都應歸功於她們的個人魅力，那就錯了。我以前經常認為，嗯，我們都是很好的聽眾，也許這就是原因所在。我曾經在私底下不動聲色地在跟我同齡的女人中間做了個調查。有些女人看著我，準備揶揄我：你在說什麼？而有些女人立刻就明白我在說什麼。
我回倫敦沒多久就接到一個電話，我經常會接到的那種電話：你沒有全力以赴。北羅得西亞國民議會的領袖們當時在倫敦。如果他們留在北羅得西亞，他們就會被關進監獄。他們的錢很少，生活得很貧困，能不能拜託我請他們來做客，關照他們，讓他們至少可以時常吃上一頓像樣的飯。這就是為什麼有幾個月，一周兩三次，我的公寓裡會出現一群各色各樣的黑人流放者，聚集在我的大起居室裡。這群人中最重要的人物是亨利·恩孔布拉，運動的領袖。如今，這位名噪一時的政治人物已經從人們的視野中消失很久了。他跟當時的很多非洲流亡者一樣，喝酒喝得太厲害。後來，在即將成立的贊比亞，黑人中瀰漫著不肯妥協的情緒，他支持的路線對他們來說太溫和，失去了原有的威望，卡翁達取代了他的位置。他繼續酗酒，把自己給毀了。這很讓人覺得悲哀；他是個非同尋常的好人。那段時間裡，晚上到我這裡來的人並不都來自北羅得西亞。其中有一個名叫奧頓·奇爾瓦的人，來自尼亞薩蘭。他在倫敦當教師，他的班上全是白人小孩。
他每天上午讓他們排好隊，自己坐在椅子上，讓孩子們列隊上前，挨個摸他的頭髮，發出陣陣尖叫。每天必須要舉行這個儀式，否則他的課就會一再被打斷：請問，先生，我可以摸摸你的頭髮嗎？奧頓是個和善、機智的人，但這並沒有讓他免遭恐怖的厄運。另一個常客是巴布·穆罕默德，來自桑給巴爾。他經常早早過來，跟我一起做飯，他的貢獻是大口大口的咖喱鍋，桑給巴爾風味的。還有一些人，但我不記得他們的名字了。這些人不知道他們很快就會掌權。他們命運未卜，精神低落，孤獨地漂泊在倫敦。我回想這段時光，想到他們如此迥異的命運，心情難以平復。奧頓·奇爾瓦要去面對暴君哈斯丁·班達，他在監獄裡度過了很多年，帶著鐐銬，遭受折磨，最後被謀殺了。卡翁達成了贊比亞的第一任黑人總統。邁因扎·喬納，這群人當中大有希望的年輕詩人，滿腦子迷人的理想主義思想，後來成為內政部長，管轄著一些非常惡劣的監獄。他有八個孩子，成為國家的榜樣，因為「孩子太多是壞事」這種想法只是白人的又一陰謀詭計。巴布曾在倫敦的郵局工作，那裡是很多流亡者的避難所，他回到桑給巴爾，英國人以煽動罪在那裡逮捕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