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我會讓他們的錢花得值得。我跟這些俄國人處在矛盾的關係中。沒錯，我是共產黨員，而他們幾乎一點也不知道我對黨懷著怎樣的不滿，已經想要退黨。然而我跟詹姆斯·奧爾德裡奇這類人不一樣，不是「他們的人」——這是俄國人的套語，現在還經常用：某某是「我們的人」——nashe。Nashe，所以是好人。《野草在歌唱》遭到了蘇聯評論家的猛烈抨擊，說它是「弗洛伊德主義的」，還指出了一百處與共產主義不相符的缺陷，內容我已經不記得了。而我的短篇小說是家長式的，缺乏對無產階級的感情。我沒有請示黨組織就直接去找蘇聯人，單單這一舉動就足以證明我嚴重缺乏對革命的理解。
我逕自開始準備行程，相信運氣會來。離動身的日期大約還有一周時，我開始恐慌起來，尤其是每一位同志都在跟我說：這種事情從來就沒有過，現在也不會有。正當我心慌的時候，我收到了莫斯科人民銀行簽發的一張支票，金額好像是一千英鎊（我記不清了）。也許是五百英鎊。那是一大筆錢，除了買機票還能剩下不少。我電話去蘇聯大使館詢問，他們說這筆錢是付給我的版稅。（蘇聯一直在盜版我的書，從來沒付給我版稅——你必須去蘇聯花他們付給你的錢。不少作家這樣做了，去黑海度假，過得像王公，或者說像部長。我從來沒有去過。我覺得，出版商應該付給作者應得的錢，而不是進行感情訛詐：「你知道我們的處境異常艱難，我們相信你願意幫助我們。請到我們這裡來，到莫斯科來取你的錢，把它在我們這裡花掉。」）我沒收到任何書面文件確認這筆錢是版稅。我問他們，我是在為哪家報紙寫文章。他們說，我應該把文章寄給大使館，他們會找報紙來發。
我真正不可饒恕的幼稚在於這一點：我從未想過，我的文章會被「創造性地」翻譯，最後讓中非的情況變得更糟。這個小故事讓人看到，跟蘇聯官僚打交道的人為什麼最後都精神崩潰了，或者不得不辭職。首先，儘管我已經明確告訴他們，我能不能成行完全靠他們了，我還是直到最後一分鐘才拿到錢——去蘇聯旅行的人往往是在動身的頭天晚上、甚至是當天上午才拿到簽證，以便保證讓每個人的焦慮達到最大的限度。其次，他們從未正是告訴我，這些錢付的是哪些書的版稅。作家的書在蘇聯出版，蘇聯從來不告訴這些作家。有些人從蘇聯旅行回來，告訴我：「我在莫斯科看到你的書在賣。」——而在這之前我根本不知道。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蘇聯出版了我的哪些書，哪些故事。然後，我旅行回來，把那些文章（跟刊登在《論壇報》和歐洲其他左翼報紙上的文章一樣）寄給了他們，他們也沒有告訴我，這些文章刊登在蘇聯的哪些報紙上。
與此同時，另外一件事情發生了：蘇共二十大召開了。任何一個年輕人現在聽到「1956年大會」都不會有所反應，但任何一個從那個時代過來，只要還關心政治的人（不一定是左派）都會記得，那是赫魯曉夫「公開」斯大林的罪行的大會。對共產主義的忠實信徒來說，這種「揭露」的效果就彷彿一顆炸彈，把世界各地的共產黨都炸得分崩離析。世界各地都有人曾經相信（今天仍然有很少一部分人這樣相信），關於蘇聯的一切壞話都是在撒謊，都是資本主義媒體編造出來的，偉人斯大林的偉大傑出的後繼者們所領導的共產主義（當然有過一些「錯誤」），是世界的未來。同志們義憤填膺地拒絕相信這些「揭露」，他們說赫魯曉夫是叛徒，說他已經被美國中情局所收買，或者說他誇大其詞，還有一些人說，如果赫魯曉夫說的是真的，那麼那些罪行一定是某個陰謀集團干的，斯大林毫不知情。
在九十年代寫下這些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讓這些事件發生的氛圍已經消失——我希望它永遠消失了，但讓我們不要輕易相信它不會再來。我在描寫的是群體性的社會精神病症。我是其中的一部分。但事情並不像聽起來那麼一清二楚：各種界限相互滲透。正如阿瑟·庫斯勒曾經說過，每個共產主義者私下裡都有一張個人信念的時間表。當時有少數幾個人因為相反的原因而對二十大感到失望，我是其中之一。這幾個人已經知道，斯大林的罪行比赫魯曉夫披露的要嚴重一千倍。
他為什麼沒有把真相和盤托出？我們這些人私下裡討論這些事情，我們相信，儘管「資本主義媒體」、蘇聯流亡者和當時已經為數眾多的東歐共產主義國家的避難者說的都是真的，但蘇聯內部一定還隱藏著一部分清白的人，他們會在「恰當的時機」站出來，說：「是的，關於我們的各種說法都是真的，但現在我們要讓蘇聯的共產主義重新走上正確的道路。」我這裡用了「相信」這個詞，當時其實是半信半疑，因為伴隨著每一本關於蘇聯的書的出版，每一次跟在蘇聯生活過的人的交談，這種信念在漸漸褪色。慢慢地。共產主義的信仰的消退過程完全等同於墮入情網的人無法讓愛的美夢遠走。現在我知道，我一直以來的心之所繫的都是無稽之談。我不能說，這對我是沉重的打擊，因為我心理上的雞蛋並沒有全部放在那只籃子裡，從來沒有。但我知道有些人為共產主義傾注了一切，全身心地投入其中，為之做出過痛苦的犧牲，只為共產主義的金色未來活著。我周圍到處都有這樣的人在崩潰，或者經歷著痛苦而劇烈的轉變，轉向自己的對立面。這些轉變非常有戲劇性，不久，左派周圍就流行著一句玩笑：共產主義經歷是讓人成為非常成功的商人的最佳教育。
喪失了對蘇聯和共產主義的信仰並不意味著放棄了革命。大家的未曾言明的想法是：革命是拯救我們每個人所必須的。很難說出具體有多長時間，但我得說，革命作為一種教義的基本信條至少又縈繞了大家二十年。也許更長。這種思想是未經言明的：它的正當性無需證明，也不需要清楚地說出來。革命是好的。「社會主義」這種權宜之計是壞的，也是怯懦的可恥象徵，就像把信念寄托在上帝身上。
這曾是（現在依然是？）我們的頭腦和思維結構的一部分。以南非為例。當我產生了關於南非的政治意識時，我二十出頭，我們想當然地認為必須要有一場血洗，「長刀之夜」。同樣，這種想法構成了每個參與者思想中的一個組成部分，根本不需要加以解釋。1992年，當曼德拉和戴克拉克達成一致，「不可避免的血洗」從時間表上消失時，幾十年的政治信念就這樣煙消雲散。
1956年，我又處在我最熟悉的處境裡：除了對少數幾個人，我不能說出我的想法。我當然不能對那些心碎欲絕、因震驚而病倒的同志們說，赫魯曉夫在二十大的表現完全是懦夫的行為，他應該講出全部真相。
我動身之前，黨組織來問我，畫家保羅·霍格思能否與我同行。我並不特別想要這種安排，但同去也無妨。
關於這次旅行我寫了一本薄薄的書，書名叫《回家》。這本書仍然在印發，如果有人感興趣可以找來看。
我在策爾特[見《皮膚之下》——原注。]家住了幾天。我發現，在英格蘭的時候，我身體裡靠近太陽神經叢的某個地方總有個小小的、緊縮的內核，在警醒地抵禦著寒冷和潮濕，從未真正放鬆過。索爾茲伯裡的海拔所具有的舒適乾燥、讓人精力充沛的熱度從骨頭開始，逐漸接管了我的全身，讓我不想著手工作。但我已經事先安排好要去約翰內斯堡，住在布拉姆·費希爾[布拉姆·費希爾也許是南非最知名、最勇敢的共產主義者。他是律師，做過幾年牢。]那裡，他已經安排了一些人跟我見面，並且已經告訴保羅去哪裡才能找到大多數旅行者根本意想不到的景象。當時正值南非禁止它的一切批評者入境的時期。我們曾經開玩笑說，也許我到了南非，就會發現自己又被放回了載我來史穆茲機場的那架飛機裡。這件事情真的發生了。
我事先告訴過保羅：如果我被特工攔住了，那麼他就要裝得不認識我；但當警察把我帶走時，他卻向我揮手，大喊：你去哪兒？我裝作不認識他。英國人長期以來在安全問題上的認識使得他們無法理解，沒有法制的一群人究竟要怎樣生活。共產黨圈子裡當時流行著一個玩笑，如果一個英國共產主義攝影師、記者或藝術家去隨便哪一個專制國家（比如希臘），在該國的共產黨的庇護下旅行，那麼隨著他的行程，身後就會有一串人被捕，被扔進監獄：他的聯繫人，那些勇敢地準備幫助他的人。這種特點絕沒有完全消失。你會在電視上看到接受採訪的人，他們要求匿名，因為害怕被捕或遭到報復。但他們的臉上只有中正一兩英吋的地方被閃亮的光斑遮住，確保節目一播出，他們就會被捕，甚至被謀殺。但記者和電視節目製片人有權利按照他們自己的喜好做事情。
被南非遣返並沒有讓我覺得特別沮喪，因為我跟那個地方沒有多少情感上的聯繫。我被兩個警察帶著，上了我來時乘坐的飛機，飛回去時我一個人坐著，飛機上的人看著我，天知道他們在想像我犯了什麼罪。
回到索爾茲伯裡，我推遲了充當記者的所有任務，記者確實算不上我最喜歡的職業。我坐在陽台上，閒聊。首相辦公室打電話找我，他們說，你不想採訪一下加菲爾德·托德[加菲爾德·托德：1953-1958南羅得西亞總理。]嗎？我沒想過。為什麼要採訪他？我追隨的是完全不同的信息來源。但我還是去了首相辦公室，見到了加菲爾德·托德，一個高大、英俊的男人，像亞伯拉罕·林肯一樣邁著大步走來走去。你可以看出來牆壁和天花板讓他煩躁，他寧願去戶外。我在那裡呆了大約三個小時。像往常一樣，我又處在一個完全錯位的地方。加菲爾德·托德，一位高尚的人，愛上了中非聯邦，愛上了這個完全不顧現實的高尚想法。他說，「我讓你入境……」，或者更進一步，「我向你伸出了手，我的孩子」（他是個傳教士），這是因為他想讓我就南羅得西亞和聯邦寫點漂亮的東西。
外國記者對它的報道總是很糟，他說。他已經告訴宣傳部門的人為我提供一切便利，因為他知道，我一旦「親眼看到」他們做了哪些努力，一定會深受打動，寫出漂亮的文章來。我說我從小在這個國家長大，我對它裡裡外外、前前後後都很瞭解，不可能為它寫出「漂亮的文章」。還有什麼比一個人聽不見、「吸收」不進去的東西更不尋常的？我在感情上不可能把自己從自己長大的土地上排除出去，因此我聽不見他在說什麼。事實上，當我八年前離開南羅得西亞時，馬爾文勳爵（哈金斯博士，家庭醫生）把我列為禁止入境者：「我不允許你讓我的國民煩惱。」但沒有人告訴過我，我已經被禁止入境了。幾周後，當我帶著律師一起去河岸街的羅得西亞樓[羅德西亞樓：現津巴布韋大使館所在處。]時，他們非常尷尬。他們搪塞、敷衍、說謊，但最後他們承認，我被禁止入境了，他們說：「該死，你讓我們迫不得已。」
與此同時，當特工告訴加菲爾德·托德，我的名字出現在旅客名單中時，托德進行了干預，讓我入境。我告訴他，他把我放在了一個不可能的位置上。他說，他相信我有著出眾的頭腦。我說，這顯然跟頭腦是否出眾無關，因為我們的頭腦都很出眾，但我們觀點各異。接下來我們開始辯論聯邦的基礎。我說，它會挑起矛盾，這一點在這個事實中表露無疑：它催生了兩個非洲國民議會，北羅得西亞議會和尼亞薩蘭議會。（它還催生了當時還沒有顯露出來的南羅得西亞國民議會：我已經秘密會見了兩個人，他們永遠處在三個國家的警察的追捕之下，從北方的兩個國家往南羅得西亞偷運小冊子和信息。）加菲爾德·托德說他厭惡、鄙視國民議會的頭目們，說他們都是誇誇其談的煽動者。他們當然是，我說。但用不了多久，他就會成為所有黑人領袖的好朋友。
接下來，我在南羅得西亞的行動都是在托德的宣傳人員彬彬有禮的陪同下進行的。特工部門也一直在跟蹤我，他們帶著更加現實的眼光。他們會出現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比如，當保羅在贊比西河邊畫可口可樂售貨廳時，他們出現在河邊的灌木叢中；他們出現在卡羅伊賓館的餐廳裡，坐在我的鄰桌，試圖偷聽我們的談話：這個特工帶著煩躁的表情，這是當他們被迫接近他們正在監視的煽動分子時，會流露出來的典型表情；我們去汽車電影院，他就坐在我們的鄰車裡——不過他睡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