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必須學會怎樣觀察貓，跟它交往，參與它的情感生活，它的愛，它的感情，它的嫉妒。因為貓像人一樣，是嫉妒的生靈，希望在你的感情中佔據首位。你從貓身上得到你給予它的東西（甚至是百倍地得到）：注意力，觀察，最重要的是觀察，那麼你就會知道這隻貓在想什麼，知道它的感受。以為貓都是一樣的，以為貓「獨立」、「不關心人」、「對你感興趣僅僅因為你餵它」的人會錯過所有這一切。
我們難道不是經常看到這個可憐的小東西，一隻聰明的貓，住在無知的主人家裡，試圖打破主人不敏感的藩籬，告訴主人這裡有一個有愛的生靈，隨時可以成為真正的朋友——但它再次遭到斷然拒絕，被粗暴地攆下膝蓋，甚至挨了一巴掌，它走到一邊，悶悶不樂卻又非常耐心，一個小傻瓜。
現在我知道，我錯過了跟第一隻貓的整個的回應與情感的空間，因為我當時認定她很甜美，但不是很聰明。但如果你從她的視角看，你就會看到：這只很粘人的貓，它的天性就是要跟一個人在一起，不分晝夜，但她發現自己來到一座公寓，跟一位女主人在一起，這位女主人工作時不會注意她，總是不安地來回走動，或者躺下打盹，醒來後就會跳起來，把她趕走。這位朋友還經常外出，有回出去了六個星期，對貓來說六個星期多麼漫長，也許跟我們的好幾年差不多。是的，她有時候一走好幾年，把她留給其他人，他們可能會喜歡她，可能不會。
等這位女主人回家了，這隻貓就又可以指望在床腳有個暖烘烘的地方可以睡覺了，然後發現也許指望不上，因為根本不能確保床上只有一個人，她經常要撤到椅子上，讓自己縮得很小，以免讓人討厭。家裡有個小男孩，他很和氣，但他沒時間跟她在一起，而且他總是來了又走。她每天都要經受的感覺的洪流——她別無選擇——它們讓它心神不寧，經常很讓她害怕：貓能覺察到任何一點細微的感覺。這裡不是一個安寧無憂的地方；這裡的人都很不安，焦慮，來來走走，這就是為什麼這隻貓總想跟她的女主人在一起，她擔心她可能會完全消失——如果她可以消失幾年，為什麼不會永遠消失？
這隻貓跟到這座公寓裡來的每個人一樣，對自己頭上的屋頂沒有多少信心。
現在，僅僅是出於描寫它帶來的快樂，我要提到一樁天堂中的婚姻。一位年輕的共產主義理想主義者，一位俄國姑娘，在莫斯科遇到了英國共產黨報紙《工人日報》的編輯比爾·拉斯特。比爾·拉斯特當時在莫斯科出差，他聲名遠播，深得大家喜愛，在共產主義世界之外也廣受尊重，因為在共產主義原則的界限之內，他是一位坦率直言、不偏不倚的編輯。由於他的身份，她立即獲准離開蘇聯，跟他結婚。而有些有望成為新娘的姑娘苦苦等待多年，始終得不到批准。比爾·拉斯特沒過多久就去世了，塔瑪拉成了寡婦。她的氣質、信仰和受到的訓練都讓她成為一名共產主義活動家。
她也仍然是個十足的俄國人，在英倫島國的工人眼中具有異國情調。黨交給她的工作是發動英國的農民。（這種組合絕對是黨在開玩笑。）塔瑪拉在去西部鄉村的旅途中結識了沃根·菲利普斯，沃根是切爾滕納姆附近的一位鄉紳（一位貴族）的長子。沃根的共產主義者身份讓他父親極為震怒，決定一個子兒也不留給他，但卻不能剝奪他的封號，這是他將來必定會繼承的。沃根想娶塔瑪拉，這很容易理解。她想嫁給他，但讓自己投身這樣一樁婚姻，這樣一項滔天大罪，不可避免地讓她產生了疑惑，她在婚禮之前的幾天裡陷入了極度尖銳的矛盾，那幾天主要是跟我一起度過的。「我，比爾·拉斯特的遺孀，」她質問自己，「怎麼能嫁給一個英國貴族？」
「很簡單。」我說。（當時黨內有個玩笑：共產黨也許沒有辦法讓自己的人當選下院議員，但卻可以很輕鬆地吸引上院的貴族們。上院有三位共產主義者，沃根很快也會進入上院。還有一位共產主義貴族是艾弗·蒙塔古，他愛共產主義的中國。他把乒乓球引入到那個廣袤的帝國，這項運動繁榮至今。）
塔瑪拉想嫁給沃根，這也很容易理解。沃根也許是我認識的最英俊的男人。他具備貴族的一切美德，卻沒有貴族的一絲惡習。他真的是一個很可愛的人，而且我遇到的人沒有一個不這樣認為。但塔瑪拉來自優秀的共產主義俄國血統，而且……「你當然應該嫁給他。」這位浪漫主義者敦促她，無法忍受真正的愛情橫糟純粹的政治因素的阻隔。
婚禮在倫敦北部的一座房子裡舉行。房間不是很大，客人也不多。沃根泰然自若，懇切溫和，塔瑪拉則在欣快、愛情和疑惑的交匯中躁動不安。英國共產黨總書記哈里·波利特也到場了。他即便不是在扮演把新娘交給新郎的角色，至少也代表了兩國無產階級對兩人結合的贊同。他帶了一位助理。這兩位矮小粗壯的男人穿著他們最好的硬邦邦的週日西裝，依靠自己的性格的力量在這個最不可思議的場面中保持著自持。當時還有誰？我只記得兩個身材高挑的漂亮的年輕人。他們斜靠著壁爐台，目光柔和地看著大家，向所有在場的人傾灑著他們的魅力。其中一位是薩莉，羅莎蒙德·萊曼和沃根的女兒——兩個漂亮的人生出的姑娘，每個見到她的人都記得她是位絕代佳人——另一位是帕特裡克·卡瓦納，一位詩人和作家。他們要麼已經結了婚，要麼快了。然而她沒過多久就突然辭世。薩莉和帕特裡克本來會像沃根和塔瑪拉一樣，從此以後快樂地生活，度過很多很多個十年。
我和彼得一起到沃根和塔瑪拉的農場去過兩三次。沃根的父親一個子兒也沒有留給他，但幸運的是別的地方一定還有一個或半個子兒。他們的生活是英倫之夢，在一位紳士的農場裡，處處充滿和藹可親的氣氛。彼得很喜歡去那裡，我也喜歡。
塔瑪拉和沃根經常開車去切爾滕納姆，那座城市自內戰[內戰：1642-1651年在英國議會派和保皇派之間發生的武裝衝突。]以來從未聽說過一丁點煽動性的思想。他們去那裡當街賣《工人日報》，讓那裡的市民目瞪口呆。他們讓我想起我在索爾茲伯裡（南羅得西亞）做過的同樣帶有堂吉柯德色彩的事情：在郊區四處叫賣共產主義的《衛報》，住在那一帶的全是憎惡黑人的白人。他們履行完革命義務之後就去他們最喜歡的酒館，那裡的農場勞工（有些是他們的僱員）會買《工人日報》，因為他們喜歡沃根。
沃根在意大利北部繼承了一塊產業，他決定把它分成小塊，送給在那裡勞動的農民。沒過多久那些農民就來找他，求他把那塊地收回去，或者至少出面來管理，因為周圍的地主都在欺負他們。塔瑪拉和沃根一點也不覺得這件事情好笑，也不覺得在切爾滕納姆賣《工人日報》有什麼好笑之處，要麼就是他們也覺得好笑，但不打算承認。
另一場婚禮是阿諾德和達斯蒂·韋斯克的婚禮。阿諾德的家人全部到場了，從生活優渥的商人到剛剛脫離東區不久的人。達斯蒂的家人都是諾福克的農場勞工和小農場主，阿諾德在劇本《根》裡面把他們寫了進去。到場的還有演員、導演、皇家宮廷劇院的編劇——我們圈子裡的二十多人。金髮紅臉、體格碩大、行動遲緩的鄉下人，黑頭髮、黑眼睛、行動敏捷的猶太人，還有我們，宮廷劇院的各色人等——這些不可能湊在一起的一群人坐在一個大房間裡，分成了三個部分，大眼瞪小眼，直到一起跳起了霍拉舞，跳著，跳著，一圈又一圈，大家在舞蹈中結合起來，結為同一個靈魂。
我結交的人並非全都投身於社會進步中。一位加拿大來的客人在我這裡住了幾個星期。她送給我一把黃色的絲綢雨傘，一把帶著象牙柄的優雅精緻的小傘。它來自一種完全不同的生活。它倚靠在我的廚房牆邊，我想，如果我要用這把傘，就得去買一身不同的衣服，要住在另外一種公寓裡，當然還得住到倫敦的另一個區。這把傘讓我回想起《新寫作》上刊登的一篇精彩的小故事。那是戰後的倫敦，來自世界各地的具有很高道德水準的難民們住在冰冷破敝的公寓裡，過著朝不保夕、吃了上頓沒下頓的日子。
一位詩人——我記得是匈牙利人——對他的朋友說：「如果你打算把那件大衣扔掉，你就把它給我吧。我要凍僵了。」那件大衣很雅致，只是磨破了。他從早到晚穿著他。他的同志說：「你如果穿著那身衣服，我們不能跟你一起出門。我們都是正經人，要考慮自己的聲譽。」詩人穿著那件大衣去參加一個出版商的派對，出版商的女兒注意到了他。他對自己的女朋友說：「你幹嘛不給自己買條新裙子？」她說：「你以前愛我是因為我本人，而現在你變成了又一個腐朽的布爾喬亞。」他不得不去找份新工作——他蔑視那份工作——藉以維持他的新衣櫃和新朋友，然後他搬進了新公寓，跟那位出版商的女兒在一起。同志們談起他，都說他是個迷途的靈魂，其實他只是走在了時代的前面。
現在又遇到「時間」這個讓人捉摸不定的問題：我來倫敦將近八年了，八年是多久？現在的我會說，什麼也不是，喘口氣而已；但那時候我過的是年輕的成年人的時間，這八年彷彿是整整一個時代，密密麻麻地塞滿了新人、新的事件、新生事物和各種思想。南羅得西亞的朋友們催我回去——馬斯多普太太、策爾特夫婦和各位同志們，當然不包括跟我互通禮節性書信的弟弟——回去寫「講出實情」文章。我需要回去，因為我在羅得西亞的歲月已經離我如此遙遠，如此隔絕，我每天晚上都會做漫長而悲傷的夢，夢到前線、放逐和逝去的故園風景。然而有兩個因素讓我不能輕易成行。一是我沒有錢，二是彼得，我需要去六個星期，但我很難讓彼得在艾希納家呆那麼久。我先著手解決錢的問題。《圖畫郵報》是一份很棒的雜誌，它是最先採用圖片報道的報刊之一，總是跟膽小怕事的東家較勁。
它的編輯是湯姆·霍普金森，一個勇敢的人。即使如此，到最後，怯懦還是戰勝了勇氣。但那個時候，《圖畫郵報》是值得信賴的。我去見湯姆·霍普金森，我問他，《圖畫郵報》願不願意支付我去南羅得西亞的旅費。在我看來，我跟其他人一樣勝任這份工作。自從來到倫敦之後，我一直聽到關於南非的各種無稽之談，儘管南非的真實狀況現在也開始為人所知——這當然部分地歸因於像我這樣的人。現在那裡冒出來一個「中非聯邦」，它聯合了北羅得西亞、尼亞薩蘭和南羅得西亞。前兩者一直是殖民官署保護地，它們把本地人的利益放在首位；然而南羅得西亞一直都是南非極不公正的法律的樣板。而英國的每一個人，每一家報紙，甚至包括親愛的老《衛報》，都愛上了這個聯邦：這裡面有一些道德高調，讓英國人難以抗拒。只有《論壇報》和《工人日報》——都是極左翼的報紙——指出，油和水不可能混在一起，「騷亂」不可避免。
「騷亂」已經在尼亞薩蘭和北羅得西亞四處爆發，正像我和其他一些人預言的那樣。我告訴霍普金斯，我在這三個地區都有朋友和社會關係，我可以從這個人家裡，去到那個人家裡，這樣他的雜誌只需為我提供機票錢就可以了，而且我的身份比真正的記者更能採集到新聞。他很謹慎，他說他認為可以，等有了最後的決定會告訴我。他寫信告訴我不行，他很抱歉。這中間發生的事情顯而易見：他咨詢了特工部門，那裡面一定有他的密友，因為在男性當權的機構裡幾乎全是如此，裡面的人告訴他，我不僅是個共產主義者——這個他當然知道——而且還很危險（那還是冷戰期間）。我當時還不知道南非和南羅得西亞已經禁止我入境了。這時候，默文[默文·瓊斯（MervynJones）是小說家兼記者。——原注]和珍妮·瓊斯慷慨地提出（這是他們自己提出來的，我沒有問他們）讓彼得和他們的孩子一起住六個星期。現在我需要的只是機票錢。
我仔細、清醒地衡量了整個事情。我去蘇聯大使館求見那裡的文化專員（另一位文化專員），我對他說，他們為何不找一家蘇聯報紙來支付我的機票錢，把我當成一名記者？我當然知道這是罪大惡極的事情，我會招來人們的指責：「莫斯科的收買」是最輕的。最讓大家怒不可遏的是我居然隨隨便便地出現在大使館，請他們像西方報紙一樣做事情，彷彿這一切都很正常。是的，我覺得這件事情很有趣，我享受其中的樂趣。但我也非常憤怒。我的感受是：我已經給過我們這邊的報紙機會，讓他們僱傭我，他們本來應該這樣做，因此這件事情錯在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