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所有的作家一樣，我靠一張張支票過活。瓊不介意我遲交兩三個星期的房租。有回我欠了五個星期的房租，我感到很不安，都快要生病了，因為她也沒有多少錢。這些尖銳的記憶修正著我的一般化陳述：「缺錢不曾讓我擔憂。」（我有段時間確實總在這樣說。）好吧，有幾次我確實很擔憂。我把孩子送到學校，沿著丘奇街往前走，邊走邊哭，因為我買不起吃的。一個男人快步向我走來，停下來，問我為什麼哭。我說，我身無分文。他說，好了，高興點，下個星期這時候你就有錢了，不是嗎？他說的沒錯，因為錢總會從什麼地方冒出來，我真的高興了起來。我賣掉了我媽媽的首飾。
我媽媽把她那些沉甸甸的金鏈子、金別針、金手鐲和維多利亞小飾品送給我，這是一個儀式：媽媽把值錢的首飾送給女兒。我不想要，讓她自己留著，但她堅持要給。當我把首飾送到珠寶店時，我絕對是自己送上門去受騙的，我的情緒非常低落。那些首飾的式樣已經過時了，我記得我帶著歉意向對方指出這一點。他們付了我不到三十先令，十年後，當維多利亞風格又流行起來的時候，那些首飾值幾百英鎊。我還有一台維多利亞時代的縫紉桌，戴茜阿姨送給我的，非常漂亮，有很多小抽屜、浮雕裝飾的隔層、鼓鼓的插別針和針的軟墊——一件珍品。樓下有一家古董店，我求他們買下這張縫紉桌，他們不肯，說沒有市場。沒過多久它就變得很值錢。
作家生活的起起落落意味著複雜的納稅申報。有一年，我沒有錢為收入不錯的上一年繳納稅金。所得稅稅官來找我，他同情我，但是沒有用，我必須要繳稅。我怎麼付掉的？不記得了。也許是靠寫書評。我記得，當時像我這種情況（帶著小孩，沒有孩子爸爸的支持）是沒有補貼的。即便有，我也會不屑去領：這事關驕傲。
如果你在想：但你有個情人，他為什麼不幫你？我總是跟傑克一起付錢。這是個原則問題。另外，他還有妻子和家庭要養活。然而，如果這算是貧窮的生活，那我記不起真的有過一無所有、入不敷出的時候。
而且我們吃得不錯。瓊和我都做得一手好菜，互相邀請一起進餐。我充分利用人們在艱難時代用的備用品——燉湯鍋，我們不斷往裡添加東西，一天天過去，裡面的味道越來越好。
然而有時候我一定是走投無路了，因為我曾經在梅菲爾一帶申請秘書職位。一周七英鎊。我對僱主說，這樣的工資水平讓人沒法過活，他抱歉地說：「我們指望僱員都住在自己家裡。」
我把短篇小說寄給《紐約客》，他們買了兩篇，都不是我的最好的作品。納丁·戈迪默讓他們接受了我的一個短篇，並讓他們關注我。（我們還沒有見過面。）我把他們的退稿重新寄了一批給他們，然後他們選了其中的一篇。
大約這個時候，斯大林死了。我寫了篇小故事《斯大林死去之日》。有人告訴我，國王大街並不欣賞這個故事。
丹麥的伊薩克·迪內森在為廣播台工作，她接受了我的兩個短篇。
我不怎麼寫書評。書評是一項付出很多、回報很少的工作——如果你真的把書讀完，並且認真思索的話。但書評人並不把這當成理所當然的事情。
我答應做唐納德·奧格登·斯圖亞特的秘書，這是個錯誤的開始。斯圖亞特是因為約瑟夫·麥卡錫而離開美國的作家之一，他當時已經是知名劇作家、編劇，《費城故事》就是他的作品。他娶了埃拉·溫特斯：知名左翼記者之一，那些記者在蘇聯身上看到了未來[「我看到了未來，它運轉良好。」——林肯·斯蒂芬斯，一位在三十年代愛著蘇聯的美國記者。]。他們兩人在當時仍然堅決支持蘇聯。他們在芬奇利路上有座公寓。在我為了獲得固定收入而付出的努力中，這是最傻的一次。他每週付我七英鎊，最低的工資標準。從肯辛頓的丘奇街到芬奇利路幾乎要坐一個小時的巴士。唐工作起來非常緩慢。
他在房間裡走來走去，或者盯著窗外，我坐在那裡等著記下他長時間思索的結果。然後，結果出來了：「然而去拉瓜迪亞機場需要三刻鐘。」那些成功的劇本都是這麼寫出來的嗎？沉悶枯燥讓我發瘋。與此同時，埃拉進進出出，最後說，如果我沒有事情做，可以跟她一起去購物。丈夫和妻子爭奪同一個僱員的情況很常見。我大約堅持了三周，然後友好地解約了。我認為我應該試著為廣播肥皂劇《德爾太太的日記》寫劇本，我交給他們一集劇本，他們說太極端了。我的劇本的主題是一個有犯罪傾向的孩子，這個主題很快就成為眾多廣播劇和連續劇的常規題材。我終於得出結論：對我來說，除了嚴肅的寫作，以其他任何方式掙錢的嘗試都是錯的。
朱麗葉·奧希是我的支柱。她代理的作家的範圍非常廣，這讓她不同凡響。她是羅馬天主教徒，保守黨成員。她至少關照著三個共產主義者，我是其中之一，她痛恨而且蔑視共產主義。她也代理其他一些嚴肅作家，同時也代理言情小說和冒險小說作家。她根據我們個人的優點來對待我們，公正，友善，是大家的益友。我不記得她提出過糟糕的建議。從那時起，出版界一直動盪不安，現在已經面目全非，我在優秀的經紀人的支持下度過了這一切，一開始是朱麗葉·奧希，然後是喬納森·克勞斯。他現在仍然是我的經紀人，也是我的朋友。
我的社會生活發生了改變，因為有段時期，我跟一群加拿大和美國作家在一起，他們大多數是因為麥卡錫而流亡倫敦的。魯本·席普製作過一段取笑麥卡錫的留聲機錄音：《調查員》。沒有誰敢嘲笑麥卡錫，這段錄音讓美國上下哄堂大笑，麥卡錫的倒台也許就是從那一刻開始的，或者說這段錄音為他的倒台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現在沒有誰還記得《調查員》，它的高潮部分是魔鬼為申請進天堂的人分配了地獄的位置。魯本一直在好萊塢工作，因為成了危險分子，所以是被戴上鐐銬押上飛機的——這讓他的家人對他刮目相看。魯本聲稱，他的家人都是職業惡棍，他們都瞧不起他，因為他走了正道，而且幹上了寫作這個不賺錢的行當。但那身鐐銬挽回了他在家人心目中的形象。真的嗎？但魯本是個很好玩的人，當人們開懷大笑時，誰還會去追究細節呢？魯本充分利用了他的黑社會老大犯罪家族，任何一個世家子弟對自己的古老家族的利用都無法與之媲美。
泰德·阿蘭一直在好萊塢工作。他渴望寫出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戲劇，或者最偉大的小說，那個時期，這是大洋彼岸的作家們的風格。他的確寫了一些好作品，但他的天賦絕對是口才：他擅長講故事，隨便抽一段自己生活中的事情，誇張，放大，變成聳人聽聞、非常好笑的杜撰。
這群人裡面有些來自加拿大，因為當時在加拿大很難靠寫作維持生計。
斯坦利·曼為電影寫劇本。
莫迪凱·裡奇勒是這群人裡面的寶寶。全世界當時也許有幾十萬（或者幾百萬？）年輕人在模仿詹姆斯·迪恩，最後人們看到，迪恩是個徹頭徹尾的討厭鬼。但這要緊嗎？當時又有多少共產主義者在宣誓決不辜負斯大林和其他凶殘的壓迫者的期望？但在他們努力與想像中的聖賢比肩的過程中，他們獲得了各種實在的美德。莫迪凱經常背靠著牆，手裡拿著一隻玻璃杯，口齒不清，有時幾乎結結巴巴，帶著可愛的謙卑，無比的真摯。他經常跟我、泰德·阿蘭或魯本辯論，我們幾個都強調責任和孩子的重要性。他熱切地問我們——直接發自為波希米亞神話而燃燒的心——你認為藝術家應該結婚，應該承受孩子這樣的負擔嗎？這當然會毀掉天才，不是嗎？後來，他娶了斯坦利·曼的妻子弗洛，他們有四個孩子，其中一個是斯坦利的兒子。
一開始，我最常見到的是莫迪凱，然後是跟他在一起的女人凱茜，因為有那麼幾個月，他也住在丘奇街上。我們的交往遵循著比較隨意的殖民地風格，互相進進出出，隨便做點吃的。凱茜是個聲音洪亮、性格直率的聰明女人。朋友間流傳著一句玩笑：儘管她不是高貴的猶太女人，但她做的猶太菜比任何猶太女人做得都好。當時我們開了很多玩笑，開懷暢飲，享受了很多美味。後來我最常見的是魯本，我們是多年的朋友。
這個「圈子」裡的人像走馬燈一樣變得很快。其中一個因素是婚姻和情人關係總在破裂——泰德·阿蘭，魯本，不久又是莫迪凱。艱難歲月裡同甘共苦，擔當他們的經紀人、顧問、甚至掙錢養活他們的妻子或女友——出局。當這些事情那麼頻繁地發生，變得司空見慣時，道德義憤還有什麼意義呢？在我看來，男人們必須要經過一番艱苦的搏鬥才能擺脫他們的母親，獲得自由，然後他們的處境和天性又會讓他們把自己的妻子變成媽媽，然後他們要再次獲得自由，但伴侶的變化模式並不總是（遠遠不是）拋棄老模特，換來新模特。選擇年輕藝術家或有前途的年輕男人的年輕女人們從一開始就應該認識到，這最後可能會成為愛的苦役。
這是喜歡狂飲亂醉的一群人。離開羅得西亞後，我已經很少喝酒。住在登比路時，我既沒有錢買酒，也沒有人對飲。在瓊這裡我們只喝葡萄酒，但也不經常喝。而跟這些北美人在一起，他們喝的當然不是葡萄酒，而且他們總是爭相證明誰是調這種或那種雞尾酒的專家。他們會說著「只要往杜松子酒裡面加上一滴苦艾酒，不過，更好的做法是用苦艾酒的軟木塞在杜松子酒表面輕輕滑過。」諸如此類的話。他們還比賽誰吃藥吃得厲害。後來，克蘭西·西加爾和魯本經常在一起攤開手掌，掌心裡擺著他們一天的藥物用量，互相嘲弄對方，鼓吹自己的藥力道更強，更弱，很可靠，很危險，這是剛剛才發明出來的。他們這種歡鬧的風格讓我經常感到很震驚，儘管也很享受。這就是強硬的有挑釁意味的北美幽默，也常常很殘酷。唐納德·奧格登·斯圖亞特後來寫了一個劇本：《搞笑組》，在團結劇院上演，劇中的人物互相開玩笑，最後演變成暴力，導致死亡。這齣戲很好，但那個時候團結劇院已經過時了。
他們開的大部分玩笑是關於誰是美國中情局的間諜。我跟這些受麥卡錫主義迫害而流亡的人在一起，不覺得其中會有間諜，有又怎麼樣呢？根本不需要間諜來離間這些流亡者，連業餘間諜都用不著，因為這些流亡者之間的猜疑會讓他們摧毀自己。這是我第一次跟一群流亡者在一起，我還不知道流亡者必然被神經質的驚恐所左右。不久倫敦就出現了南非的流亡者。我沒有加入這群人，因為我不想向南非的弱點屈服：遠離家鄉後，他們就只跟南非流亡者來往——這是他們的傾向。南非政府善於搞間諜工作，因此我很肯定那群人周圍會有一兩個間諜。但假如沒有呢？就流亡者的恐慌、冷酷的互相懷疑和迫害水平而言，不會有任何區別。
再後來，我在巴黎短暫地結識了一些來自蘇聯的流亡者。那真的是一種有毒的氛圍。他們互不信任，認為他們遇到的每個法國人都是克格勃的間諜，他們固執於這種想法。我可以很有把握地說，我想不出有什麼命運比成為一群流亡者中的一員更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