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當我回顧這一切，讓我覺得最有意思的是麥卡錫流亡者身上的「矛盾」——它跟當時任何地方的共產主義者身上的矛盾一樣，但因為他們缺乏安全感，矛盾變得更為集中。他們都曾是共產主義者，或者是共產主義者的同路人（莫迪凱·裡奇勒不算在內，他屬於特殊類型），按照定義，他們都相信（真的嗎？）用暴力推翻資產階級政權。但顯然他們不可能真的抱有這樣的信條，因為「他們有可能給美國帶來危險」這種觀點真的讓他們覺得很可笑。部分原因在於沒有人相信這麼少的一群人會真正威脅到一個那麼強大的國家。但是，如果你相信目的可以支持手段的正當性，那麼為什麼不相信赤色分子會躲到床下行刺？為什麼不相信莫斯科可以成為金主？但我遇到的人裡沒有一個相信蘇聯在為共產主義報紙或親蘇組織（比如，英蘇友好協會和美國相應的組織）提供經濟支持。共產主義套話現在都加上了表示反語的引號，比如，「資本主義者在說謊」——部分是因為現在每個人都知道資本主義的謊言是真的。最主要的是，這些美國流亡者覺得自己是無辜的，他們沒做任何事情。
對，他們沒有，他們只是發表了一些言論。麥卡錫滑稽透頂，他在讓自己出醜。當他的代表科恩與沙因巡訪歐洲，在歐洲散佈麥卡錫的意思時，每個人都大笑。但麥卡錫在他的受害者眼中非常恐怖，也就是那些被帶到他的委員會面前接受訊問的人。在當時和後來，我也遇到一些人，或者是聽到別人向我描述：在美國，聯邦調查局的人會定期造訪一些人，他們是赤色分子，但沒有擔任什麼重要職務，只是些小人物，聯邦調查局的人威脅他們，他們就丟了工作，沒有人肯僱用他們，遭到年復一年的持續迫害。但我不相信有很多美國共產主義者經歷了這樣的遭遇。我認為，美國的普通赤色分子的生活跟英國的情況差不多，大約跟加入某個婦女促進會或教會一樣令人興奮。大多數英國赤色分子的確是這樣，但美國的情況注定會更糟，因為美國人愛走極端。似乎從未有人注意過這一點，也沒有人對此加以評論：美國人總是把他們熱衷的信仰、征戰或迫害推向極端。然後這陣颶風過去了，就被忘得一乾二淨。然而在英國，即便在冷戰最嚴酷的時期，情況也比較溫和——相對於美國而言。
現在有很多關於美國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的書，裡面浮現出來的最有趣的東西是對「異端捕快」的無知，他們不知道共產主義者到底是什麼樣子。這很可能是因為間諜捕手的情報都是從無能的蘇聯間諜或專業間諜那裡獲取的，而所有這些間諜似乎都生活在自己臆想的恐怖庸俗的世界裡。他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世界上心智更複雜的那部分人看來是什麼樣子，否則就不會派出羅伊·科恩和大衛·沙因這樣的小丑在歐洲四處獻醜了[科恩和沙因在美國是備受尊崇的政治家。科恩是把羅森伯格夫婦送上電椅的人之一。但在歐洲，他們那些倨傲的歇斯底里的言辭讓他們看上去只是兩個滑稽可笑的人。他們給擅長插科打諢的歐洲喜劇演員們送上了一份大禮。——原注]。
自從認識了傑克，他就一直在給我壓力，讓我弄一個自己的地方。「你現在是大姑娘了。」他說，瓊總是對我發號施令，但我知道，他對瓊的態度跟他自己的「懸而未決的衝突」有關。我在哪些方面把瓊變成了我媽媽，在哪些方面沒有，這些問題我當然跟薩斯曼太太討論過。但我認為傑克忽視了關鍵的一點：住在瓊的房子裡對彼得有好處，因為彼得愛瓊，瓊也愛彼得，而且歐內斯特對彼得好得像親哥哥。傑克當然能看出這一點。他不是心理醫生嗎？我當時真幼稚，但在心理分析師和治療師行業興起的早期，人們認為他們是不會犯錯的，或者至少在洞察力方面給予了他們極高的信賴：現在我們不會了，我們知道他們也只是人，跟我們一樣。
今天，如果一個女人的情人總是敦促她離開所有的人，找到一個屬於自己的住所，沒有哪個女人不會覺得他的話意味著一種允諾，即使她的頭腦說：不是這樣。那時候，我跟傑克見面的次數比以前減少了。我想，也許等我爭取到自己的住所，我跟他見面就會多一些。
我沒有領會事情的關鍵。他不僅對我說必須要有自己的房子，他對其他女友也這樣說。這是一個兒時家境極度貧寒的男人，在他生長的國家和文化中，安全保障是一種妄想。而對於一個窮人，向安全保障靠攏的第一步是頭上有個屋頂。幾十年後，當我跟一些非常窮困的老太太交往時，她們一直在我耳邊說：「頭上的屋頂」；「我頭上有了個屋頂」；「你必須要讓自己頭上有屋頂」。傑克給每個人的建議都是在不繁華的地段找到一座房子或公寓，分期付款，確保地方足夠大，可以出租一兩個房間，沖抵按揭的開銷。這是艱難時代的生存藥方。但我從來沒這樣想過，我一輩子搬了太多次家，已經不記得在什麼時候住過哪裡。想到要呆在一個地方，我覺得很緊張。我在瓊那裡已經住了四年：1950年到1954年。
我並非沒有嘗試過。有人曾經催我買下布倫海姆-克雷森特街的一座巨大的房子，賣價2500英鎊，即便在當時也已經便宜到荒唐的地步了。我請銀行經理給我貸款，但他說，現在的房價高得不合理，一定會跌，他是不會建議他的妻子或女兒犯下這麼糟糕的錯誤的。這些專家們。（我有段時間保留著一份檔案：「專家們」，但有次搬家時弄丟了。）如果當時他給了我貸款，我數年、數十年來為得到並維持頭上屋頂的擔憂，在我剛到倫敦不久時就可以結束了。
突然，帕米拉·漢斯福德·約翰遜打電話給我，問我為什麼沒有申請薩默塞特·毛姆獎。當時的獎金金額是400英鎊，附加條件是獲獎者一定要把這筆錢用在至少三個月的國外旅行上。這是因為薩默塞特·毛姆覺得英國作家目光偏狹，只知道英格蘭，應該去旅行。這是在旅遊業大增長之前。我說，既然我從小在國外長大，應該不符合對候選人的規定。不用管這個，她說。她對年輕作家總是很友善。（在我的經驗中，老作家對年輕作家都很友善。）於是我獲得了薩默塞特·毛姆獎，但我必須答應在英國之外花掉這400英鎊。這就像是在你餓著肚子的時候，有人送給你一隻蘋果，告訴你必須下個月才能吃。我很需要這400鎊。毛姆獎的這項附加條款讓我明白，如果你想送東西給別人，就不要有附加條件。以前的獲獎者也窮途末路地想要頭上的屋頂，或者需要吃飯，於是作弊了。一個作家在字面上遵守了這條規定，他把錢存進銀行，帶著吉他去意大利旅行了三個月，靠賣唱換取晚餐和草草過夜的地方。有時候跟好心姑娘睡上一覺。
沃裡克路上有套公寓在按照受限租約出租，250英鎊。公寓足夠大，可以出租多餘的房間。我向一對澳大利亞母女付了250英鎊作為押金，她們要回國了。我得到了公寓裡的所有傢俱，包括「一應設施」。我要去巴黎住上一個月。彼得去艾希納家住一個月，我媽媽和瓊一起將就一個月。然後是彼得的假期，我要帶他去地中海住一個月。
通知我獲獎的電話打來時，傑克跟我在一起。我不敢告訴他——最後表明，我的擔心是對的——因為他立刻嚷起來：「就是這樣，我們完了。」這是來自他內心深處的聲音，來自他黑暗的男性的深處。我非常震驚，非常恐懼。我辯解、哀求、訴諸公正，但我們完了，我知道。
「你不愛我，你只關心你的寫作。」
我敢說，世界歷史中的任何一個時代，沒有一個女作家不曾從她的男人嘴裡聽到這樣的話。
這不公平。我遠沒有像喬治·桑那樣：從愛榻上起身，整夜點著蠟燭寫作，讓她的情人獨守空枕；我從來沒有把寫作排在愛情前面，排在傑克的前面；我無限順從傑克的任何一點暗示，為他放棄各種寫作計劃；簡而言之，我就像簡·奧斯丁……好吧，只差沒有用吸墨水紙遮住自己的文稿，只有當他不在身邊，或者知道他不會來的時候，我才會寫作。但這裡我們的確觸及到了一個更深的問題。一個把愛情排在文學前面的女作家，當愛情讓她失望時，她便用愛情來創造文學。「好吧，這究竟是誰的錯！」
我住進左岸的一家便宜的旅館，想盡一切辦法讓開支降到最小。25歲——這是巴黎的年齡；年輕，無拘無束，無憂無慮。我35歲。我用白天的時間寫作，但我並沒有在過巴黎作家的生活。我坐在咖啡館，試著理解周圍的談話，笨拙地跟陌生人談話，但根本沒打算跟人交朋友。我情緒低落，內心哀傷，滿懷憂慮地等待傑克的到來，到那時他就會看到，我沒有在這裡跟所有的人瘋狂地享受風流韻事。現在說「我真希望我當時去享受了」已經於事無補了——對巴黎的一次巨大浪費！傑克來巴黎跟我共度了一個週末。幾乎再也沒有哪次巴黎之行比那一次更為浪費機會，但這次旅行花費極少，這是目的所在。
然後彼得坐飛機來了，我們去聖馬克西姆住了一個月。我在一棟房子的底層找了個便宜得不能再便宜的房間，又大又涼快，除了地板上的兩個床墊、兩把硬邦邦的椅子和一個電爐，什麼也沒有。小黑螞蟻爬得到處都是。我一輩子也沒覺得這麼枯燥，然而那個孩子卻喜歡在那裡的每一秒鐘——當然了，因為我們六七點鐘去海邊，直到太陽下山。我們在房間裡吃野餐。那裡還有其他孩子，但他們都是法國人，對英國男孩不感興趣。多次重印並且收入文選的小說《穿過隧道》就是在這個假期寫的，所以也可以說這個假期的費用是它自己出的。我在這段時間還寫了一篇有點酸楚的故事——《樂趣》，講的是自得其樂。
回到倫敦，搬家的時候到了。薩斯曼太太支持我，她總是支持我。我知道，我遇到她是多麼幸運，我親眼見到有些心理治療師給人造成了更多的危害而不是幫助。我跟她說起我對傑克的擔憂，正當我準備跟他共享一個家時，我跟他見面的次數卻大大減少了，她告訴我：「但你已經跟他結婚了」。在這裡我要跳過我對「真正結為夫婦的含義是什麼？」的思索。但也許在他的女友中，他跟不止一個結了婚，除了他妻子。他跟我一樣，天生擅長進入親密關係。修納人[修納（Shona）：非洲的一個民族，人口主要分佈在津巴布韋、博茨瓦納和莫桑比克。]說，男人和女人真正結為夫妻需要幾年的時間。按照他們的定義，他們指的一定是在多偶婚的框架裡。
大約有三年時間，我每週到薩斯曼太太那裡去兩三次，這個過程救了我。我當時就知道，不需要時間來告訴我。薩斯曼太太是我的朋友。如果當時我有一個年長的朋友，我也許就不需要薩斯曼太太了。我不在意各種理論體系——無論是弗洛伊德、榮格，還是其他。每當她開始根據某種信條「解釋」時，我就等著她說完，因為在這些領域中，我總是很自在。
當瓊說「搬走對彼得不好」時，她觸到了我的痛處。我知道這一點，但現在住的頂層太小了。而那時彼得已經是個能量充沛的八歲男孩，他需要更大的空間。然而他最需要的是一位父親，歐內斯特至少是個大哥哥。
從瓊那裡搬出之前，我給薩默塞特·毛姆寫了封信，感謝他提供的400英鎊。我收到一封怨毒的回信，信中說，首先，他跟整個評選過程無關；其次，他從未讀過我的作品；第三，以前從來沒有人寫信感謝他。彬彬有禮的話到此為止，接下來是，「你一定經常寫這些討生活的信去感謝別人」，或者是「多迪絲是個好小朋友。」（見《皮膚之下》）毛姆的這封信很傷人，它的目的就是要傷人。但我頭上的屋頂要歸功於毛姆。
在投入新公寓的生活之前，我問我的會計師和銀行經理，法律會不會改變。我不希望把寶貴的250英鎊花在受保護租約[受保護租約（protectedtenancy）：根據英國的法律規定，與房東簽訂受保護租約的租戶可以無限期續約、繼續居住。]上，到頭來卻發現自己流落街頭。確實不會，他們兩個人都這麼說，這項法律絕對不可能修改。好了，法律後來的確改了，或者對我有影響的那部分法律改了。專家們。但那是四年後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