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關係，」伊夫琳語氣堅決地說，「狗犯困了，孩子玩得心滿意足，讓他們躺著吧。」
我們喝著甜甜的、濃郁的雪利酒，戴茜阿姨開始履行她的職責，詢問彼得的宗教健康情況。「好吧，我去把午餐端上來，」伊夫琳說，「你們兩個一起安排彼得的精神生活吧。」
「日本給了伊夫琳一些非常不合正統的觀點。」戴茜說，「如果我們的教區牧師如果知道她的有些想法，我真不知道他會怎麼說。不過還是讓我們來討論我們的小男孩吧。莫迪說你沒讓他受洗？」
「她帶他受洗了。」
她歎了口氣，很沮喪。她轉身正面朝著我，這是一張不屈不撓的臉，並且因為長年以教母的身份幫助過我（現在我因為這個感激她）而顯得更有資格，她說：「但這意味著他沒有教父教母。」
我說：「可你知道，戴茜阿姨，有些人會管教孩子，會對他們負責，就像教父教母一樣；不是非得信教才會這麼做。」
「可是，我親愛的，他對上帝的義務呢？——誰會告訴他？」
談話在兩條不相交的線上艱難地進行著，然後午飯端上來了。
一隻大瓷盤裡盛著烤牛肉，盤子比較深，所以美味的湯汁不會流出來，她們把湯汁澆在彼得的蔬菜上，好讓他成為男子漢。午餐還有烤土豆和胡蘿蔔配白沙司，花耶菜配白沙司。牛肉確實很可口。布丁也很棒：掛著金色糖汁的板油布丁。還有美味的果醬餡餅。餐桌上還有芝士，餅乾。兩位老太太的胃口很小，端上來的大部分東西都被吃掉了，那本來是她們倆準備吃一個星期的。雪利酒和油膩的東西下肚後，我們都很想睡上一覺，但我們還得坐在那裡喝上一杯咖啡，一種很淡的淺色咖啡。我們圍坐在客廳裡，想睡又不能睡，因此心中悵惘。伊夫琳阿姨講起日本人對耶穌的理解，跟我們的理解完全不一樣，她說著，隨後還用日語唱起了《歷久的磐石》，用茶勺打著拍子。她就像我很久以前在德黑蘭見到的傳教者阿姨貝蒂，只是那時她是用中文唱的。
戴茜阿姨說，現在的護士跟以前不一樣了，這是比她年輕、還沒退休的同事告訴她的。「現在沒有誰會因為工作本身而願意去工作。」她說，「看看這些現代姑娘，她們連家務都不願做了。」
「是不願做了。」伊夫琳說，「她們更喜歡工廠。哪個頭腦正常的人會更喜歡去骯髒的工廠工作，而不是像我們這樣的體面房子？」帕特裡克·漢密爾頓的幽靈在這裡盤旋了幾秒鐘。
四點鐘，餐桌再次推了進來，阿姨們戴上圍裙準備，摘下圍裙享用。餐車上面一層擺著小圓麵包、黃油、果醬、鬆脆餅、蜂房中的蜂蜜、小蛋糕、各式各樣的餅乾，下面一層是兩個大蛋糕，一個蛋糕很蓬鬆，裹著水果和奶油，另一個是水果蛋糕。這其實才是正餐。午餐，是的，她們已經款待過客人了，因為她們必須要用午宴——這種場合下的星期天午宴——很得體地款待客人。但這些點心才是她們真正喜歡的。我可以看出來，這才是她們一天中的正餐，她們吃啊，吃啊，而且執意讓我和彼得多吃，多吃。她們喝了很多杯茶，戴茜喝的是伯爵紅茶，伊夫琳的是錫蘭紅茶，噢，一定要再吃一塊，然後她們戴上圍裙洗餐具去了，然後到五點了，我們可以離開了。我和彼得起身去巴士站，跟她們揮手告別，再次揮手告別，我聽到伊夫琳說：「好了戴茜，現在你只管坐下，讓腿歇歇，我去弄晚餐。」
彼得說：「我們還得再來看她們嗎？」
我一直在設法讓彼得至少得到一幅家庭生活的草圖，一個輪廓，帶他來見這兩位阿姨是我努力的一部分。現在這項任務已經完成了，於是我說，不，他不用再來了。
她們後來搬到了索爾茲伯裡（英格蘭的索爾茲伯裡），我去那裡探望她們。又是一座小小的老房子，也有一個花園，裡面到處都是蜜蜂、小鳥和蝴蝶。她們忙於為教堂整理鮮花，勤勉地維持著中產階級的生活脈絡，整天都在進餐，還做很多善事：她們去看望窮人，送去鼓舞人心的話語和自己做的蛋糕和糖果。然後戴茜阿姨說，她要去倫敦跟我呆上一天。我不能讓她去爬我那裡的陡峭樓梯，於是帶她出去吃午餐，但是很難找到她以前習慣的那種提供精美的英國菜的餐館。沒錯，那種餐館在英國的外省比比皆是，惟獨在倫敦沒有。我帶她去了德裡與湯姆屋頂花園，帶她去喝茶。然後，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她問我能不能安排她住進一家不錯的養老院。我大吃一驚，不知所措，坐在那裡，一動不動，一言不發。這種記憶是有用的，因為隨著你年齡增長，變得非常能幹、精通世務，你就會忘了你並非向來如此。
現在如果有人說，請安排我住福利院，我就會知道怎樣安排，但在那個時候，她就像是在要求我用手推車把她從英格蘭最南端推到蘇格蘭最北端。我當時仍然處於倫敦生活的邊緣，我覺得我只是用自己的指尖剛剛鉤住它一點點。一股巨大的懊喪攫住了我，我感到疲憊，這種疲憊是我的敵人，因為我的一生中有太多時間都沒有在做自己喜歡或者讓自己很享受的事情。戴茜阿姨，這個從我出生起就一直在我生活中的人，為什麼會看不出她對我的要求太過分了？況且戴茜阿姨在倫敦住了一輩子，大部分時候正是從事著「護理行業」，她怎麼會在這方面需要我的幫助？伊夫琳呢？兩個老太太不是剛好可以做伴嗎？因為我當時的態度跟大家一樣，也是一種偷懶的態度：「這裡有兩個老太太，她們倆住在一起多好。」（她們會互相照顧，我就無需過問了。）但也許她們合不來？這兩姐妹以前很少見面——因為其中一個在日本度過了她的整個成年時代——也許她們互相不喜歡對方？
我坐在那裡，默不作聲，我知道我是我那精力充沛、幹練高效的母親莫迪·麥克維的替身。我同時也在想：這兩個女人之間的關係的核心在這次請求中顯露了出來。我媽媽是占主導地位的那個，能幹的那個，但她已經回羅得西亞了，好在還有她女兒，教女，一位成功的作家，一點而已不亞於她媽媽，她會像莫迪一樣把事情處理好。
我告訴她，或者說是脫口而出，我的聲音不僅在發抖，還帶著難以置信的語氣，意思是：我的擔子已經夠重了，你怎麼還能讓我承擔這個？「我很抱歉，戴茜阿姨。我做不到，我一點頭緒也沒有。」
不久，她寫信告訴我她要去某某養老院，但我不知道伊夫琳怎麼樣了。我再也沒見過她們，但戴茜阿姨會寄聖誕禮物給我，像我小時候一樣：一張兩鎊六便士的匯票，或者是一條尼龍手帕，裡面放著一枝幹花。我寄給她整盒整盒的巧克力，我每出版一本書，就會寄一本給她。
過了很多年，我突然意識到，戴茜阿姨當時其實是在間接地問我，她能不能跟我一起住。我當時沒有想到這一點，她居然會想跟我這個不妥當的無神論赤色分子一起生活。我媽媽每週寫給她的信肯定一直在控訴我這個糟糕的女兒。「你做的每件事情都是在處心積慮、竭盡所能地傷害你爸爸和我。」如果戴茜阿姨不是想跟我住在一起，那到底是為了什麼呢？我有時會捉摸這個問題，也許這裡隱藏著某些無法言喻的痛苦，也許是兩姐妹間的故事，她們很討厭對方，各過各的生活，但到了老年，人們卻希望她們住在一起，分享菲薄的養老金。
很難讓現在的年輕人理解這個國家戰後有多麼貧困。從那以後到今天是財富膨脹、生活迅速改善的「富足」的幾十年。今天的窮人都比當時很多中產階級過得好。很少有家庭有中央暖氣。我們對待暖氣的態度成了歐洲人的笑柄，因為這個清教徒國家的靈魂深處仍然有一種感覺：追求溫暖舒適就是自我放縱。我們有煤氣或電爐，但需要投幣使用。這意味著人們下班後回家，等待他們的是冰冷的屋子。冰箱才剛剛開始普及。我的牆上有一個食品儲藏櫃，牛奶和肉都是要吃的時候才去買。大多數地面都是帶著污漬的或者是油漆過的木板，蓋著小塊地氈和地墊，還沒有普及從牆根到牆根的地毯。你走進一座房子或公寓，也許會看到質量不錯的結實的舊傢俱，但沒有暖氣，沒有冰箱，廚房裡仍然裝著陶瓷水槽和木質的瀝水板，冰冷的地板在漂亮的地氈下瑟瑟發抖。很多傢俱仍然是「實用型」的，這是因為戰爭。戰爭期間，你能買到的新傢俱和新衣服都是實用型的，它們的式樣似乎專門是為了證明必需品必須要有多醜。
如果把今天的普通年輕人送到五十年代早期和中期的一個非常普通人家裡，他會怎麼樣？也許會覺得尷尬。原來一切舒適的東西都是最近才有的：在他祖父母的世界裡，所有的東西都透著勉強度日的貧寒。
我認識的作家和藝術家都沒什麼錢。人們現在的態度變了：年輕作家要求高得過分的預付款，擔心沒有保障。在我們那時候看來，為自己的未來擔憂是可恥的，屬於「小資產階級的想法」。也許是因為戰爭把人們對「保障」的信心完全摧垮了。大家都不以貧窮或捉襟見肘為恥，因為這些根本就不是問題。至於我，我既可以說：我不擔心錢，因為我知道事情最終會變好；同時也可以說，在短期裡，我總在為錢擔憂。這兩種情況都是真的。我身上的樂觀態度正是我當時的處境所需要的，我認為這種態度是精神和肉體共同產生的一種傾向和氣質。我沒有指望自己變得富有，因為這不是問題所在。我只是知道我在做我必須做的事情：寫作。這意味著我要管理自己的精力，於是我的時間不會被不必要的東西侵擾，我的能量不會錯誤地耗盡。說起來容易，寫起來也容易——但這是作家使命的癥結與核心。
當我們四處走動，暫時變成談話者，站在講台上侃侃而談，人們總會問我們：你用的是文字處理軟件，還是鋼筆，還是打印機？你每天都寫嗎？你有什麼的規律？這些問題都在本能地、笨拙地瞄向這個至關重要的點：你怎樣使用你的能量？你怎樣節約你的能量？我們每個人的能量都是有限的，我敢肯定，成功的人都懂得——無論是本能地，還是有意識地——都要很好地運用它們，而不是讓它們肆意流淌。如何運用能量因人而異，無論是作家還是其他人。我認識一些作家，他們每天晚上都要參加派對，他們在那裡充電，而不是消耗，然後用整個白天開心地寫作。但如果我熬過半夜，跟人聊天，第二天的工作狀態就不會太好。有些作家喜歡在早晨開始工作，越早越好，有些人則喜歡晚上，或者下午——但下午對我來說幾乎是不可能的。你不斷地嘗試、犯錯，然後會發現你需要什麼，什麼讓你有勁，發現你的本能的節奏和規律是什麼，找到後就用心遵守。
回首當年，我自己也感到驚訝，覺得不可思議，我居然在各種要求之間獲得了那樣的平衡——孩子當然是最大的要求。只要有可能，我就會投入到緊張的全神貫注的工作中，同時又留意著那個吞噬能量的小傢伙。
就處女作而言，《野草在歌唱》在英國、美國和歐洲的表現都很不錯，收到了很多評論，而且重版了。但嚴肅小說很少能讓作者變得富有。我的第二本書——《這原是老酋長的國度》——獲得了好評，就短篇小說集而言銷路不錯，有些單篇故事也收錄到一些文選中，而且在國外發表。《瑪莎·奎斯特》和《良緣》銷路也不錯，在歐洲和美國也出版了，但這兩本書都不屬於暢銷書。我所有的書都一直在賣，銷售平穩，一直在印，但直到七十年代，我才掙到大額的預付款。我在1958年算了一下，我平均每週掙二十英鎊，相當於工人的工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