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段時期，我遇到的人幾乎都把自己視為工人階級的衛士。但我認識的人裡面，惟一真正代表工人階級的是一個沒有醒悟的、不關心政治的人，一個女人（這是典型的情況）：每週來我這裡打掃房間的女傭。最讓我感興趣的是她跟我從小看到的那些蘇格蘭農婦一模一樣。她是杜格爾太太，大概有六十歲，瘦削，蒼白，身體不太好，香煙不離口。然而如果命運挾裹著她，讓她越洋過海去到南羅得西亞，她會怎麼樣？其實她跟我認識的其他人一樣受欺壓，但她自願配合那些剝削她的人。她在一家僱傭女清潔工的公司的名冊上，那家公司向我們收取的小時服務費高得不能再高，但付給她的錢只有一半。我告訴她，如果她獨立經營，掙的錢可以翻一倍，但是沒有用。她會歎口氣說：「他們對我挺好。」她有位差強人意的丈夫，經常要靠她支持。她愛他。我的一篇題為《他》的小故事就是受到杜格爾太太的啟發寫的。杜格爾太太在柔情蜜意地談論丈夫、滿懷善意地談論僱主之餘，會悶悶不樂地想一下裡靈頓街坊10號發生的謀殺慘案，那座房子就在我們住的那條路上。
她的僱主曾派她去那裡幹活，但那裡的人覺得她不合適。「弄不好就可能是我，」她喃喃地說，從手拎包裡取出剛從報紙上剪下的謀殺現場照片，「他們發現的那具屍體本來有可能會是我，是不是，親愛的？」
《我們當時怎樣想——時代精神》
首先，國家醫療服務，福利國家。我們多麼驕傲、多麼歡快——而且多麼自信！最棒的事情仍然是年輕醫生們合夥開的診所，這些醫生大多數（但不是全部）是各種類型的社會主義者。人們對三十年代記憶猶新，《群星俯瞰》、《無以相愛》、《要塞》這些家喻戶曉的小說記錄了那個時代的境況：只要有一個人生病，整個家庭就可能被拖垮。三十年代可怕的貧困，還有英國統治者對人民苦難的冷酷的無動於衷——但現在我們是福利國家了。養老金意味著老年再也不是威脅。（四十年後，政府可以溫和地說，但我們支付不起，然後就砍掉了市民認為他們一直支付著的救濟金。
有人想過去起訴食言的政府嗎？但也許更重要的問題是：我們的頭腦當時處在什麼樣的狀態，居然會相信政府的承諾？答案很簡單：浪漫的烏托邦理想主義狀態，相信一切美好的事物皆有可能。）不再有「救濟金」，「生活狀況調查」也不復存在——「生活狀況調查」可能會讓倒霉的窮人得不到幫助，這種事情經常發生。我認識一個上了年紀的女人，她告訴我，當年她好幾天沒吃的，只能靠從麵包房裡乞討來的發霉的麵包過活，負責執行「生活狀況調查」的官員拒絕幫助她，因為她還沒把地板上的墊子賣掉。「生活狀況調查」這幾個字激起的苦澀憤懣今天已經沒有人記得了。
民意測驗（特別是戰爭期間的民意測驗）是我們看待自己的新態度的最初表徵，這種態度在今天已經司空見慣。社會學正在萌生，我們開始能夠觀察我們的社會和行為，就像外星人可能會用的眼光一樣。現在我覺得這才是重要的事情，但在那個時候，作為公民，我們滿腦子想像的都是福利國家。
哈里·波利特——英國共產黨總書記，或者說領導人——站在肯辛頓商業街的龐廷斯商場門口。跟今天富麗堂皇的商場相比，龐廷斯很寒磣；跟當時的哈羅斯或塞爾夫瑞商場相比，它也只能算是個鄉下商場。哈里·波利特在商場門口舉起攥緊的拳頭，猛地一晃，然後放下來，伸出一隻手指控訴：「等我們掌握了政權，我們要把這些地方統統推倒。」他指的是那種令人髮指的奢華場所。共產黨就是這樣去震懾群眾的：當時衣服配給剛剛結束，大家一心夢想著擁有一點點時髦、一點點華麗。這件軼事充分體現了英式思維的特點：深深的清教徒精神，痛恨歡樂，渴望控制和壓制。
當我跟約翰·薩默菲爾德說起這件事時，他說：「你要想理解英格蘭，只需記住這一點：我們是一個為了幾英鎊的利潤而把納什[納什（Nash）：約翰·納什，英國建築師，設計建造了攝政大街。]的攝政大街[攝政大街（TheRegentStreet）：倫敦西區一條著名的購物街，得名於攝政王（後來的喬治四世）。]剷平的國家。」
法國食物。我們的食物那時候實在太糟，但隧道的另一頭有法蘭西，有真正的食品。那時時離伊莉莎白·大衛[伊莉莎白·大衛（ElizabethDavid，1913-1992）：英國美食評論家。]出道還有十年。我們對自己的食物滿腹牢騷、不屑一顧。熟食精品店是我們的安慰，還有蘇荷區的法國和意大利食品商店。柔軟的白麵包是英國食物一切缺點的化身。（到了九十年代，這種遭人嫌棄的白麵包卻成了巴黎的新寵，巴黎人吃我們的白麵包三文治怎麼也吃不夠。）不，長棍麵包、牛角包、奶油蛋卷——還有高盧煙和吉坦尼斯煙——才是我們追捧的對象：它們就是文明。食物的意義一向超出了它本身。從蘇荷區回來，帶著一小塊精緻的布裡白乳酪或喀曼波特軟乳酪，或者是一塊法國酥皮餅，都是對野蠻的一次成功征服。現在我會想，我們那時對食物的熱情（顯然是戰爭的匱乏滋生了這樣的熱情，去法國和意大利的短暫旅行又助長了它的勢頭）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了我們今天對食品的癡迷：報紙上整版整版刊登著菜譜，人們不停地談論餐館和廚師、為各種烹飪書寫書評。我們讀烹飪書就像讀小說一樣。今天，食物在報紙和電視上所佔的版面和時間已經超過了在書中。
施捨永遠消失了。福利國家終結了對窮人的苦澀侮辱——永遠地。況且，用不了多久就再也不會有窮人了。「至少我們再也不用把手放進口袋裡去掏錢施捨了。」
瑪麗妮塔·拉斯奇寫了一個劇本：《海外之島》，主題是英國變成了美國的附庸國。美國的軍事基地遍佈不列顛：這就是「孤軍」對抗希特勒時，我們為美國的救兵付出的代價。她被指斥為「共產分子」，而她的立場其實跟共產主義相去甚遠。凡是批評「當權派」（人們剛剛啟用這個詞，用來替代「統治階級」）的人都是「共產分子」，因此按照定義就是叛徒。在我現在看來，這是冷戰帶來的最糟糕的後果：很多合理有用的批評都被一句話給打發掉了，「這無非是共產主義的宣傳」。
畢加索來到倫敦。他公然（甚至可以說是倨傲地）宣稱自己是共產主義者：接不接受隨你們的便。在世界各地裝飾著共產主義和平運動的那只和平鴿就是他畫的。他在倫敦受到的歡迎遠遠算不上全心全意。讚譽之辭伴隨著憤怒的聲音：「我們這裡不歡迎這個共產分子。」有引起騷亂的危險。他那時的聲譽不像今天這樣不可動搖。人們說他是騙子、滑頭、跑江湖的、顛覆分子——他還在成為德高望重的元老的路上。
在電影院和劇場裡，國歌奏響時我們會起立。
我們一有空就去牛津大街的第一演播室和學院兩家藝術影院看法國和意大利電影。國家電影研究院當時還沒有成立。我們在那裡度過了歡快的時光，我們常說：「我要去那兒注射一針陽光。」法國和意大利的電影讓我們在一兩個小時的時間裡感受到我們的生活裡極度缺乏的優雅和魅力。
電視：我們孩子的腦子會被這個魔鬼般的新發明腐蝕掉。我們怎樣才能挽救自己？
英國仍然是最好的：英國的每樣東西。
外國人說我們的街道多麼文明，多麼整潔、有秩序。
在共產黨作家小組裡，我們開玩笑說，如果我們和俄國人都記住這一點，英國和蘇聯之間的長期隔膜就可以輕而易舉地化解：英國仍然很像狄更斯的小說，而俄國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也相去不遠。
到目前為止我記錄的大部分都是外面的事情：旅行、會議、作家小組、政治——接下來還會是這樣。外部的事情是腳手架、框架，內在生活鑲嵌其中。但不妨反過來想，也許穿插在外部事件中的寫作和思想才是框架？要想描寫作家的生活幾乎不可能，因為其中最實質的部分是寫不出來的。我剛到倫敦時住在丘奇街的日子是怎麼過的？五點鐘孩子醒了，我也醒過來。他爬到我床上，我給他講故事、念故事或者詩歌。我們穿衣服，他吃早餐，然後我上街送他去學校。一會兒，我把他送上巴士，他自己坐兩站去學校。現在我想沒有誰做不到這一點。我去商店買點東西，然後真正的一天開始了。我想要幹點這個、幹點那個的迫切心情——我管這種迫切心情叫做「家庭主婦病」：「我必須要買這個，必須給某某打電話，別忘了這個，把那個記下來」——此時必須讓位給寫作所需要的平靜、單調的狀態。有時我通過睡上幾分鐘來進入這種狀態，但願這段時間裡電話不要響。睡眠一直是我的朋友，我的恢復劑，它讓我快速復原，正是在那些日子裡，我認識到沉浸的重要性：花上幾分鐘，沉浸在……那是哪裡呢？當你重新浮出時，你已經頭腦清晰，寧靜，黑暗，一切就緒，開始工作。
當彼得去艾希納家小住或是過週末，或者由我媽媽領著出門，我就經常上床，滑入那種讓我恢復的水下狀態，躺著一動不動，慢慢浮向水面，剛要到達水面時，下沉，浮起……當你接近甦醒時，你還沒有恢復正常的意識，而睡眠已經變淺了，因為你有一半意識到自己在睡覺。我會這樣躺上一小時……甚至是一天，如果我變得過於狂熱的話。隨著年齡的增長，我越來越善於精明地管理自己的情感能量，我開始這樣想：清醒的狀態也許會讓某種物質在我們體內累積起來，這種物質發出刺耳的聲音、顫動不已，刺激著你的神經，讓你緊張、敏銳。如果你在寫作，這種效果就會放大一百倍；但哪怕是幾分鐘的睡眠，只要能在另一個維度中沉浸上一小會兒，這種物質就溶解了，讓你再度平靜，重獲新生。
現在，小桌子上的早餐用具被清走了，取而代之等候著我的是零散的紙張和一台打字機。工作開始了。我沒有坐下來，而是在房間裡走來走去。我洗茶杯、整理抽屜、喝茶，但我做這些事情是靠腳去想的，我的腦子不在這些事情上。然後我發現自己坐在打印機旁邊的椅子上。我寫下一個句子……它站得住腳嗎？但先不管它，以後再回過頭來看，就從這裡繼續吧，讓文字開始流淌。就這樣繼續寫下去。我起身走動，徘徊，手裡一會兒忙這個，一會兒忙那個。如果你根據眼前所見判斷，你會覺得我是操持家務的模範。我會躺下睡幾分鐘，因為我已經操勞過度，進入了很不舒服的觸電般的緊張狀態。我走動、寫作。電話響了我就去接，但接電話時盡量不打破自己全神貫注的狀態。就這樣一直下去，持續一整天，直到要去接孩子，或者直到他出現在門口。
通過身體的活動達到精神的全神貫注，你可以在畫家們身上看到這種做法。他們在工作室裡走來走去，顯得漫無目的。他們洗這支筆，扔掉那支筆，準備畫布，但你可以看出他們的思緒在別的地方。他們盯著窗外，沖上一杯咖啡。他們在畫布前站上好一會兒，畫筆在他們手中蓄勢待發。最後，工作開始了。
小孩在身邊時，我從不嘗試去寫東西，因為那只會讓我們都感到氣惱。我給他讀故事，我們一起玩卡片遊戲。他聽他很喜歡的收音機，大人的廣播劇和兒童節目他都愛聽。晚飯時間，如果瓊和歐內斯特在屋子裡，彼得就會下樓去找他們。八點鐘，我把他安頓在床上，但他向來都不愛睡覺。他醒著躺在床上，直到九點多或更晚才入睡。這時候，傑克來到我這裡。我們吃東西，說話。傑克在毛德斯萊醫院很努力地工作。那是英國首屈一指的精神病醫院，而且那是精神病學思想爭鳴、新發現層出不窮的時期。我們今天視為想當然的很多精神病學理念和臨床做法都是在那個時期建立起來的。傑克是那種在今天也許已經過時的醫生。他通過從音樂（因為他精通音樂）、作曲家的生活或文學情節中尋找參照來解釋毛德斯萊醫院的理論和臨床實踐（或者說跟病人打交道的經歷）。一位來自倫敦東區的窮人可以跟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某個人物相匹配，一個發瘋的姑娘則跟歌劇裡的一個故事相匹配。他對病人的痛苦感同身受。
對當時正在進行的實驗，他常常抱著半信半疑的態度。比如，他曾向我描述過催眠試驗。如果你對什麼人（任何人）實施了催眠，讓他們描繪很多年前（比如他十歲或二十歲那年）5月2號發生的事情，這些人就會把那一整天的事情說出來。「我起床時心情不好，我跟丈夫吵了一架，我去買東西，我做晚飯……」如此等等。這些事情全都保存在頭腦的某個地方。被我們稱為「記憶」的東西只是大腦的一個很小的部分，可以把它看作從滿滿的真實的記錄中濺出的一點水花，這樣比較容易理解。「我們有什麼權利這樣入侵另一個人的頭腦？」他向我描繪，他站在一排人面前，沿著隊伍隨意對著某個人，響指一打——「他們就開講了！就像這樣！你可以對他們為所欲為。沒有人應該遭受這種對待。」他總是在說，人不應該遭受這種對待，不應該遭受那種對待。他也許曾經是個共產主義者、斯大林主義者，而且仍然稱自己為馬克思主義者，但無論怎樣他都是一個老派的人道主義者——血液中流淌著文學傳統的共產主義者莫不如此。
然後我們上床。接下來是黑暗，情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