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從蘇聯回來不久，倫敦的最後一場大霧到來了。你把手舉到面前也幾乎看不見，真的是這樣。內奧米召集我們幾個訪蘇的人在河堤的米基森公寓重聚。我站在河堤上寸步難行，我迷路了。我淹沒在濃霧中，就像淹沒在髒水裡。突然一個男人撞上了我，是個蘇聯官員——我想是蘇爾科夫[很可能是以和平使團的身份來訪。]——他正因為大霧而欣喜若狂，因為每一個外國人都很欣賞狄更斯筆下的濃霧，直到今天他們仍然會說：「你們倫敦可怕的大霧……」「但已經沒有大霧了；我們有了《淨化空氣法案》。」聽到的人感到失望。清除掉一個強有力的標誌可沒那麼容易。
我在黨內時沒有參加過一般的會議。很多年後，我已經不再是黨員了，有人邀請我去給一個共產黨小組做講座。那是個真正的共產黨小組，都是普通黨員。地點在南倫敦的一條貧民街道的房子裡。人們為我鼓掌。屋子裡坐的都是潦倒的和孤僻的人，他們縮在一起，因為黨對他們而言就是俱樂部，或者是家庭和親人。然而——這一點讓人心碎——這裡也有鄉下的漢普頓[漢普頓，密爾頓：見托馬斯·葛雷著名的《墓畔哀歌》，以下摘自卞之琳譯本
「也許有鄉村漢普頓在這裡埋身， 反抗過當地的小霸王，膽大，堅決；也許有緘口的米爾頓，從沒有名聲」
]和默默無聞的密爾頓[]，他們往往都是自學成才，有獨創精神，質疑世界上的各種事物，除了共產主義。
去參加巴黎的共產黨集會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兒。我告訴國王大街，我要去巴黎，想去看看法國共產黨是什麼樣子。他們讓我跟崔斯坦·查拉聯繫。查拉是黨員，很討人喜歡。國王大街必須先獲得法國共產黨上層的許可，查拉在上層的指導下工作。共產黨在左岸的支部受命接待我，但有個前提條件：他們討論政策時，我不能在場。我們一起吃了午飯，話題僅限於政治。坐在我面前的是共產主義的查拉，絲毫沒有無政府超現實主義的查拉的跡象。我對他說，左岸當地支部以為我會做什麼？我會去把他們炸飛？他可不覺得我的話好笑。我告訴他，在英國，一個人如果想入黨，可以先去旁聽一次會議，看看自己喜不喜歡這個組織。崔斯坦用他的沉默表示：沒法指望英國同志不是這樣。我堅持道：這有什麼錯？他問：你們怎麼防範敵對勢力的滲透？我說，如果間諜和敵對勢力下定決心要滲透進來，他們可以從各個角落打入內部，我們防不勝防。他麻利地說，你錯了，警惕才是關鍵。這是這種情景裡典型的言語交鋒（共產圈子裡有很多人經常經歷這樣的交鋒！），它並沒有妨礙我們對彼此的好感，但他確實對我感到失望。他清楚地讓我知道，法國共產黨瞧不起英國共產黨。
崔斯坦把我帶到左岸聖日耳曼大街附近的一棟大樓裡，那一帶剛剛開始成為旅遊勝地。門口的保安檢查了我們的證件，到裡面又檢查了一次，給了我一張臨時通行證。我們走進一個大而沉悶的房間，房間的一頭擺著一張給官員們用的小桌子。房間裡有一百多名共產主義者，個個看上去都像軍隊招募的士兵，因為每個人身上都至少有一件軍人的行頭，這些可能是軍隊的冗余物資。他們——男人和女人——顯然都把自己視為一場戰爭中的士兵，因為他們行走、說話的姿態全像士兵：冷峻、乾脆、負責。沒有人在笑。也許他們在想像中仍然認為現在是游擊隊、佔領期和自由法國抵抗運動的高潮。他們看上去就像是已經預見到明天戰役就要打響，但他們在討論的只是社區裡的籌款活動。過了一個多小時，他們要求我離開。崔斯坦問我感覺如何，我說難怪法國人和英國人不容易相處。他們真的需要這種如臨大敵的氣氛嗎？德國的佔領畢竟在十年前就結束了。他輕柔地說（以表達對我的原諒），我低估了敵人的力量。我回去向作家小組匯報這次訪問的情況，他們說我應該早就料到法國人是這樣的。法國人喜歡把每一件事情弄得戲劇化。
我想作家小組的這類會議應該不超過十幾次。我們對文學的討論完全沒有屈從於黨的路線，我們對「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持批評態度。至於我，同志們告訴我——作為我對黨的思想貢獻的總結——我提出的問題，要麼是他們從來沒想過的，要麼是答案太顯而易見，沒有人會浪費時間去想的。而我的麻煩在於：我區分不出這兩類問題。
接下來，共產黨作家小組把我放到了一個真正滑稽的位置上。蒙塔古·斯萊特和約翰·薩默菲爾德告訴我，他們參加了作家協會[作家協會（TheSocietyofAuthors）相當於作家們的工會。——原注]年會。他們說，這是個獨裁的不講民主的組織，採取一成不變的寡頭制。作家小組的人以前都沒參加過年會。他們已經把我的名字提交上去了，推薦我當管理委員會委員。我怒火中燒，說：我跟他們說我討厭開會的時候，我可不是在開玩笑。我不會去的。太晚了，他們輕鬆地對我說，我身為黨員畢竟要做點什麼，我可以把這當成革命義務。他們說這些話的時候帶著挖苦的口氣，對我的格格不入的狀態感到幸災樂禍。這種態度我再熟悉不過了。於是我來到切爾西的一棟漂亮的房子裡開會，協助操辦社團事務。他們當然知道我是共產黨員，因為我是由兩位知名共產黨員引薦的，他們把我視為一股入侵勢力的灘頭陣地。
他們指望在我身上看到同志們身上常見的不誠實和兩面派特徵。畢竟，他們對黨的手段不太可能懷著天真的態度，因為他們當中必定有些人曾經是黨員，或接近過黨組織。我不記得當時遇到了哪些人。一個年輕女人宣佈自己是保守黨人。她待在這裡是為了跟我這個顛覆分子相抗衡，她很少把她那雙連譏帶諷、學識淵博的眼睛從我身上移開。但願我能回憶起她是誰。至於我自己，我又沮喪，又氣餒。我對英國文學界的政治一無所知，也不太在乎，我的注意力完全被自己的困境佔據——我要在重重問題的包圍下寫作：沒錢、孩子、媽媽、心理咨詢師、情人，還有（這不是次要問題）如何才能不引人注意地脫黨。因為在當時，任何公眾人物退黨都會伴隨著媒體的一陣齊聲喧嘩：「某某某離開了共產地獄。」「共產黨的機密洩漏了。」你總會遇到前同志抱歉地對你說：「太抱歉了。那些話我沒有說過，都是媒體編的。」（當時的媒體跟現在一樣。）
我在委員會呆了一年，痛恨在那裡度過的每一分鐘[我1953年離職。——原注]。雖然我已經習慣於處在錯誤的位置上——我有時覺得這是我在襁褓裡就背上的詛咒——但這次錯位是最嚴重的。錯位的發生是因為你周圍的人相信你的想法跟他們一樣，或者他們認為你的想法跟他們的差異很大，而且他們斷定這種差異就是他們所認定的那種差異。當你發現這種或那種立場過於簡化、只是一套死板的戒律時，你也會跟周圍的人錯位，而且這意味著每次聚會時，你的頭腦都會不停地發表意見，誇大其詞。我一直都在這樣做，甚至從小就是這樣。年輕時，我頭腦中的這種唱反調的議論是惱人的、激烈的，但年齡越大，我越感到疲乏：「噢，上帝，恐怕事情只能這樣了？」
還有一個問題，我無需向任何一個前殖民地的人（這裡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亞、南非和其他無爭議的前英帝國屬地的人）和大多數外國人解釋。到英國之前，我們這些人一輩子看到的都是英國人在艱難的地方工作，經常孤立無援，面對各種各樣的匱乏和蠻荒。我們知道，最讓英國人高興的事情莫過於登上險峰之巔、駕著小划艇穿越大西洋、隻身一人在沙漠或叢林深處探險。「不屈不撓」是最恰當的詞。自給自足，熱愛孤獨。然而在英格蘭，一群這樣的人聚在一起卻顯得安逸、狹隘，一遇到外來人就會抱在一起，一臉警覺的孩子式的表情。他們表現出一種單純的少不更事的特徵，經常被人們歸結為：「想想看，不列顛已經有幾百年沒有遭到入侵了。」
他們身上有一種精細的氣質，他們都小小的，很溫順，深深地、本能地永遠拒絕面對危險的東西，哪怕只是不熟悉的東西：不願意去理解極端的體驗。外國人猜測——為對比起見，寫下這段文字的我也是外國人——在英國人的心靈深處有一個愛德華時代的嬰兒室，四周擺滿了防禦性的尖銳的荊棘，房間深處躺著睡美人，身上別著一個紙條：別碰我。一個聖誕節，有個小孩到我這裡來做客，我要陪他玩。當時是七十年代，在倫敦可看的節目有：《彼得·潘》，《讓我們排一場歌劇》，《水寶寶——小煙囪工》，《愛麗絲漫遊奇境》，《蟾宮的托德》，《維尼熊》。我們去看下午場的《維尼熊》，當你看到是年輕的媽媽、而不是孩子在泣不成聲時，這會讓你想到許多。
在不幸擔任委員會委員的那年，記憶深處浮現出兩段插曲。一次是討論根據蕭伯納的《賣花女》改編的《窈窕淑女》。蕭伯納其實為伊莉莎寫了一個結局：她接受了那位富有、但性格柔弱的求婚者，借此擺脫了她的出身和折磨她的息金斯，但隨後就成為自己的生活的主人。音樂劇製片人卻堅持認為，伊莉莎應該跟息金斯結合。於是文學世界裡又多了一個受虐狂女人，高高興興地給男人提鞋，舔男人的手。作家協會是蕭伯納遺產的代理人，抽取百分之十的佣金。無論是當時還是現在，他們的反應都讓我很震驚。我當時無法相信，現在也很難相信，蕭伯納明明已經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意圖，但作家協會居然會為了錢歪曲蕭伯納的意思。正是這件事情，讓我明白我跟這些人是多麼的格格不入，他們根本不覺得自己的做法有什麼錯。另一件糟糕的事情發生在狄蘭·托馬斯動身去紐約的時候，他想動用協會在紐約的關係。他那時已經是個醉鬼，很有破壞性，大家都認為應該提醒紐約的同行。這類事情讓我當時很震驚：一個藝術家居然有肆意妄為的神聖權利。但現在我的想法不一樣了，任意妄為、指望別人去善後的詩人和作家我已經見過不少。
還有一次經歷我覺得也可以歸入「共產主義經歷」之內。有次我在彼得放假的時候帶他去了哈斯丁，我們住在奧克赫斯特旅館，它是多蘿西·施瓦茨為共產主義者開設的。奧克赫斯特有講座、培訓和常見的配套設施。我覺得那個地方讓人沮喪。那裡充滿了「我們和他們」、「忠誠的共產主義者對抗無知世界」的氛圍。習慣了陽光和一望無垠的天空的人很難喜歡哈斯丁。我在那裡不斷碰到一些人，你今天根本想像不到他們曾是共產主義者。他們現在都極具聲望，但當年他們的確進出於奧克赫斯特旅館，聽講座或者做講座，有個人甚至那裡當服務生。
真正讓我覺得有趣的，是阿萊斯特·克勞利以前就住同一條街上的姐妹屋：內瑟伍德。二三十年代，光彩奪目的秘密教派在英國盛極一時，參與者並非全是默默無聞的小人物，比如葉芝就曾經加入了「新曙光」。克勞利以他那讓人眼花繚亂、神秘莫測的才能而著稱，到了五十年代仍然為人所稱道。但他最後的光景卻很慘淡。他死於1947年，但我去哈斯丁時人們還在談論他。「按說他是個魔法師，不是嗎？那為什麼他過得像個流浪漢？」多蘿西經營的旅館富有美譽：羅伯特·特雷塞爾以這棟房子為背景，寫了《穿破褲子的慈善家》。那裡的客廳的天花板非常漂亮，所有的客人都被告知，它可能出自特雷塞爾之手。
《穿破褲子的慈善家》是表現工人階級生活的經典之作，再版過很多次，最早面世是在1914年，但當時出版的是刪節版。弗雷德·鮑爾多年來一直在研究特雷塞爾的生平，終於找到了《穿破褲子的慈善家》的原始手稿，在朋友的幫助下花70英鎊買了下來。有人懷疑手稿的真實性，但它確實是真的。出版完整的版本有困難，因為刪節本當時還在發行，而且有幾家出版社認為全本的社會主義色彩太濃了。最後他們終於說服了勞倫斯與威沙特出版社的莫裡斯·康福斯出版全本。勞倫斯與威沙特是共產主義出版商。新書大獲成功。喬納森·克勞斯（他後來是著名的文學作品代理商）當時還在當油漆匠和裝修工。
他是弗雷德·鮑爾的朋友，他給鮑爾提了一些建議，並設法讓韋登菲爾德出版社出版了鮑爾為特雷塞爾寫的傳記，韋登菲爾德是主流出版社，沒有社會主義傾向。勞倫斯與威沙特出版社不想出版鮑爾寫的傳記，因為鮑爾在傳記中透露，特雷塞爾不屬於工人階級，他可能是一位富有的愛爾蘭皇家海軍陸戰隊軍官的兒子。那時候差不多正是瓊·利特爾伍德導演的「工人階級」話劇《你不會永遠高高在上》贏得滿堂彩的時期，這出話劇講的是建築工人的故事，亨利·查普曼寫的劇本。查普曼也是喬納森的朋友，媒體把查普曼描繪成哈斯丁的砌磚工。然而讓共產黨文化委員會倒胃口的是，最後人們發現亨利的出身也是如假包換的中產階級。[喬納森當時還沒有意識到自己的使命所在，他只是在為自己認識的那些才華橫溢、但又一文不名的朋友做代理，有些人後來成了國際暢銷書作家。——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