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他經常在孩子醒來時動身離開。「我必須回家換件乾淨襯衣。」這是他的慣用語。
「你什麼時候都可以把襯衣放在我這裡。」
「好了，來了——你幹嘛要操心我的襯衣？」
男人和情婦之間的典型對話開始了，在一起的四年中，這類對話不時以這樣或那樣的形式發生在我們中間。
這就是每一天的輪廓。但你在這裡找不到寫作過程的真相。我要訴諸那個有用的字眼「收集毛線」。無論是在購物，做飯，還是在干其他事情，你都在「收集毛線」。你正讀著一本書，但發現你的手放低了：此時你就在「收集毛線」。富有創造力的黑暗時刻。無法言傳。那些棄用的扔掉的文稿，那些進了廢紙簍的流產的故事又如何呢？還有那些在你頭腦中存活了一兩天，一周，還沒誕生就隨著流產的故事一起消失的想法呢？什麼樣的生命？它是什麼？為什麼這一頁活著而那一頁死了？這種活力，這種來自生命的深處、視線所不及、由愛哺育而成的活力是什麼？但當我這樣描述自己的一天：我起床，孩子去學校，我寫東西，他回來，第二天一模一樣——這樣的文字幾乎沒有誰會繼續翻下去。
我認為，作家的真實生活只有其他作家才能理解，另外還有一小部分人能夠理解，這些人曾經是出版人。出版業發生了如此之大的變化，以致今天人們已經很難相信：出版人跟作者之間的私人關係曾經是出版業的核心。五十年代，每個出版公司都是由一個熱愛文學的人單槍匹馬獨自創辦的，後來變成了幾個人一起創辦。他們經常是傾家蕩產來創辦出版公司，往往沒有足夠的資金，而且有時他們的確是不善經營的商人。他們四處尋找新作者，珍惜他們。有些書也許只能賣幾百本，他們還是付諸印刷。在今天的出版業，所有的資源都被用來推動幾個星期的密集銷售，一句玩笑說出了出版社的資源分配原則：「這本書在貨架壽命是六星期……兩個月。」就像常有的情況，一開始這只是玩笑，但很快就不再是玩笑，變成了對事實的精確描述，出版界的每個人都在用。
這裡有個例子是我們今天習以為常的情況的反面。1949年，一個名叫弗蘭克·路德曼的人拿著他一百英鎊的復原遣散費，在布魯姆伯利的三間閣樓裡一年出版了六十本書。這就是愛斯出版社，它掀起了平裝書革命。路德曼的書單裡囊括了當時從歐洲到美國和加勒比海的所有優秀作家。我可以想像，沒有誰從中掙到很多錢。弗蘭克·路德曼喜歡盡可能在離他最近的酒館談事情。
第一本長篇小說或短篇小說集出版，一直在發行，沒有落入降價清貨的境地。在比較微妙的時刻，第二本小說出版，得到了像第一本一樣的關照。但這時作者在文學領域的聲譽開始上升。第三本，也許還有第四本。這些書的銷量可能都不超過幾百本。然後，出於某個原因，一本書開始暢銷。它獲獎了——當時的獎項只有幾種——或者收音機裡提到了它。我覺得這其中更有可能的原因是，讀者對這位作家的作品的好感在無形中慢慢積累，然後到達了臨界點：一個穩定的讀者群形成了，作家有一群支持者，他們特意尋找他（她）的新書。這個過程也許緩慢，但這是個有機的過程，有它自己的生命：人們推薦這些書，借這些書，作者的聲譽主要依靠口碑而上升。現在他的新書也許終於能賣上一萬冊、兩萬冊。而在此之前，作者一直節儉度日，或者有一份坐辦公室的工作，或者靠時常寫評論、廣播劇或文章維持生計。
在這個過程中，作家和出版人之間的緊密關係是核心——出版公司很小，往往只有出版人一個人。那時候他們不會到處走動，他們守在那裡。作家依賴一種穩定的、日益加深的友誼，我相信人們還沒有認識到這種友誼的深度。必須承認，作家們都很孩子氣，至少在生活的這一方面他們很孩子氣。作家把一種複雜的感情投射到出版人（或編輯）身上：需要，依賴，感激，因為需要和依賴而產生的怨恨，這是一種掙扎、矛盾的情感，哺育著作家的作品。出版人對文學的激情餵養著作家的作品，出版人通過閱讀獲得的鑒別力非常有助於批評作家的作品，堅持讓作品變得更好。當然，我這裡描述的是堪稱樣板的關係，最著名的也許要數托馬斯·沃爾夫（不是記者沃爾夫，而是三十年代的小說家）和斯基伯納出版社的麥斯韋爾·珀金斯的關係。那是一種富有成果的持久的關係——無論是對於作家，還是對於出版人。現在這樣的出版人和編輯已經所剩無幾。
我跟邁克爾·約瑟夫沒有這樣的關係，約瑟夫對文學從來沒有那樣的激情。他的合夥人羅伯特·勒斯蒂帶我去餐廳吃午飯，坦白告訴我他從來不讀書，只看電視。在電視剛剛出現的時候，看電視非常招人鄙夷。這兩個人互相憎恨，沒辦法通過正常的方式商談業務。他們兩個人的辦公室互相挨著，溝通的時候總是讓兩個人的秘書在兩個辦公室之間遞紙條。我不知道這是否影響到了公司的經營效率。在這段時期，我依靠的是朱麗葉·奧希的支持。
出版業的情況體現了事物向自己的對立面轉變的法則。當一個作家的聲譽緩慢而平穩地上升時，這意味著他的書都被那些對它們有個人興趣的讀者買去了；而與這種情形相反的狀態是這樣的：去年，一位來自《紐約時報》的年輕女人來採訪我，採訪的結果是一篇膚淺的、沒有實質內容的文章。兩天後，出版商打電話告訴我，因為這篇訪談，一個大型連鎖書店買進了1500本我的書（《皮膚之下》）。但這並不表明這1500本書都會有人讀。今天局面的特點是人們買書，但不一定讀書。買書的衝動來自外部——訪談或電視節目的刺激——但這種刺激並不意味著讀者會喜歡這本書。購買衝動也並不一定意味著認真的閱讀。問題的根源在於出版社由一群會計師掌管，他們對書的文學品質不感興趣，只關心銷量如何，而且也僅僅通過銷量來評判作者。但有些作者（有可能是最好的作者）的書的銷量永遠也不會超過幾百本或一兩千本。可是他們卻有強大而深遠的影響力。那些真正的好書，那些為整個國家或文化確立標準、設定基調的書永遠都是為嚴肅的少數人寫的，以前如此，將來也仍然如此。無論你花多大力氣去「促銷」，都不可能把這樣一本書變成暢銷書；它只會跟滯銷書一起堆在庫房裡，等著重新被打成紙漿。
那些大型出版公司、國際出版大鱷深諳經營鴻篇巨著和暢銷書之道，對發行業已知名的嚴肅作家的作品也得心應手，他們善待這些作家並珍惜他們。我是其中之一，對此我心存感激。在會計師和金融家中間還藏著一些對文學懷有激情的人，但他們往往變得神色惶恐，有時你會聽到他們在低聲抱怨：「我以前非常熱愛文學，但現在我沒有時間讀書了。」因為他們都在超負荷工作。好書出版了，好作家倖存了下來，但那些小眾的獨特的書承擔著所有的壓力。每個喜歡文學的人心中都珍藏著一張絕版書單，其中有些書也許根本沒出版過，或者是印出來了，但編輯壓根沒設法去賣。從長遠看，對這些「難銷書」的忽略會對出版業的整體產生嚴重影響。從前，出版人非常清楚這些「難銷書」有多麼重要，它們是一股股噴湧而出的生命之泉。我們有些作家傷感地回憶起以前的日子，那時候，一個出版人會對作家說：「你和我從這本書上都掙不到一分錢，但它應該出版。」
另一個重大的轉變是「推銷」。作者們悲哀地開玩笑說，你寫完書就得去賣書。這不是玩笑。我在英國、美國、荷蘭、愛爾蘭和法國「推銷」《皮膚之下》，花掉了我的生命（我的寫作時間）的三個半月的時間。老一輩出版人知道作者需要安定、寧靜的生活，需要獨自一人的狀態，他們不想成為公眾人物。現在我們發展出分裂的人格。一個是真實的人，總是像小丑一樣在房間裡走來走去，「收集毛線」，做夢，從最深藏的自己中挖掘東西。而另一個則戴上微笑，走上前台，充當某個「人格」。
變化是從出版商的吝嗇開始的，他們不願投錢做廣告，於是依賴書評。於是開始要求作者接受訪談。這些不會花出版商一分錢。報紙和雜誌則需要一些內容來填版面。這是一個滾雪球的過程。作者開始以他們的生活和個性而著稱，變成了名流。情況越是如此，出版社越要求我們接受訪談，越要求我們「亮相」。大約十多年前，文學節開始了。文學節非常成功，於是每年都會冒出新的文學節。文學節需要名流一樣的作家。成千上萬的讀者湧向作者，他們中並非所有人都對書比對人更感興趣。但這並不意味著讀者在聽完這位文化名流的講話後會立刻去買上一本書：作家的講話和他的書往往可以互相替代。讀者對作品中的自傳成分的迷戀在這裡完全得到了滿足：你已經清清楚楚見到了雪萊，幹嘛還要去讀他的作品？
再就是簽售——跟推銷聯繫在一起的最沒有理性可言的現象。你做報告，參加討論，然後坐在一張桌子後面，人們耐心地排著長隊等你簽名。他們看重這個簽名，但他們一定也看得出，它的價值跟大規模生產線上生產出來的任何東西一樣。他們知道這位作家一年要簽售成百上千本書。終於輪到了，他們遞上一本書，可能是剛買的，也可能不是（他們經常會遞上從圖書館借來的書）對作者說，請寫上「致瑪麗」、「致鮑比」、「致瑪塞爾」、「致傑克」，請寫上「帕特生日快樂」，「喬尼聖誕快樂」。那位作家——他已經開始焦灼地為文學的尊嚴擔憂，他甚至也許曾經拒絕寫這些空洞的話，因為他從來沒聽說過瑪麗、鮑比和其他人——在眾人的要求面前崩潰了，不惜一切地想要結束這份苦差。
為了保持清醒，她（他）暗暗想著，作家們以前都是羞答答地為好友簽名：「致卡桑德拉，簡」，「致多蘿茜，威廉」。面對這樣的生產線，他們會說些什麼？曾經有出版社讓我簽六千冊新書，我拒絕了。但我有一次的確簽了三千冊。為什麼？我私下裡盤算：如果我簽得足夠多，如果大家都簽得足夠多，讀者很快就會看到這事兒有多滑稽。幾年前的夏天，牛津的學生之間流傳著一句笑話：「我有某某作家的惟一未簽名本。」真的會有人看重簽名嗎？你想到那些排著長隊耐心等待簽名的人，他們已經親眼看到作者坐在那兒，已經聽她講了將近一個小時，聽她回答了問題。他們知道，歸根結底，作者跟他們有著同樣的人的構造，她現在一定是筋疲力盡了，在心裡詛咒他們。但他們還是絡繹不絕地來了。
在西西里的一家酒店裡，經理站在桌子後面，把我的一本書端到我面前，命令說：「致我媽媽瑪麗亞，然後寫上『謹奉祝願』。」他手裡握著我房間的鑰匙，我不簽就拿不到鑰匙。
我曾在華盛頓為一個最嚴肅的文學組織做演講，演講之後組委會邀請我吃晚飯。還沒等我坐下，一堆我寫的書就擺在了我面前，有人說，「你必須簽了它們才能吃晚飯。」一陣哄堂大笑。
五十年代中期發生了這樣一件事情：邁克爾·約瑟夫把他的公司賣給了一個大集團，但交易的前提是，如果集團要把這個公司再度轉手，必須要聽取公司僱員的意見。不久，這家公司就被轉賣給《倫敦新聞畫報》（我記得是這樣），而公司員工最早知道這件事情是通過自動收報機的紙帶上傳來的新聞。有些人辭職了。我們都覺得忍無可忍。然而今天已經淪落到這種局面：公司可以裁掉幾十名編輯、僱員，給他們兩周的工資讓他們離開。出版社根本不考慮作者與編輯之間正在建立的微弱的聯繫。現在，在出版社工作的編輯的待遇很糟，就和作家們一直以來的一樣。
一個有趣的事實是（也許是最說明問題的）：出版公司易手時，從來沒有人徵求過作者的意見。我們跟一個公司簽約，也許是基於它的聲譽，也許是因為喜歡或信任某個編輯，但這些因素完全不在他們的考慮之內。我們現在很像一捆捆行李，一堆堆商品，就像我們的書一樣。
最早幾年很少收到這樣的信，但它很快就變得很常見了：「恐怕我必須告訴你，我就要離開這家公司了，我要去……我感到抱歉，因為跟你一起工作非常愉快。希望你最近能跟我一起出來吃午飯。但願將來我們可以再度合作。」一開始，當出版公司還沒有像雜貨包裹一樣被買來賣去、編輯們也還沒有在公司間跳來跳去的時候，人們期待作者對出版社保持「忠誠」。然而作者們一旦看到事情在發生變化，他們的忠誠度也變得像他們的出版社一樣——他們往往趨向最適合自己的地方，通常會追隨已經建立起信任關係的編輯。但當這種「忠誠」也消失的時候，比法律合同深得多的東西就從根本上被瓦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