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還在弗蘭克·約翰遜的公寓度過了一個晚上，約翰遜是駐莫斯科的英國報界人士。所有來訪的外國人都會去他的公寓做客。他毫不掩飾自己對蘇聯的同情，現在看來，他當時可能一直是克格勃。他是個很有親和力的公眾人物，他的妻子是個俄國美人。就是在約翰遜的公寓裡，我聽到俄國人（包括約翰遜的妻子）說出了「我討厭黑人」這樣的話。而且像南非的任何一個白人太太那樣，說「我不會用黑人用過的杯子喝水，我要給它消毒」。俄羅斯人還談起蘇維埃聯邦中的非俄羅斯共和國——格魯吉亞、烏茲別克斯坦、波羅的海諸國等等——他們的態度就像南非白人一樣：「如果沒有我們，他們就全完了」；「是我們在支持著他們」；「他們很落後」；「我認為不應該讓他們加入俄國」。
晚上他們開車送我們去機場，路上發生了一件事情。轎車的後座上坐著奧可薩娜、阿諾德和我，道格拉斯·楊坐在司機身邊。半黑的公路上，一個男人突然踉蹌著闖入車頭燈的光柱中，轎車急轉彎，但還是撞到了他。我們全都跳下車。一個農民躺在地上，四肢攤開，流著血。他喝得亂醉。奧可薩娜突然變成了復仇女神，說我們應該把他留在路上，懲罰他。我們堅持把他帶上了車，他躺在阿諾德的懷裡，神情恍惚，說著胡話，血流不止。阿諾德一邊哭，一邊熱切地用手臂圍住他，護著他。他懷裡抱著的是整個蘇聯：幾百萬死去的人，失去了男人的女人，還有被戰爭摧毀的、淒涼的街道。我知道這是他的感受，因為我也有同樣的感覺。奧可薩娜一直在痛恨地高聲訓斥：「你怎麼敢這樣做，這些都是赫赫有名的外國客人，你怎麼敢給我們的偉大祖國丟臉，你會因為這個受罰的，你應該感到羞恥。」道格拉斯·揚向我們翻譯她的話，帶著諷刺的聲調。這是整個旅程中最怪異的場面，是一種概括，一幅漫畫：流血的醉漢，蘇聯的保姆兼悍婦，阿諾德在抽泣，道格拉斯刻意誇張的蘇格蘭口音，語調中充滿怨恨、憤怒和控訴，而我打斷了奧可薩娜的喋喋不休：「等我們到了機場，你就送他去醫院，你保證？你會送的，是吧？」
到了機場，鮑裡斯·波列沃依在等我們，他騎了摩托車來跟我們說再見，笑容滿面，體現出真摯的同志情誼。波列沃依是個善良的夥計，他答應我們，他會讓他們送醉漢去醫院。「情況很有可能是，」道格拉斯說，「不被槍斃就算走運了。」我們都同意他的看法，阿諾德也沒有反對。
我們為離開而高興——我們都這麼覺得。
回國的途中，我們在布拉格停了兩天，參加了卡羅維法利電影節，還去參觀了一個美術館。也許因為我已經精疲力盡了，對捷克斯洛伐克的經歷我記住得很少。我只記得一件事情。我們一行六人漫步走過畫廊，我掉隊了，獨自一人在一間展廳駐足觀看一幅我喜歡的畫。美術館的服務人員走過來，低聲說：「我愛你，我一定要跟你結婚。帶我去英國吧。」他不顧一切地哀求，抓住我的胳膊說：「求求你，求求你，告訴他們你愛我，帶我走吧。」就在這時，口譯員走進來，履行她的職責，結束了我危險的離群狀態。那個身材矮小的服務人員馬上指著一幅畫，彷彿在為我解說。
他上了年紀——或者我當時認為他很老——消瘦，憂傷，黑色的眼睛裡充滿焦慮。我走了出去，他的目光跟隨著我，他逃離自己的生活的機會也一起消失了。他的生活，出於我永遠也不會知道的原因，他再也忍受不了了。我後來跟傑克講起這件事情，傑克說：「可憐的雜種，可憐的小雜種。」聲音中混雜著怨恨、痛苦和憤怒，這是他的個性。他接著說：「你幹嘛不跟他結婚。不過，一旦結婚，別以為你可以很快擺脫他。」在捷克斯洛伐克，傑克為了從納粹手裡救一個姑娘，跟她結了婚，這是黨的安排，但後來很難讓她跟他離婚。她終於同意見面，見面後傑克責怪她：「我幫了你很大的忙，你卻給我帶來這麼大的麻煩。」她滿懷怨恨地對他說：「婚禮後你甚至沒有帶我出去吃頓午飯，我永遠也不會原諒你。」
「想想看，」傑克說，「如果我有先見之明，我就會送給她一枝玫瑰，或者別的什麼花，那樣我就不會有那麼多麻煩了。」他在影射以前一個非常著名的蘇聯故事。蘇聯的婚禮禁止人們表達柔情。一對年輕的愛人像當時所有的蘇聯夫婦一樣，按照最簡單的程序在登記處完成了婚禮。儘管他們對蘇聯的紀律忠心耿耿，但仍然感到難過、淒楚和匱乏。有人送給他們一些花：一個反抗的姿態。所有人都覺得好受了一些。
我們六個人一回到倫敦就重新團結了起來。這是因為新聞發佈會。現在真的無法再現當年那種咬牙切齒、劍拔弩張的冷戰氛圍。我們面對著一群對我們恨之入骨的記者，他們對我們的憎恨已經讓他們幾乎顧不上禮貌。他們要求我們說出「真相」。我們不得不辯護，盡可能地辯護，內奧米和道格拉斯也是如此。如果他們恨我們，我們就恨他們。這種局面引起了我的思考：記者們最大的敵人有時正是他們自己——我一生中絕不只有這一次這樣想。
在那之後，我拒絕了各種各樣的和平使團或文化使團的邀請——當時正值各類使團開始前往各個共產主義國家的時期。我記得曾經接到過訪問中國、智利、古巴和其他國家的邀請。同情共產主義國家或者至少不敵視共產主義國家的作家總會受到邀請。麻煩在於，雖然你不喜歡黨的方針，但你喜歡你遇到的人。通過飽含同情的想像，你跟他們結為一體，對他們的痛苦感同身受。這一定是恐怖分子綁架人質後發生的情感模式的一種體現——通過潛移默化，人質很快跟綁架者結為一體。共產黨政府總是利用來賓的聲望來打動他們控制下的民眾，但這些民眾其實非常明智，不容易被打動。當時人們一直在爭論：一個人應不應該接受官方的邀請，去訪問鎮壓人民的國家？現在仍然在爭論。當我1993年應英國文化協會之邀，跟瑪格麗特·德拉布爾和邁克爾·霍爾羅伊德一起去訪問中國時，在東方工作的西方記者跑來告訴我，我去中國是個錯誤。但當我問一些住在倫敦的中國人我該不該去中國時，他們（包括一個經歷過天安門廣場事件的人）不明白我為什麼會這樣問。「為什麼不該去？」
「因為人們會以為我們讚賞中國政府。」
「沒有誰會這樣想。但讓中國的作家和知識分子見到西方的作家很重要。他們覺得孤立無援。」
我一回到倫敦就收到了黨員證，約翰·薩默菲爾德也立刻來找我，讓我加入共產黨作家小組。但我已經後悔自己一時衝動入了黨，我知道我入黨是一種神經質的決定，伴隨著一種無助的被拖著走的感覺，彷彿服了迷幻藥，或是被催眠了——就像我第一次結婚是因為戰爭開始了，而當我不想要孩子的時候卻要了孩子——就像被魚線鉤住鼻子的魚。蘇聯之行在我心中激起的情感要遠大於它的政治影響。我的思想和情感開始發生矛盾。我當時還遠遠沒有認識到，「支持」蘇聯只是我的童年情感的延續——戰爭、對苦難的體諒、對痛苦的同情：對善惡的認識——我只知道有什麼東西深埋在我的心底，像惡夢一樣駕馭著我。
我當時在思考——我力圖保持冷靜客觀——另外一件事情。我跟一位前黨員朋友講起這段經歷：與奧可薩娜告別時，我看到她那麼窮，工作那麼努力，沒有幾件衣服和飾品，就想送給她一隻埃及的鍍金鏤空小手鐲。這個手鐲不值多少錢。但她的臉一下子變得很蒼白……是因為恐懼嗎？肯定不會吧。她結結巴巴、驚慌失措地拒絕了。這是怎麼回事？我問這位專家朋友。他用那種看到別人仍然處在自己剛剛脫離的幼稚狀態時（他不久前剛剛退黨）的暴躁口氣說：「不要那麼天真了。如果有人看到她有這樣一隻手鐲，克格勃（他們當然在指導她的日常工作）就會指控她接受腐化邪惡的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賄賂。她可能會因為這個進勞改營。」
另外，我們在蘇聯遇到的那些作家，為什麼有那麼多人熱衷於討論皇室？他們樂此不疲地告訴我們，他們對我們的女王多麼感興趣，君主立憲是多麼好的制度——當然是對英國而言，對他們就不合適——他們多麼推崇我們。蘇聯作家究竟為什麼對英國皇室感興趣？「顯然，」他回答，「他們不能公開地講他們多麼痛恨共產主義。他們繞著彎子講，希望你有悟性，能理解他們。」
作家小組幾乎要被它的內部矛盾壓垮。啊，究竟是什麼樣的懷舊情緒讓我用了這種陳腐的套話……但「矛盾」這個字眼在當時多麼有用，我們總把它掛在嘴邊——當我們試圖抓住時代的過山車。
作家小組裡面都是卓越的人。先說說約翰·薩默菲爾德。他參加過西班牙內戰，寫了一本書——《西班牙志願軍》——裡面描寫的是他參加的歷次戰鬥。這本書題獻給約翰·科恩福德，那是他在西班牙犧牲的朋友。他也寫了些優秀的短篇小說，收錄在《倖存者》中。他身材頎長，抽煙斗，會從他那沒有笑意的嘴唇中吐出他對他生活其中的世界的超現實診斷，同時目光堅定地告訴你，他是很認真的。一個喜劇人物。他諳熟英國的酒館，還寫了一本關於英國酒館的書。就是他帶我去的蘇荷區夜總會，他說這些夜總會已經沒落了，它們的鼎盛期是在打仗的時候。他跟畫家茉莉·莫絲結了婚。當時他們跟其他人一樣，沒有錢。他們在曼斯菲爾德路西北三區花了兩三百英鎊買了一棟維多利亞風格的房子，裡面堆滿茉莉·莫絲的畫、維多利亞時代的傢俱和小古董。那些古董花幾個先令就能買到，因為維多利亞風格的任何東西都過時了。這個彌足珍貴的小珍寶坊——既是房子又是珠寶盒——在六十年代的建房大發展時期，跟成百上千的房子一起被推倒了，取而代之的是倫敦最醜陋的公寓街區。一個生活艱難的冬天，薩默菲爾德夫婦破產了，他們的大公貓出去替他們抓鴿子，他們把鴿子燉了，分一半給大公貓。
作家小組在我的房間裡開會，因為我從小就不喜歡出門，還因為我告訴過約翰·薩默菲爾德，我厭惡開會，而我最近參加的會議已經夠多了。他說，既然這樣，我們就去你那裡，這樣你就逃不掉了。他以前告訴過我，入黨時最好遵守這樣一個原則：告訴他們，有些事情你是不能做的，比如，乘巴士或者晚間外出。為什麼？要讓他們知道，他們不能隨隨便便把各種事情強加給你。「但是不行，你不能說你不願意去開會。」他們指的是誰？是黨，是國王大街。
作家們對國王大街都抱著這樣的態度，那些國王大街的領導們跟大衛·洛的卡通畫裡的工會馬沒有多大區別，是一群冥頑不化的蠢貨。他們無法對「黨」產生的忠誠都折射到蘇聯身上，蘇聯當然不會像國王大街那樣蠢。
蒙塔古·斯萊特是個聰明敏捷、性情活潑、有很多側面的小個子男人。他曾為本傑明·布裡頓改編過《彼得·格萊姆斯》的劇本。當時他承受著很大的壓力，因為他寫了一本關於肯尼亞戰爭的書。當時戰事正酣，他在書中揭露了英國政府對抗喬莫·肯雅塔的詭計和骯髒勾當，遭到了報紙的猛批：「你指望共產分子會寫出什麼東西來？」他寫的都是事實，但沒過多久，真假已經無所謂了，因為肯雅塔在肯尼亞的戰爭中獲勝，立即變成了偉大的長者，受到了每個人的尊重，尤其是在肯尼亞的白人。
傑克·比欽是個詩人，有妻子和一個剛出生的孩子。我帶著彼得到布里斯托爾拜訪過他們。他們沒有錢，住在聯排房子中的一套破敗的舊公寓裡，那個地段現在只有富人住得起了。他們的房間寬敞、漂亮、非常冷。我還沒有提過那些年月的寒冷，那時的房子往往只能靠一兩個小電爐取暖，有時根本沒有取暖設備。我們五個人——傑克、他妻子、新生嬰兒、彼得和我——在巨大房間的中央像難民一樣蜷縮在毛衣和毯子下面，氣流到處亂竄，像冷風刮過。傑克現在還活著，生活在西班牙，寫詩，寫歷史。
傑克·林賽是澳大利亞人，他也許是我見過的被黨拖下水的好作家的最典型例子。他博學多才，對很多學科都頗有瞭解。他寫兩類小說，一類是符合黨的方針的正統小說，描寫工廠、工人和無產階級；一類是充滿想像力、天馬行空的小說，跟艾麗絲·默多克所做的一樣，不過他沒有艾麗絲·默多克寫的那麼好。這兩類小說就像出自兩個不同的作家之手。他也寫傳記。
有個研究蘭德爾·斯溫格勒的人讓我談談對他的印象，我說他不是作家小組的成員，但後來發現他是。我確實不記得他了，也許他一直都沒出現。我寫這一段的時候，有人告訴我，蘭德爾·斯溫格勒說，作家小組是一個迷失的天才們聚集的水槽，除此之外什麼也不是。他讓我印象深刻的事情是他和妻子花五英鎊在埃塞克斯買下一處農舍，那裡沒有自來水、電燈、電話、暖氣和抽水馬桶。那裡是夏日的天堂，但到了冬天呢？他們住在那裡，花好幾年的時間設法解決貧困的問題。然後埃塞克斯的農舍變成了一種時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