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這樣的情形下，左琴科被帶了進來，坐在房間中央：俄國人坐在一邊，我們坐在另一邊。他是個瘦小的老頭，皮膚蠟黃，面帶病容，但他的神色勇敢莊重。他就像集體農場的那位勇於抗命的老人，彷彿有一種氣場籠罩著他、保護著他。那些官員無論多麼是附庸、走狗、舔屁蟲，當他們看到那麼多作家（無論這些作家是不是他們的朋友）被流放、或者被關進集中營，都感到人人自危。左琴科受到官方的批判（這意味著他也遭到在場官員們的批判）已經很久了。他寫過一些非常滑稽的膾炙人口的小故事，表現共產主義治下的公民生活的種種扭曲和反常。他還寫過一個非常精彩的中篇小說，題目就叫《人民》。這部小說有一陣子獲得了官方的稱讚，但肯定並沒有持續多久。
他坐在我們面前，在主席的示意下，他說，他確實還活著，而且身體不錯，也得到了很好的照顧。他已經認識到自己的錯誤，並且為自己早期消極、批判性的作品感到懊悔。他現在在寫一部三卷本的長篇小說，主題是那場偉大的愛國戰爭，希望能以此為自己以往的行為贖罪。
米哈依爾·左琴科不久就去世了，他是病死的，沒有死在集中營；因此他比很多蘇聯作家都幸運。阿諾德和我討論過他的死訊，心裡面希望本來被我們視為荒唐愚蠢的干預行為也許最終保護了他。但我不認為斯大林——這類事情的決策者——會在意我們這些「有用的白癡」（列寧對我們這類西方人的描述）的想法。
到了這一步，代表團的人不再假裝是一個共同體。跟過去一樣，自由活動的時間，內奧米和道格拉斯總是在一起。
科珀德想跟我在一起，我答應了。莫斯科的陰森讓他感到不安，但來自共產主義世界各地的訪問者——代表團——又讓他興高采烈。
但我大多數時候都跟阿諾德在一起。我們聊啊，聊啊。現在回想起來多麼可笑——我們把自己看得那麼重要。不要忘了，整個世界的未來都落在共產主義者肩上。共產主義者和「進步的力量」。現在我意識到，青春期的人都相信這一點：所有的事情都要依靠我們，因為成年人簡直是一場災難。共產主義者的基本信仰是否只是延遲或者錯位了的集體青春期？
緊張、壓力、爭執、睡眠不足和高強度的行程安排讓我們每個人人格最陰暗的一面暴露了出來，或者至少是把我們都推向自己的本性的極端。理查德·梅森變得更孤僻、更沉默寡言，而且愈發地誇張自己的俗氣：「抱歉，我連劇院和音樂會的邊兒都沒挨上過。」科珀德總在聚會中尋找楚楚動人的漂亮女人，或是某個無拘無束的人，跟對方聊他年輕時如何獨自徒步走遍了英格蘭——對方往往是薩繆爾·馬沙克，他年輕時曾徒步走遍俄羅斯。科珀德逢人便說他厭惡政客，憎恨自己國家的統治階級，熱愛共產主義。
道格拉斯·楊一有機會就談起受欺壓的蘇格蘭人，他那頎長的身軀和蘇格蘭短裙為他贏得陣陣雷鳴般的掌聲。內奧米那種上層階級的慢條斯理的腔調讓人越來越無法忍受。「可是這些可憐的東西，他們必須多見識見識更好的東西。」阿諾德變得越來越感情用事，經常眼含淚水，隨時隨地準備著哭泣。他們把我們帶到一個舞廳，讓我們看看人民玩得多麼高興。那是莫斯科的主要娛樂大廳，是個很醜、很簡陋的地方。樂隊演奏著1930年代的舞曲。放眼望去，一個男人也沒有，只有女人和姑娘在一起跳舞。「為什麼沒有男人？」我們傻傻地問。奧可薩娜說：「男人們都戰死了。」奧可薩娜沒有男人，也不指望結婚：就像我母親那代人，她們的男人死掉了。
阿諾德抽泣，而我變得越來越專橫。
阿諾德和我坐在我的豪華套房裡商量（我們的每句話都被監聽），我們認為這樣下去不行，我們再也受不了官方的浮誇說辭了。俄國人的問題在於跟外界缺乏足夠的接觸，不知道怎樣簡簡單單地說話，說人話。經過了長時間的討論，我們決定設計一個問題，迫使阿列克謝·蘇爾科夫必須如實回答，繞過那些套話。我們設計出來的問題是這樣：「在任何社會——即便最僵化的社會——都會有新觀念出現。新觀念一開始通常被視為異端邪說，甚至是在蠱惑人心，但後來就會被人們所接受，直到新的『異端邪說』出現再把它們掃進垃圾堆。這一不可避免的進程可以防止文化的腐朽或停滯。蘇聯是怎樣為這樣的進程留出空間的？」我相信這是我們的問題的原話，即便不是，也反映了問題的意思。趁著蘇爾科夫沒有被親信包圍時，阿諾德和我對他說，我們想問一個對我們來說至關重要的問題。他仔細聽了我們的問題，點了點頭（以蘇聯風格要求的堅定姿態），回答說：「好的，這是個很好的問題。」他說他明天陪我們去亞斯納亞波利亞納時會答覆我們。亞斯納亞波利亞納是托爾斯泰的莊園，一個朝聖之地。我們滿懷信心地期待著真實的回答。
我們開著幾輛汽車前往鄉村。路邊有些當地人在賣野草莓。官員們都買了，鮑裡斯·波列沃依買得最多。他其實不是官員，但他在莫斯科陪我們。他寫了幾部關於偉大的愛國戰爭的小說，備受讚揚。康斯坦丁·西蒙諾夫也跟我們在一起。他剛出版了一本情詩集，得到了官方的認可，儘管官方認為情詩是危險的東西，而且斯大林本人也說過，他認為這種情感的抒發應該牢牢地限制在臥室之內。人們經常引用斯大林的這句話，以顯示這位偉人對藝術的父親般的關懷。鮑裡斯是個有魅力的人，男孩子氣十足，熱情洋溢，到哪裡去都開著摩托車。大家一有機會就要插這麼一句：這就是那位舉足輕重、備受推崇的作家，但他沒有因為自己特別優秀就不騎著摩托車到處跑。我們在托爾斯泰的莊園看到了托爾斯泰的房子。你如果意識到托爾斯泰是貴族，而且屬於俄國的顯赫階層，眼前的房子就會讓你大吃一驚，因為這座房子不大，裡面卻住了很多人：親戚、孩子、僕人和訪客。最觸目的是裡面的傢俱非常簡陋，公爵夫人在上面頻繁分娩的沙發擺在普普通通的公用間[公用間（publicroom）：不用作臥室的房間都可以稱作「公用間」。]，而沙發的式樣像是為了讓人最大程度地感到不舒服而設計的。
樹林和田野景色宜人。午餐用的長桌擺在樹下，大約可以供三十個人就座。蘇爾科夫的女兒也在場，她是個快樂、漂亮的姑娘，是她父親的寵兒：他的眼睛一刻也離不開她，還向我們炫耀自己的女兒。她說她要去極地旅行，共產主義的浪漫想像一下子吸引了阿諾德。他問她是不是要去北極探險，蘇聯姑娘當然做得出這樣的英勇之舉。她可愛地大笑，說不是，她要跟學校裡的朋友一起去遊覽一個風景如畫的地方。只有回憶起這樣的時刻，我才能把自己重新放回嚮往英雄主義的氛圍中，那是共產主義的空氣。
阿諾德和我在等蘇爾科夫的答覆，但他沒有任何表示。離開莊園的時間就要到了，我們請他跟我們一起到邊上去，但他站著不動。他一步也沒離開那些官員，提高了嗓音，因此目光可即的每個人都不得不轉過身來，看著他。他舉起握成拳頭的右手，開始演說，「偉大領袖斯大林同志領導下的蘇維埃聯邦，將始終按照馬克思主義原則做出正確的決定。」他沒看我們的眼睛。這顯然是別人指使他說的，克格勃在竊聽了我們激動的討論之後，給出了一番套話，讓蘇爾科夫和他們都不會有危險。蘇爾科夫也說出了一些自己的立場，但直到幾年之後我才意識到這一點。
阿諾德和我討論了他的答覆，認為我們的期望太高了。我們是官方代表團的成員，而他在整個訪問過程是黨的主要代表。
阿諾德和我一有機會就討論斯大林和這些人對斯大林的態度。下面這個小故事的不同版本不斷出現在當時的故事、小說和回憶中：「我的拖拉機/摩托車/汽車壞了。我站在路邊，不知道該怎麼辦。突然一個淳樸和藹的人站在我面前，他有著一雙誠摯的眼睛。『遇到麻煩了嗎，同志？』我指了指那台機器。他告訴我，是汽化器/發動機/剎車/輪胎壞了。『我想你會發現問題出在這裡了。』他微笑著，神情堅毅又和藹，點了點頭，繼續向前走。我意識到這就是斯大林同志，那個為俄國人民鞠躬盡瘁的人。」
我對斯大林同志的態度已經沒有那麼崇敬備至。但阿諾德忍受不了一丁點反對斯大林的話，他相信斯大林的同事們向斯大林隱瞞了真相。阿諾德也感到痛苦，因為黨犯了很多「錯誤」。他是個渴望尊重權威的人，正如我渴望反對權威。他向我吐露了他的秘密：他是同性戀。我幾乎沒感到吃驚。他說他在這次出訪之前去見了哈里·波利特（共產黨領袖），告訴他，作為同性戀，訪問蘇聯讓他有顧慮。哈里·波利特跟同事們商量了一下，他們認為沒有問題，黨會支持他，但只要有間諜、漂亮男孩等可疑的人來接近他，他就應該立刻向黨報告。阿諾德很感動。同性戀當時在英國是非法的，可能會因此進監獄，也確實有人為此進了監獄。現在被我們視為想當然的寬容態度要等很多年後才會出現。「黨親自」支持他，我相信這是阿諾德在其他人紛紛退黨之時仍然堅持黨員身份的原因。我也很欽佩哈里·波利特和他的同事們：這些傳統的、受人尊敬的工人們接受了阿諾德，這不是件容易的事。
他們帶我們去了一個兒童夏令營，這差不多是我們參觀的最後一站。我們知道這個地方只是擺給我們看的。可奧可薩娜和其他人卻堅持說，蘇聯的每個孩子夏天都會在夏令營待上六個星期，他們去的夏令營跟這個一樣好。這個夏令營運作得非常好，裡面都是圍著圍裙、紮著絲帶的可愛小姑娘和彬彬有禮的小男孩。最讓我們意想不到的是圖書館，裡面擺滿了俄國、英國和法國的經典。小床上、公共間裡到處擺著托爾斯泰、契柯夫的著作，還有英國的翻譯作品。「我們的孩子只讀最好的。」全國都這樣嗎？是的，我們得到了肯定的回復。我們幾個當然對此進行了討論。一點不錯，我們遇到的每個人對英國文學的瞭解都跟我們一樣多，我們也看到人們在地鐵上閱讀名著。「矛盾」的地方在於：在這些人生活的國家裡，麻木粗野的浮誇言辭每時每刻充斥著人們的生活。但他們卻是在人文傳統中成長起來的。僅僅是一卷托爾斯泰就足以跟官方的所有教導相牴觸。
我認為，文學——一部小說，一個故事，甚至只是一行詩——具有摧毀帝國的力量。「它們集結起來，侵染整個時代。」
從前，俄國有個知識階層，他們從音樂、藝術和文學中獲得教養，我們從上千部小說和戲劇中瞭解到他們。他們在共產主義時代遭到持續而殘酷的摧殘，倖存了下來，小心翼翼地守護著他們的遺產。但現在似乎不是這樣了。因為共產主義崩潰後，西方最低劣的產品——色情和暴力——像洪水一樣湧入俄羅斯，那些殘存的遺產也隨之崩潰。一種獨特的文化從此消失了，它曾給世界帶來過真正的靈感。
我們受邀去撒馬爾罕，但內奧米說她必須趕回英國，她要參加阿蓋爾郡的市政會議。她的借口跟道格拉斯·楊的蘇格蘭裙、理查德·梅森的「總的來說我更喜歡洛爾德斯」一樣，都是一種故意的輕慢態度，以顯示自己對東道主不屑一顧。
這個邀請帶著一絲超現實的色彩，但要說超現實的話，又有什麼能跟裝飾紅場的高懸的宣傳橫幅比呢？橫幅上寫著：「多喝點香檳吧！」因為政府一直在跟「酗酒」這個魔鬼做鬥爭，跟伏特加相比，他們覺得香檳在通往健康的道路上前進了一步。在沒完沒了的宴會上，偶爾聽到的官員之間的談話也很超現實，他們談論在黑海度過的心曠神怡的假期：「那裡鱘魚的做法讓我妻子很傾倒。」
我們的節目並不全是集體農場、人民宮和演講。我們看了《紅罌粟》，雖然是政治教育芭蕾舞劇，但並不枯燥，因為它諷刺的對象包括資本主義夜總會的墮落場景。觀眾能欣賞一下他們本應該蔑視的一幕。看著扭動的裸體，觀眾的臉上呈現出渴望、羨慕、譴責的表情。但歌劇《伊凡·蘇薩寧》的觀眾則是另外一番景象：這是另一個俄國，它保存完好。偉大的歌聲，偉大的音樂！但在我們看來，這部作品已經中了過去的魔咒，因為它完全是現實主義的，現實到你能數得出樹上有幾片葉子。這部歌劇的主人公是個農民，老百姓中的一員，他奮起反抗侵犯俄國母親的敵人，為了保衛沙皇而戰死。有些觀眾自始至終都在默默地抽泣，在為期兩周的讓人暈眩的訪問中，正是這一幕直接說出了「偉大的愛國戰爭」的核心，說出了那場戰爭對這些俄國人究竟意味著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