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任務還包括去理查德·梅森的房間，告訴他一定不要再一有機會就說自己從來沒讀過托爾斯泰、陀斯妥耶夫斯、高爾基。我們的東道主讀過所有的英國文學名著——東道主中的作家們確實讀過——而梅森在丟大家的臉。假如人們提到屠格涅夫，他可能就會慢吞吞地說：「誰是屠格涅夫？」我以為他是在裝腔作勢，他的這種姿態類似於道格拉斯·楊的蘇格蘭短裙。但他讀的書確實不多，他宣稱自己成為作家完全是個意外。一位孤單的年輕士兵，受傷躺在醫院裡（我想是在緬甸），愛上了棕色皮膚的美麗護士，出於無聊寫下了這個故事，然後這本小說就成了暢銷書。他說他覺得文學名著很枯燥。他真的這樣想嗎？在他麻木平庸的人格面具後面，隱藏著各種各樣的感受力。像我們一樣，在莫斯科目睹的一切讓他很沮喪：沉悶的街道、空空蕩蕩的商店、難看的衣服，還有那裡的氛圍。當時剛好是斯大林去世之前。照看我們的是個名叫奧可薩娜的漂亮的格魯吉亞姑娘。我們求她允許我們到街上隨心所欲地四處逛逛，但她顯然給嚇壞了。我們趁她不注意時開了幾次小差，但都被她焦慮的訓斥聲給喊回來了：「你們在幹什麼？不准你們……」
那些街上的商店裡幾乎空無一物，只有兩個例外。一個是麵包店，那些極好的麵包店拯救了醜陋的街道，店裡擺滿了各種各樣的麵包，褐色的、白色的、黑色的。上了黃油的脆軟麵包聞起來非常誘人，我們忍不住想馬上坐下來就吃。另一個意想不到的商店是女士的緊身胸衣店。商店裡幾乎沒有衣服，賣的鞋子要麼鬆鬆垮垮，要麼樣式笨重；精緻、大膽、時尚、多彩的東西一樣也沒有。但街上卻有緊身胸衣商店，每間店裡都有一兩件極其鮮艷的淺粉或紫色胸衣，配著樑柱一樣的束腰和閃閃發亮的粉色緞帶。但店裡一件胸罩也看不見。
旅行歸來後我將它們記錄下來。一幕幕小小的、色彩明亮的場景從故紙堆和舊筆記本中躍入我的腦海裡。「哦，上帝，所有這些發生過的事情，真有那麼回事兒……」
我們在特列季亞科夫畫廊，被四周的巨幅畫作團團圍住。畫上畫著吃草的奶牛，快樂的農民，宜人的風景。內奧米是現代藝術品收藏家，她站在一幅畫著牛群的畫前面，拖著牛津口音說：「這頭奶牛真不錯」。不知什麼原因，她的牛津口音在俄國聽起來更明顯了。我們的嚮導——博物館的工作人員們——盯著那頭奶牛。「不錯的奶牛，」她拉長了聲音說，「但她真的需要擠奶嗎？」工作人員的目光與她天真的雙眸相遇，但如果他笑出來就會有生命危險（這絲毫也沒有誇張）。「蘇維埃的奶牛得到了很好的照料。」他鄭重地說。內奧米說：「我家的牛群裡有一頭跟那頭棕色的一模一樣。」我們跟在後面，面帶微笑，甚至冒險笑了出來，但那個工作人員的表情讓我們打住了。
蘇聯藝術家們只能畫「健康的」畫。這些藝術家似乎通過一些小花招緩和了他們的處境（至少緩和了一點點）：一幅畫完成後，他們會特意畫上一條狗或者一個明顯不協調的形象。當這幅畫拿到官員面前接受評判時，那些官員一定會批評它，這樣萬一有來自上面的批評，他們才可以脫身。這時候畫家會站出來說：「同志，我剛剛才看出來，都是因為那隻狗。我不應該把那隻狗畫進去。」「很好，同志，那麼就把狗拿掉吧。」這幅畫就通過了。後來我發現在很多場合這種策略對我極其有用——有時的確需要適當的調整。
在一次前往集體農場的路上，官方汽車正轉彎駛上去農場的路，這時內奧米問，我們能不能停一下。四五輛車停了下來。我們都下了車，大約有二十個人，站在路上，望向田野。當時是八月，天氣非常熱，糧食已經收割了。「土壤風化得很厲害。」內奧米手指著田野說。確實是這樣。「但這個農場去年的糧食收成很好。」「好吧，但如果讓土壤繼續這樣風化下去，你們的好收成持續不了多久的。」她說。這樣，她壓抑已久的批評欲變本加厲地暴露了出來。
正是在這個集體農場，我目睹了我一生中遇到過的最勇敢的事情。
我們六個人和以阿列克謝·蘇爾科夫為首的東道主們站在那裡，面對著一群集體農場的農民。東道主把我們介紹給他們。這時，一位和托爾斯泰一樣身穿白色罩衫的老人從人群中走出來，說他想講幾句話。其他人馬上呵斥他，讓他歸隊。但他站著不動，說他必須跟我們講話。一片沉默。奧可薩娜顯然嚇壞了。老人開口了。奧可薩娜開始翻譯。我們這邊會說俄語的道格拉斯·楊阻止了她，「不，你翻譯得不準確。」他語氣溫和，像個教授。老人於是對著道格拉斯說，他開始翻譯。奧可薩娜雙手緊緊扣在一起，彷彿在禱告。「你們一定不要相信他們告訴你們的話。外國來的客人聽到的都是謊話。
你們一定不要相信擺給你們看的。我們的生活很糟糕。俄國人民——我在為俄國人民講話。你們回到英國必須把我的話告訴每一個人。共產主義很糟糕——」其他人把他拖了回去，圍著他，責備他，但他站在那些人中間，用熱切的目光盯著我們。這極不尋常——他們責備他、抱怨他，卻沒有像躲避賤民一樣遠遠地躲著他。接下來是漫長的、祝酒連連的進餐，他靜靜地坐著，望著我們，而其他人都在責怪他——語氣中飽含著對他的感情，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然而在當時，一個人會因為比他的情節輕微得多的事情而消失進古拉格。再沒有什麼罪行比在外國人面前講這樣的話更嚴重的了。他會被逮捕、被處置，他知道。
用餐時，科珀德很開心地跟集體農場的教師和護士調笑。他喜歡年輕、可愛的女人，那兩個女人又漂亮又溫柔，跟他眉目傳情。
我試著把這一幕想像成一個電影鏡頭，真的很可怕。一張長桌子上擺滿了鮮花和葡萄酒，一場宴會正在舉行。一邊是從農場挑選出來代表蘇聯農民的特殊的人；一邊是我們，快樂的代表團成員，洋洋自得的——這樣的旅行會讓人滋生的一種精神狀態；一邊是黨的官員，個個和藹可親；一邊是那個穿罩衫的老人，眼睛一刻也沒離開過我們。阿爾伯特·科珀德在調情。我們發表講話。道格拉斯·楊提醒我們蘇格蘭農民遭受的所有苦難。內奧米談論英國農場的做法，嚴肅地把它跟我們路上看到的田間情況作對比。
衛生間裡有一個相框，鑲著吉普林的詩《假如》。人們告訴我們，這是大家最喜歡的詩，每個人都能背出來。
我再次在衛生間的門上看到《假如》，是在肯尼亞的一個富庶的大農場裡，農場裡到處掛著女王的照片。
我們被帶進一座大樓，那裡放滿了感恩戴德的臣民們獻給斯大林的禮物。看到這些讓人難過，因為禮物大都很難看，是真正的鄉村風格或田園傳統的扭曲和退化，比如：斯大林的臉佔據了每張織毯的中央位置，每個雕盒、每件金屬工藝品上都刻著斯大林的臉。我離開眾人，一個人走出去坐到外面。就在那裡，我決定按照共產主義的套路寫一個故事，因為我開始很不自在地意識到我們自鳴得意和高人一等的姿態。故事裡面會有非常好的人和非常壞的人，就像狄更斯的小說。我寫了這個故事，標題叫《飢餓》，講的是一個來自非洲鄉村的年輕人，他傾家蕩產，以整個生命為賭注來到大城市。這是我們那個時代常見的事，並不只發生在非洲。故事的背景來自我認識的非洲人，如果我去問他們，他們就會非常精確地告訴我，這件或那件事情在村子裡是怎樣做的，索爾茲伯裡的各個地方和下等酒吧是什麼樣子的。這個故事被翻譯成很多種語言，重印了幾次，但我為它感到羞愧。我早年寫的很多故事我都希望它們永遠消失。這個故事的問題是過於感性，這往往標誌著起源不純：這個故事的雜質是我帶著一種道德觀念在寫故事。
內奧米、我和奧可薩娜站在紅場的聖巴茲爾大教堂裡，內奧米在教訓奧可薩娜，說俄國人沒有品味。內奧米在整個旅程中都在忍受著審美上的折磨。所有的東西都很醜，都是二流的。如果阿諾德和我囁嚅著說，這是因為戰爭，她就會說，沒道理，這些材料和傢俱都是新生產出來的，但它們太難看了。她指著牆上和天花板上的圖案讓奧可薩娜看，對她說，你們的教堂裡有這麼美的東西，怎麼還會在衣料上印那麼難看的圖案？奧可薩娜很困惑。她不知道新棉布和絲綢上的圖案很難看。內奧米讓奧可薩娜看自己穿的短裙，但奧可薩娜看不出那條裙子比她早晨給我們看的那捆棉布好在哪裡。她覺得大教堂的牆面上的圖案太舊了，而且也過時了。後來她問我，如果內奧米是個富有的太太，那麼她為什麼穿棉布，而不是絲綢。因為如果你買得起絲綢，當然會一直穿絲綢。奧可薩娜最好的裙子是絲綢做的。「而且很好看。」理查德·梅森獻慇勤地說。阿諾德和我在私下裡討論內奧米對東道主的居高臨下的態度，並且她似乎沒有意識到這一點，我們還討論了怎樣阻止她。我們真的責備了她。「內奧米，你不要再這樣傷害他們的感情了。我們不會讓你再這樣下去。」
「但我就是不明白，」內奧米扯著大嗓門嚷嚷起來，「他們為什麼不能在傢俱上學學好的樣式？偏偏弄出那種垃圾。」
「但是內奧米，」睿智的阿諾德說，「農民傳統被粉碎的時候就會發生這種情況：他們模仿現代的東西。他們的審美趣味是舊的，但他們不得不按照新的風格發展趣味。」
「好吧，」內奧米拖長聲音說，「但我要把自己的想法說出來。這個代表團的目的就是要在鴻溝上架設橋樑：我很歡喜告訴他們，他們的趣味壞透了。」
「那麼等到回國後，我們就會告訴媒體，你一直在居高臨下地訓斥俄國人的審美趣味。」
「可是阿諾德，我親愛的孩子，你這話不可能是認真的吧。」
「你在傷害他們的感情，內奧米。」阿諾德說，眼中含滿了淚。
到了列寧格勒，他們問內奧米和我是否介意住同一個房間。我們覺得很奇怪，過了很久我才意識到，他們也許是想聽聽我們在一起會說些什麼。正值八月，晚上並不完全是白夜，但也差不多，只有兩個小時是全黑的。我筋疲力盡地倒在床上，是張雙人床，內奧米也躺在上面。她捅了捅我，想讓我講講我的愛情生活，這樣她就可以把她二十年代的情人的故事告訴我。我覺得彷彿回到了中學寢室的那種曖昧的聊天。她說現在的年輕女人真的很死板。我睡著了。
列寧格勒是個哀傷、灰暗、優雅的城市，到處是黯淡的景象。牆上被子彈打得坑坑窪窪，被炮彈炸裂了縫。在十年前那次圍攻列寧格勒的戰役中，一百五十萬人死去了。我們從一座宮殿走到另一座宮殿，它們的建造風格，我知道有些人會非常喜歡：到處都裝飾著鍍金的花體字和丘比特，玫瑰般的肌膚，粉色和藍色的緞帶，大方的徽章裝飾——一場凹凸有致的建築盛會。這是因為沙俄皇室推崇法國藝術，把法國宮殿的風格引入了俄羅斯。我們去的少兒之家以前也是一座宮殿，相比之下，那些沙坑和鞦韆的設計顯得更加沒有品味。
我們跟蘇聯作協列寧格勒分部有一次正式會談。於是，就在那些浮華的房間中的一間，我記憶中最陰沉的一次會談開始了。內奧米說，她會堅持讓列寧格勒的作家請米哈依爾·左琴科[米哈依爾·左琴科（MikhailZoshchenko，1895—1958）：蘇聯著名幽默諷刺作家。]出來讓我們看看。西方有傳言說左琴科已經死了，被謀殺了。阿諾德和我聽到這個都嚇壞了。首先，為什麼要把一位作家像法庭證據一樣呈上來？而且我們知道，作家們（用我們現在的話來說就是）都在保持低調，盡量不引人注意，左琴科本人最不願意做的事情也許就是被西方當成檢驗蘇聯的樣本。但內奧米堅持自己的意見。
我不記得我們的東道主的名字了。會見的開場白都冠冕堂皇、熱情洋溢。我們已經不勝厭倦，在私底下說：感謝上帝，我們很快就回家了，只要再聽一次講話——
「再祝一次酒。」
「再參加一場宴會。」
那些講話你只要聽上一小會兒，就再也聽不進去了。口若懸河的辭令彷彿會讓你的腦子麻木：詞語——聲音——麻醉劑。這類講話在會上持續了幾個小時，但不時地被一個年輕詩人打斷，他的舉止就像貴格派[貴格派：基督教的一個分支，又稱教友會。該派的一種做法是：教友聚在一起靜思默想，但如果有誰感到來自神的啟示，就可以打斷靜默，開始發言。]信徒，經常感覺到身不由己的衝動，會突然跳起來，背上一段獻給斯大林的頌詩。顯然，沒有誰敢冒不敬君主的罪名來反對他的舉動。因此，每次他跳起來，那些官員都向這位受到神啟的嬰兒報以慈愛的微笑，甚至為他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