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方面為德國人感到難過；但另一方面，德語和德國的標記喚起了我對戰爭的恐懼，儘管那是缺乏理性的愚蠢的反應。一天，確切地說是一個晚上，我站在柏林的一個鐵路站台上，突然意識到站台上的每個人都曾在戰爭中受傷——斷腿的，缺胳膊的，沒眼睛的，所有的人都喝醉了，那是戰爭和艱難時代特有的醉酒方式，那是辛酸的醉酒——我對自己說，夠了，不要再折磨自己了，這和主動把鼻子往自己吐出來的東西上蹭有什麼區別！為什麼要這麼做？對我有什麼好處？對德國人有什麼好處？之後幾十年，我都沒再去過德國。後來，德國再度完整了，悲慘破敗的景象也消失殆盡。求求你，上帝，讓它們永遠消失吧。
我接下來要寫的，也許是我一生中最神經質的行為——我決定加入共產黨。當時，我的「懷疑」開始變成一種持續的折磨。一些瑣碎的現象表明蘇聯已經變得很恐怖。人們開始討論這些現象，竊竊私語，小心提防，以免被人聽到。在我的記憶中，大家從未認真地坐下來，深入討論過我們聽到的傳聞到底意味著什麼。有的人說著說著就突然淚如泉湧：「噢，這太可怕了。」也有的人突然指責道：「不管怎麼樣，這肯定只是些反蘇宣傳。」還有的夫妻開始爭吵，甚至鬧離婚。
今天的很多年輕人總是抱怨那些老赤色分子「試圖為自己辯解」，但老一輩人則完全能理解為什麼在當時成為共產主義者是很自然的事情。解釋過去，經受檢驗，這並不是在為自己辯解。
我來把這個悖論說清楚。當時在歐美，有一類人熱衷於權力，而成為共產主義者的都是那些最敏感、最有同情心、最具社會關懷的人。這些正直善良的人支持著我們時代最惡劣、最殘忍的暴政——共產主義中國是個例外。希特勒的德國只維持了十三年，就算把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也考慮進去，其恐怖程度跟斯大林的統治相比，也只能算是小兒科。
當時的首要事實，即「思維定式」是：資本主義注定要滅亡，它已經走在滅亡的道路上了；資本主義要為每一項社會弊病負責，包括戰爭；共產主義是全人類的未來。我經常聽到熱切的共產主義布道者說：「不管是誰，只要跟他談上兩個小時，我就能說服他——共產主義是惟一的出路，因為這是顯而易見的。」既然如此，為什麼還說共產主義也不完全是乾淨的？或者套用同志們的說法：「共產主義也犯了錯誤？」那是因為第一個共產主義國家是在落後的俄國實現的；但如果第一個共產主義國家是德國的話，事情就大不相同了！而蘇聯繼承了世界上最古老、最成功的帝國這一事實，要到幾十年後才會被人們注意到。用不了多久，當工業發達的國家進入共產主義時，我們就會看到一種完全不一樣的共產主義。
我曾設想過以「政治」為標題單獨寫一章，這樣，讀者若是覺得這個主題很枯燥的話，就可以把一整章直接跳過去。在那個時代，政治滲透到了各個角落，冷戰成為帶著毒素的空氣。在今天，我們很難理解那種非常癲狂的思維方式。如果屈服於癲狂的只有一個女人，倒也不打緊，然而整整一代人都成了某種社會精神疾病或者說集體自我催眠的一部分。現在，我並不想證明什麼，但是我相信，所有的大眾運動，無論是宗教性的，還是政治性的，都是某種集體性的歇斯底里。一代人或者幾代人之後，一定有人會說：「你們怎麼不管什麼都相信？」
信仰——就是這個詞。這是宗教的思維定式，跟充滿激情的宗教真信徒一模一樣的思維定式。阿瑟·庫斯勒和其他幾位作者合寫了一本題為《失敗的神》的書。現在，把共產主義稱作「宗教」已經是陳詞濫調，但使用這個詞並不意味著必然理解它。共產主義從宗教那裡繼承的不僅有狂熱，還有整個圖譜——好人和壞人，得救的和無法救贖的。我們繼承了基督教的精神框架——地獄：資本主義，所有的惡；救星：集所有的善於一身的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煉獄：不打碎雞蛋，誰也做不出雞蛋餅，兵營、集中營和其他；然後是樂園……然後是天堂……然後是烏托邦。
然而我遠遠算不上真信徒，因為，我一生中最認真的愛戀——傑克，他身上就體現了共產主義的內在衝突。如果你喜歡，可以用「矛盾」這個詞。他的十一位最親密的朋友、同志、親人，被當作叛徒絞死了。當我告訴傑克我在考慮入黨時，他說我在犯下一個錯誤——他說出這話的時候一定無比傷痛。但作為一個走過彎路的人，他知道，這種勸告是在浪費時間。「你會成長，會走出這個階段。」他當時好像是這麼說的。
阿瑟·庫斯勒寫道，當所有的證據擺在面前，仍然決定留在黨內的共產黨員對已經發生的事情都有一種秘密的解釋，一種無法跟朋友和同志討論的解釋。我認識的一些共產主義者表示：沒錯，報道出來的那些罪行都是真的，但絕不像資本主義媒體說的那麼壞，但斯大林同志肯定不知道發生什麼了，因為有人向喬大叔[喬大叔：斯大林。]隱瞞了真相。我對那些事情進行了理性分析，我的「秘密解釋」是：蘇聯的領導層已經腐敗了，但守候在共產主義世界各個角落的都是優秀的共產主義者，他們保留著自己的意見，會在恰當的時候掌權，然後共產主義就會繼續向著公正、完美的社會邁進。當然，除了傑克，我不能跟任何人討論這種解釋。但問題是，我沒有意識到，喬大叔把那些優秀的共產主義者全殺光了。
還有就是像所有殖民地來的人一樣，我對英國當時的階級體系感到震驚。英國是兩個國家——現在好一些了，儘管改變不大。我剛到英國時，我的羅得西亞口音讓我可以跟工人階級聊天，因為他們把我看作禁忌體系之外的人；但當我可以講中產階級的標準英語時，情況就發生變化了。這不是我特意選擇的，無論到了哪裡，我都會不由自主地吸收周圍的口音。一道簾幕就這樣垂下來，門「砰」地關上了。我想說的是應該把工人階級當成平等的人來對待，而不是出於上層階級的友善、或者是家長式的「和藹」。然後我發現，三十年代那些靠著苦茶水、人造黃油和果醬熬過來的人們，那些長年失業、生活在骯髒的貧民窟的人們，居然投票支持保守黨。
有一次，一位在英國皇家空軍服役的朋友帶我去吃午飯。他是我在羅得西亞認識的。他對我說：「你會學著通過這一關的，女人在這方面很擅長。」他帶我出去吃午飯就是為了說這個。顯然，他的用意是好的。當我說我根本沒打算「通過」時，他表示不解。人們沒有必要非得敬重他的階層。再過六七年時間，只要「那一代人」——憤怒的青年人成長起來，我就沒有必要為這種立場辯護了，但在當時我必須為它辯護。兩個人都覺得很尷尬，很不舒服。
還有一次，我跟另一個男人一起去貝斯沃特的一家酒館。他曾經也是英國皇家空軍的成員。那是個公眾酒吧，我們在櫃檯邊叫了飲料。坐在牆邊的人都盯著我們，他們進行著無聲的交流。其中一個人起身向我們緩步走來，特意告訴我們：「你們不該在這兒。那邊才是你們的位置。」他說的「這」發音有點像「介」。我們順從地走向他指的地方，走向自己的同類——中產階級。這類事情今天仍在發生。雖然外國人，以及從國外回來的人總在抱怨這種階級體系，但英國人，無論是資產階級還是工人階級都說——你不瞭解我們。他們一如既往地生活著。所謂的下層階級——工人階級已經把這種身份制度「內化進」自己的生活了。
我後來意識到，在這種對英國的尖刻的批評中，我的想法跟三十年代的共產主義者是一樣的——這一切都是因為淒慘而污穢的貧窮。我們和前往西班牙參加內戰的人一樣，都感到憤怒，因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為佛朗哥提供武器，而法國和英國政府卻拒絕為合法政府提供支援。一種強烈而持續的羞恥感湧上了很多人心頭。如今，那種因為自己的政府的行為而感到羞恥的情感已經不復存在了，那是一種業已遠去的純真。那種羞恥感讓一些人變成了叛國者和間諜。西班牙內戰留下的是一筆痛苦的遺產。或許人們已經忘了，西班牙難民曾經遭受了多麼惡劣的對待——他們被困在靠近邊境的難民營裡很多年，好像他們是罪犯，應該受懲罰。到了六十年代，極度貧困的西班牙人經常在蘇荷區的兩個酒吧裡聚會。他們說世界把他們忘了，其實他們是最早起來反抗納粹、反抗法西斯的人。然而，有些憤世嫉俗的人卻說，那正是他們的罪。
就這樣我入了「黨」，這是當時對共產黨的普遍稱呼。當時我討厭拿著黨員證，討厭加入任何組織，討厭開會——現在也一樣。我只是想記錄下這自相矛盾、愚蠢癲狂的情感和行為。很久很久以後，一直到前段時間，我才想明白，為什麼那麼多人在應該脫離黨的時候，卻仍然堅持留在黨內。但現在先講這麼多。
我還想起了一件事。當時，很多人到處去說「我是共產主義者」，但從未想過要加入黨組織。我看不起他們。用不了多久，倫敦就會湧現出新一代年輕人。他們也會到處去說「我是共產主義者」，以使布爾喬亞震驚，使父母心煩，使自己和他人感受到愉快的震顫。
文化委員山姆·阿倫諾維奇和我面談。他年輕，瘦削，帶著軍人般的硬朗和那個時代陰沉的幽默。他曾是倫敦東區的貧苦孩子。他曾經接受的是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教育。但那並不是他的溫床，因為他是猶太人，是擁有聖書的民族中的一員。我不止一次聽東區的猶太孩子說起，他們是怎樣在飯桌上聽父親、叔父、長兄，甚至母親爭論政治、哲學和宗教問題的，即便飯桌上的食物也許都不夠吃。「黨」為什麼會選一個根本沒讀過現代文學作品、對藝術也不感興趣的年輕人擔任文化代表？面談的地點在考文特花園國王大街的共產黨總部。（「國王大街說……」「國王大街的那些白癡……」「國王大街傳喚我，但我告訴他們……」）他就像長官面見新手那樣聽完了我的話。他說，當他聽說有位知識分子想要入黨時，他覺得很有趣，因為現在大多數知識分子都在退黨，他等著讀我的退黨聲明。然後他帶我去了東區，他成長的地方。
那是我在倫敦的早期生活中最鮮活的記憶之一，但山姆卻說不記得有這回事了。他讓我看到的是一種已經死去的文化。他惋惜這種文化的消亡，因為它具有勇氣和凝聚力。山姆的人生呈現出各種各樣的姿態，或者說他擁有很多不同的人生，其中一種是「貝列爾學院馬克思主義者」。我在漢普特斯西斯公園散步時，有時會看到他在那裡跑步。我們會敘敘舊，聊聊天，比如，彼得在週末經常會跟他的女兒薩布麗娜一起玩。現在，山姆在幫助住在他長大的地方的孟加拉人。倫敦東區的孟加拉人也是一群信奉聖書的人，但不知為何，與猶太人不同，他們並沒有在自己的聖書的指引下，變成滿懷激情、好思辨、有見識的聰明人。那樣的人能夠從貧窮中崛起，為知識、商業和藝術注入活力。孟加拉人的孩子不是聽著父親、母親、叔父、哥哥爭論宗教、政治和文學問題長大的。他們聽不到詩歌，也聽不到引經據典的爭論。他們入學後成績也不優異，不像之前住在同一個街區的貧窮的猶太人。
有些人難以脫離黨組織，其中一個原因是黨內有那麼多個性豐富的傑出的人，他們慷慨、善良、聰明。
我可以從我經歷的很多事情中挑兩件出來證明這一點。有一段時間，我非常缺錢。我必須放棄單靠積蓄生活的日子，必須出去找工作。就在那時，我非常意外地收到一封信，是陌生的共產黨員寄來的。信上說，他們喜歡我的書，得知我有困難，就隨信寄來了一百英鎊。那在當時是很大一筆錢。他們不要我還，只是希望，當我有錢的時候能去幫助那些需要的人，並附上同樣的條件：將來把錢送給需要的人。對這些從未謀面的人，我永遠心懷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