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過多久，階級體系使我覺得自己像被關在監獄裡，於是我向黨組織申請去走訪礦工社區。我找到了靠近唐卡斯特的阿姆斯索普。那是一個陰沉壓抑的村莊，不過因為是新建的，村裡人覺得跟住在舊村時比起來，他們已經算幸福的了。有一個礦工家庭有三個十幾歲的孩子，夫妻倆成為共產主義者已經幾年了。我在他們家看到了在別的村民家看不到的成堆成堆是書。他們聽收音機裡播放的音樂和廣播劇。他們跟我說起西比爾·桑代克戰爭期間帶著劇團到這裡給礦工演出莎士比亞的場面，還說社區的每個人都記得這件事。這對夫婦曾經去過蘇聯和其他共產主義國家。那時大眾旅遊尚未興起，他們是村裡唯一一對外出旅行過的夫婦。那個曠工是父親式的人物，或者說是大家默認的代言人，總是有人到他家裡向他討主意。他跟我談論礦工社區、英國和自己的生活——那些二三十年年代最常見的貧窮故事，他總是講得頭頭是道，但關於蘇聯和共產主義，他說的卻都是謬論。然而，如果你告訴他，他無比景仰的東西不過是一種幻象，斯大林其實是個惡魔，你就會殺死他心中的東西——希望，對人性的信心……一端是合理、清醒、誠實，另一端卻是謊言組成的海市蜃樓——這種雙重現象在當時很常見。
我在他家裡住了兩周。我經常醒著躺在客廳的沙發上，沙發就在他們的臥室下面，我能清晰地聽到他的咳嗽聲。井下作業讓他得了肺病，他知道自己來日無多。他不允許孩子們靠近礦井，他覺得那簡直是豬狗不如的日子。
我跟他一起穿過街道，看到一群年輕的礦工剛從井下上來。他們在井口的浴室沖了澡，然後穿上他們最好的廉價西裝，裹上紅色的圍巾，走向唐卡斯特，去消磨夜晚的時光。他們向我的東道主打招呼，也衝我點了點頭。這位老礦工對他們表現出一股憤怒的溫柔：「他們吃的是什麼？他們看起來不是很好，圍巾也不保暖。」你也能感受到小伙子們對他的感情。
我把這段經歷寫進了短篇小說《英國對英國》裡。
我的黨員證的發放被推遲了。我收到了蘇聯的「世界和平作家請願行動」的邀請。這類鼓舞人心的組織在當時很興旺。這次行動是內奧米·米基森和艾利克斯·康福特發起的，可惜沒幾個人願意去參加。當時的氣氛很緊張，我不斷收到信件和電話。他們說我會消失在集中營裡。我說，蘇聯作家怎麼可能任憑受邀的客人失蹤而熟視無睹？影響豈不是很壞？就像當初茉艾迪·約克爾回答戈特弗裡德一樣，他們回答我：「你根本不瞭解共產主義，如果真的被他們幹掉也是活該。」
我們一行六人：內奧米·米基森和她那懂俄語的表弟道格拉斯·楊；阿諾德·凱特爾，來自利茲大學的著名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家；A.E.科珀德，短篇小說家；理查德·梅森，戰爭期間最暢銷的小說《清風不識字》的作者，他的小說講述了一位英國年輕士兵愛上一位混血女護士的故事；還有就是我，初出茅廬的作家。我們知道，作為戰後首批訪蘇的西方作家代表團，我們幾個在文學上的聲譽遠遠達不到俄國人希望吸引的作家的水準——那是在1952年。
我們開了個預備會，大家情緒高漲，討論很激烈。艾利克斯·康福特很不喜歡代表團裡有個共產分子——阿諾德·凱特爾——這傢伙肯定會設法蒙騙我們，向我們灌輸謊言。內奧米·米基森不贊成他的看法。她瞭解阿諾德，說他是個個性格溫和的小伙子。A.E.科珀德在政治方面單純得像個嬰兒，他參加了弗羅茨瓦夫和平大會後愛上了共產主義，像服了迷幻藥一樣。會議演變成一場密謀。艾利克斯·康福特制定了詳細的計劃，指導我們智斗阿諾德·凱特爾。我記得當時理查德·梅森也在場。
黨組織也認為，一次訪問中有兩個共產主義者不太好。他們讓我先不要正式入黨，回來以後再入。這種做法立刻把我置於虛假的境地，讓我覺得很不自在。欺騙不是我的本性；我喜歡直截了當、開誠佈公，也因此經常遭到批評，被認為不夠老練。
事後那些更有見識的人告訴我，這是典型的共產主義策略，我從一開始就被捲入了欺騙行為中，而且有可能被識破。我相信他們的說法，但這種相信沒有保持多久，因為我開始更深入地看問題。為什麼只要在黨周圍，事實就會遭到歪曲？人們把魔鬼叫做「謊言之父」，讓人聯想起另外一些更古老的詞，比如「謊言之國」。我開始覺得，共產主義的本質中有某種東西會滋生謊言，它讓人們說謊、歪曲事實、進行欺騙。這種東西是什麼？這種力量是什麼？人們無法相信從共產黨的信息源發出的每一個字。共產主義其實是「謊言之國」。斯大林是個巨大的騙子，單他對此並不負全責，因為提供整個藍圖的是作為表率的列寧。「他們掌握的都是假情報。」那是對共產主義最深本質的冠冕堂皇的解釋（現在是否還有人相信這種解釋？）。這些水深到我無法測量，但我可以肯定，裡面生長著一些超出常識、難以解釋的陽光世界之外的東西。
我們的代表團幾乎是一個不可能的組合。先說內奧米·米基森，她是三十年代為女性生活開闢新領域的作家之一，尤其是她的小說《玉米王與春天王后》。；她是農場主，是蘇格蘭的鎮議員，而她丈夫迪克·米基森是國會議員，也是積極的工黨成員。A.E.科珀德寫的一些小說情感溫柔，筆調帶著諷刺和幽默，而且見識敏銳，可以躋身最優秀的英語短篇小說之列；然而很不幸，他愛上了共產主義，這對他保持目光清晰沒有多少好處。理查德·梅森說他去蘇聯是因為他去年剛剛去過洛爾德斯，他覺得蘇聯之行將是很好的對比，會是一次很刺激的體驗；但是他虛偽而庸俗，打扮得像個抽煙斗的英國鄉紳，表面上不溫不火、沉默寡言，內心卻很浪漫。阿諾德·凱特爾之所以成為代表團成員是因為內奧米邀請了他，而且黨也同意了。至於我，也就發表過一部受到好評的長篇小說和一些短篇小說。
在機場集合的時候，我們五個人都用懷疑的，或者說謹慎的目光打量著阿諾德·凱特爾。但他的鎮定和理智卻反而讓他立刻變成了整個隊伍的領導。這種情況經常發生：那些共產黨人總是被視為妖魔鬼怪，而一旦你親眼見到他們，就會發現其實他們異乎尋常地正常。
我們幾個人對蘇聯的看法大相逕庭，卻能變成一個整體，一方面是因為報紙的大肆渲染使我們抱成一團，另一方面是因為阿諾德堅持認為，我們應該求同存異，以統一戰線的形象出現。這一定是來自國王大街或者蘇聯的黨的方針。這讓「右翼」的內奧米和道格拉斯感到吃驚。A.E.科珀德很沮喪，因為他一心想代表整個英國公開地、永遠地擁抱共產主義，問題是他沒有接種過政治疫苗，一點兒政治頭腦也沒有。他完全被與政治的初次接觸征服了。而理查德·梅森，不管他是出於天性還是刻意偽裝，都看不出政治色彩。因此我和阿諾德意識到我們倆處在核心位置。這很合我的脾氣，也很合我的狂妄自大。如果我們幾個當時在俄國人面前爭吵，至少可以更公正地表明英國人對共產主義的態度；但在當時，隨著訪問一小時一小時地進行，我們越來越覺得自己是英國人，是愛國者。我們一見到俄國人，馬上就形成了統一戰線，因為那些俄國人都是守舊的民族主義者。這句話現在聽起來很簡單：當然是這樣！但按照當時的觀點，這類民族主義跟烏托邦共產主義的純潔性毫不相干，共產主義設想的是對全人類的一視同仁的愛。
聽著主持人布林普上校[布林普上校（ColonelBlimp）英國的一個漫畫人物。]般的論調，我很不自在地想起了在南羅得西亞的共產小組裡的經歷。那時我們花了幾個小時去理解「黨的路線」中那些拐彎抹角的東西究竟是什麼意思。這些辯證法的傑作任意操縱著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尤其是從戈特弗裡德嘴裡說出來的話。世界各地的共產黨人都在費盡心機編織各種牽強附會的解釋，解釋俄國同志為什麼做了這麼多匪夷所思的事情，如果當時的俄國人知道了一定會笑破腦袋。
我和戈特弗裡德都曾說過，沒有哪個真正的共產黨會認可我們的理想主義式的誇誇其談。這種說法多麼正確，只是我沒有料到會碰到這麼刺耳而粗陋的民族主義。但我為什麼會沒有料到？俄國人，或者說斯大林，從來沒有隱瞞這一點。我跟阿諾德一起討論這種精神上的不愉快，因為其他人不會理解這一點。我們的結論是：俄國人經歷了極其恐怖的戰爭，因此不得不退回到民族主義中。因為那場戰爭，我們不得不原諒俄國人所做的一切。他們在列寧格勒戰役中損失的人比英國和美國在整個戰爭中損失的還要多。這就是為什麼捷克人傑克不斷對我說：「你們這裡的人就是不會明白。」那時候，「蘇聯」和「俄國」這兩個詞是可以互換的，儘管今天似乎不能。
我不得不說，我們幾個人對那次訪問的記憶並不一致。比如，大約二十五年後，我發現我跟內奧米·米基森記住的東西不一樣，並不是說，我們對同一件事情有不同的回憶，而是我們兩人記住的就像兩次根本不同的旅行。我大吃一驚，這促使我開始去理解那奇特而捉摸不定的記憶。在那之前，我想當然地認為，有過共同經歷的人會記住同樣的事情，尤其是像我們的蘇聯之行那種豐富的經歷。我跟阿諾德之間的情況要好一些，我們的記憶大多是吻合的。
我一生中很少像那次旅行那樣感到撕扯、震驚、失望、警醒……重生，對那段旅行的記憶也是我一生中最鮮活的記憶之一。關於記憶有一個最基本的問題：為什麼我們記住的是這個，而不是那個？而且有時候，我們記住的反而是瑣碎的細節，不一定很重要。我想，我們之所以會記住一些東西，是因為我們當時格外警覺，注意力格外集中，全神貫注於當下。而我們通常的狀態是心不在焉，例如在想早餐吃了什麼，明天要做什麼，或者回想自己跟某某說過的話。至於我們為什麼在某些時刻更活躍、更警覺，那是另外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在那次旅行中，我的意識絕對存在於每一分鐘，這就解釋了我的記憶。我經常下決心要把它寫下來，然後又決定不寫了。有什麼意義呢？關於蘇聯的任何言論和觀點都必然會激起劇烈、狂怒、片面、狹隘的情緒，而且無法指望獲得任何冷靜的評價。況且，我記住的東西不見得會讓同行的其他代表感到備受恭維。當然，他們一定也是這樣想的。
而如今，剩下的只有遠方傳來的鼓點的樂聲……
我們的官方東道主是以阿列克謝·蘇爾科夫為首的蘇聯作家協會，。很快，阿列克謝·蘇爾科夫的名字就會成為蘇聯壓制正直作家的代名詞。他相貌平平，表面上保持著當時蘇聯一貫的風範，使人相信他爽直、開朗、坦率，相信他是老實的蘇爾科夫，是蘇聯的朋友們的朋友。但在背後，克格勃監視、指揮著他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我們知道這種情況嗎？知道，但我們對克格勃的看法可以說很幼稚，也帶著傲慢的色彩。我們在酒店的房間裡開玩笑說，克格勃會監聽我們的電話，看門的會檢查我們的行李，但我們毫不擔心；我們來自西方，不喜歡那類事情。我們沒有把自己看成克格勃的工具。事後表明，我們的確不是他們的工具，儘管如果我們成了他們的工具，他們會很高興——畢竟有很多人這樣做了。他們覺得，我們是戰後首批來訪的西方「知識分子」代表團，他們應該遷就我們，讓我們過得愉快。他們稱「二戰」為「偉大的愛國戰爭」，這個稱呼突出了我們跟他們之間的差異，讓我們感到不自在。
在接待儀式的背後是斯大林一手製造的大饑荒的恐怖，是大清洗，是古拉格[古拉格（Gulag）：蘇聯勞動懲戒營的管理部門。]，是戰爭的毀滅性打擊，是黑暗年代對猶太人的屠殺，是不能說出來的不公、折磨、謀殺和酷刑。當我寫下這些文字的時候，我記得有報道稱最近剛剛發現了集體墳坑，並且證實，因為成千上萬的人被投進監獄，導致監獄人滿為患，斯大林不想花錢新建監獄，於是通過槍斃犯人來解決問題，然後繼續抓人。我們遇到的那些俄國人背後正是這樣的歷史。當時斯大林還活著，像蜘蛛一樣從克里姆林宮監控著一切。我們那時並不知道這些，但斯大林卻在閱覽蘇聯的一切出版物——長篇小說，短篇小說，詩歌、所有的戲劇、電影腳本。他讓人用指定的歌詞創作歌曲，以配合戰爭的不同階段，包括一次次戰役。他確信藝術家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人們經常引用他的這番話。解禁的蘇聯檔案活靈活現地體現了親愛的約瑟夫大叔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