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是那次旅行。另一件事情，另一家咖啡館。那天我們坐在路邊喝咖啡，一個打扮得光彩奪目的女人牽著她的小狗向我們走來，或者說，飄然而至。她是妓女[原文用了法語。]，打扮得極其華麗、十分完美。現在的巴黎街頭已經看不到那樣的妓女了。傑克望著她，目光中同時流露出遺憾和欣賞。他低聲對我說：「上帝，看看，只有法國人才會……」她走到我們身邊停下，盯著傑克。片刻，她輕蔑地說：「Vousetestresmaleleve,monsieur.」意思是：你很無禮，先生。或者說，你真粗野。然後她飄然而過。
「可是，如果不想引人注目，為什麼要打扮成那個樣子呢？」傑克說。（這個問題當然涉及到很多因素。）「如果一個人真的有那麼多錢可以享受這樣的女人，他敢碰她嗎？要是我肯定會把她的髮型弄亂的。」
第二次巴黎之行中，我們去了一個黑洞洞的、像地下室一樣的房間。房間裡有一群觀眾，都是法國人，他們表情凝重地望著一個面色蒼白女人。那個女人穿著高領的黑色長裙，沒有化妝，黑眼圈帶著哀傷。她在唱歌，唱的是那個年代的精華，《今生無悔》以及許多其他歌。那些歌無畏地傾訴著戰爭和佔領帶來的痛苦和悲傷，並且很快就會流行起來。當時在巴黎街頭，你經常可以看到人行道上放著成堆的花環或鮮花，上面的牆上是一個彈孔，旁邊寫著：xxx在這裡被德國人槍殺。你感受到了由同胞情誼引起的痛苦，於是停下腳步，但在充滿戲劇性的愉快氣氛中，這種痛苦也受到了污染。
我們去戲院看布萊希特的公司，也就是柏林劇團帶來的《母親的勇氣》。在那之前，還沒有哪個德國公司敢在巴黎演出。傑克認為會發生暴亂，畢竟德國人這麼快就出現在法國，很危險，但我們應該去。這將是個歷史性事件，何況還是布萊希特的作品。第一天晚上，整個劇院被層層包圍，裡面是觀眾，外面是警察。事情進展得並不順利，劇團只進行了一次簡單的綵排。那是一個關於戰爭的故事，這在當時當地表演再合適不過了。劇幕緩緩升起，觀眾一動不動，劇場一片沉默。因為之前耽擱了太久，所以沒有中場休息，全場寂靜得讓人難以忍受。這種沉默是否意味著他們憎恨這齣戲？意味著他們會受仇恨的怒火驅使而突然衝上舞台，引起騷亂？戲劇接近尾聲，一位聲名狼藉的老婦人雖然被剝奪了一切，但她仍然想跟上軍隊，於是大聲喊著：「帶上我！帶上我！」台下依稀響起了些許呻吟和抽泣。沉默，沉默，沉默——突然觀眾站起來，呼喊、鼓掌、哭泣、擁抱，而演員們則站在舞台上抽泣著。這個場面持續了二十多分鐘，進行到一半的時候，已經不再是出自本能的感動，而是歐洲對自己的覺醒，是戰敗的屈辱的德國在向歐洲哭喊：帶上我！帶上我！
我從未在劇場裡經歷過這樣的事情，它讓我目睹了一場戲劇可能遇到的最完美的時機，好像劇本就是專門為了那一場最完美的演出而寫的。在那之後，我也看了其他版本的《母親的勇氣》。
後來聽加拿大作家泰德·阿蘭說，布萊希特在加利福尼亞避難時曾幫阿蘭夫婦看小孩。那時布萊希特剛寫完《母親的勇氣》，請阿蘭讀一下。阿蘭讀完後告訴布萊希特，這個劇本很有前途，但有些地方需要修改。海琳·韋格爾很氣憤地說：「這是一部傑作！」泰德經常用這個故事來挖苦自己，並像真正的故事家一樣對其進行反覆潤色。他說他對布萊希特的批評十分粗俗，就像好萊塢電影製片人一樣滑稽：「去掉那個老婊子。你必須得讓劇本充滿性感的誘惑力。這裡應該有個美女。我知道了——修女怎麼樣？一個新出家的年輕修女。讓我們看看……拉娜·透納……費雯·麗……」
我和傑克還去西班牙旅行了一個月，那是我們最長的一次旅行。在那期間，彼得由我母親照看了一陣子，由瓊照看了一個禮拜，其餘的時間都去了艾希納家。我們的錢不多。那時傑克還不是資深醫生，而且要養家。我們能各湊出二十五鎊嗎？旅途的開銷加上汽車的費用一共是五十鎊。一路上，我們吃麵包、香腸、青椒、番茄和葡萄。直到今天，每當我聞到青椒的氣息，感覺到裡面尚未散去的陽光的熱度，西班牙之旅的回憶就會再次將我包圍。當你從法國穿過國界進入西班牙，就彷彿回到了十九世紀。那是旅遊業興起之前的西班牙。
我們開車去了薩拉曼卡、阿維拉和布爾戈斯等城鎮。人們相互推搡著來看外國人，衣衫襤褸的男孩們搶著給我們看車，晝夜各六便士。當我們在一家很便宜的餐館吃飯時，飢餓的孩子們把臉貼在餐館的玻璃上，眼巴巴地看著我們。對傑克來說，我們正在駕車穿過的是他對西班牙內戰的恐怖的回憶，是他經歷過的每場戰役的每個時刻。他歷盡磨難。對他和跟他處境相似的人來說，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從英國和法國背叛民選政府的那一刻開始的。他為那些飢餓的兒童感到痛苦，他回憶起了自己的童年。看到街上到處都是黑袍裹身的肥胖的教士和身穿黑制服的持槍的警察，傑克感到怒不可遏。當時的西班牙窮得讓人絕望，就像愛爾蘭。
但是……我們在野外開闊的地方裹著毯子入睡，因為我們喜歡滿天的星星。一天早晨，太陽剛剛升起，但天氣已經很熱了。我們裹著毯子坐起來，看到兩個深色皮膚的人騎在高大的黑馬上，披著紅毯子，就像圍著披肩。他們從我們身邊經過，面無表情地向我們打招呼，然後穿過田野。他們身後是灼熱的藍天。
我們有時坐在橄欖樹下吃麵包和橄欖，喝深紅色的葡萄酒，有時躲在小教堂裡一邊等待正午的酷熱過去，一邊等待胳膊和大腦恢復。
我們去看了鬥牛。在那裡，傑克為了六頭犧牲的公牛而抽泣。他低聲說道：殺了他，殺了他。
在馬德里，有一些女乞丐坐在人行道上，把腳放在水溝裡。我們把自己的蛋糕給了她們，又為她們買了一些。
我們覺得阿罕布拉就像我們自己的地方——阿罕布拉總會激起人們的強烈情感，要麼恨它，要麼愛它。
我們經常激烈地爭吵。我相信，而且也有經驗：充滿活力的、頻繁的性生活會引起突如其來的對抗風暴。托爾斯泰和D.H.勞倫斯都對此進行過描寫。為什麼會這樣？我們把車停在空曠的鄉間，開始做愛，在乾涸的水渠裡，在森林裡，在葡萄園裡，在橄欖樹叢裡。同時我們也在不斷地爭吵。妒忌的火焰在他心中燃燒，但這毫無道理，因為我愛的是他。在穆爾西亞的一個小鎮上，由於天氣太熱，我們在一家並不涼爽的咖啡館坐了一整天。傑克認定我跟一個英俊的西班牙人眉來眼去。我們吵得很凶，最後不得不去旅館過夜，因為傑克——我們的醫生——認為，是飲食和睡眠不足讓我們變得暴躁。
我們沿著直布羅陀海峽的海岸線[原文是西班牙語。]行駛，一路上一家旅館也沒有。我們在內爾哈見到了幾個漁夫，他們在海灘上做魚給我們吃。我們睡在沙灘上，看著星星，聆聽著波濤的聲音。一年後，直布羅陀海峽和巴塞羅那之間將會出現星羅棋布的酒店，但在那時什麼也沒有，除了幾個鎮子，就是蜿蜒空曠的海岸。巴倫西亞附近有塊牌子，上面寫著「切勿在此游泳，危險！」但我還是下水游進了誘人的波濤中間，接著一個浪頭把我舉起，摔在沙床上。我爬出來，耳朵裡灌滿了沙子。傑克帶我去了當地的醫院。兩個醫生用拉丁語交談，證明拉丁語仍然活著。
阿維拉地勢高，容易起風。乾燥的蘆葦葉上放著各式各樣的精美絕倫的咖啡色水瓶和罐子。我在那兒買到了我有過的最漂亮的水瓶，而且只花了幾便士。
在西班牙感受到的強烈對比使我震驚：一邊是野性十足、荒蠻而空曠的美景，一邊是廉價而沉悶的旅館；一邊是隨處可見的貧困，一邊是綴滿黃金和珠寶的教堂，彷彿西班牙半島上所有的財富都放在了教堂上。即便現在回想起來，我仍然覺得不可思議。
我們去了三次德國，第一次是去找戈特弗裡德。前一年夏天，彼得去德國找他父親。我曾告訴過戈特弗裡德，除非他對自己的境況很有把握，否則別讓彼得去找他。他對我的政治敏感表現出一如既往的不屑。他覺得只要他願意，當然可以隨時邀請彼得去德國。我說，我沒有那麼大的把握，而且，茉艾迪·約克爾也說他的判斷有誤。事實證明我是對的。戰爭期間，旅居國外的德國人都成了可疑分子，很多人消失在斯大林的集中營裡。我之所以生氣，一方面是因為戈特弗裡德多年來在政治見解方面總是侮辱我，教訓我，而事實上，我經常是對的，他才是錯的；另一方面是因為彼得，他曾經有個無比和藹的父親，但現在卻被這位父親拋棄了一般。
現在我知道當時發生了什麼。那的確是個生死攸關的問題。我責怪他是因為他從未托人偷偷送信出來告訴我，他不能跟西方保持聯繫，因為他可能會因此喪命。這不是一件難事，當時有很多人進出德國。有人去東德正式訪問，回來後告訴我：「我見到了你那位英俊的丈夫，他是個很重要的人物；他讓我代為轉達他對你的愛。」「他不是我丈夫。」我說，「而且，需要他愛的人是彼得。」我憎惡東柏林，它在我眼裡是共產主義的醜陋和虛偽的濃縮。然而有些同志卻很崇拜它，一直到共產主義崩潰前夕，他們還在說：「東德的路走對了。東德的經濟領先於其他所有共產主義國家。最初的革命沒有在德國爆發，多遺憾。」
另一次德國之行是去漢堡。傑克想去尋找戰爭期間失蹤的一位朋友，可惜沒有找到。漢堡遭到過猛烈的轟炸，廢墟尚未清理。二月的天空，陰沉而寒冷，苦澀的風從北海刮過來。傑克說當地有個工會的節日，是個傳統節日，我們應該參加。在建築物的空隙間，在廢墟裡，大堆大堆的篝火燃燒著。人們喝醉了，拿著酒瓶，圍著篝火踉踉蹌蹌地蹦著、跳著。他們唱著，或者說吼著戰爭年代的老歌和工人階級的傳統歌曲。他們就像一群匈奴在五朔節之夜狂歡，非常恐怖。很多年過去了，這些場景一直留在我的腦海中。三十年後，我重遊漢堡，跟一位出版商說起我記憶中的情景，他說：「不可能；這兒從沒發生過那種事情。你想到的可能是柏林或慕尼黑。」
我在柏林確實也見到了廢墟，綿延幾英里，並且當時我就站在曾經矗立著勃蘭登堡門的地方。三十年之後，我回到那裡，看不到一點廢墟的跡象，好像戰爭從未發生過。我遇到一些人，他們在戰爭結束時還是小孩，住在柏林。在他們的記憶中，除了永久的飢餓，就是在炸毀的房屋中間玩耍。他們以為城市就是那樣的，有些街道完整，有些街道破敗。後來他們去了沒有被毀的城市。其中有一個人小時候一直處在半飢餓狀態，他母親靠著為美國人打工才勉強養活了他。他看了一部奧遜·威爾斯出演的電影後說：「總有一天，我想吃多少就吃多少，長得像奧遜·威爾斯那麼胖。」那一天真的來了，他的醫生對他發出了警告，他不得不節食。
我跟傑克去德國南部旅行，後來我把那次旅行寫進了《天堂中的上帝之眼》裡。整個德國的情緒都很低落，民眾很憤懣。那次經歷讓我很沮喪，寫那個故事也讓我很沮喪。有些德國人責怪我寫了那個故事，但我的重點不是德國，而是歐洲。我在思考我們全體——歐洲建設自己，摧毀自己，建設、摧毀、建設……
令我最不願回憶的是在火車站台上，一個女人向我走來，抱怨她的祖國被一分為二了。她質問我，你知道這是不正義的行為嗎？這公平嗎？德國做了什麼，要遭受這樣的懲罰？其他人也加入進來，一齊攻擊我，聲音中充斥著偽善——當一個人有意識地站在錯誤的位置上時，語氣中總會帶著那樣的偽善。
傑克要去德國旅行，部分原因在於對德國的政治定罪。身為馬克思主義者，他不願相信祖國的罪行，但畢竟，這個國家幾乎把他的家人趕盡殺絕了。
我很矛盾。我是在「一戰」的影響中長大的，其中也包括受了我父親的影響——他對德國士兵抱著強烈的認同感，認為他們和英國士兵一樣，不過是愚蠢的政府的犧牲品。我曾嫁給從希特勒的德國逃出來的受害者。成長環境讓我相信：希特勒和納粹是《凡爾賽條約》的直接產物，如果戰勝國能以明智的態度寬容地對待德國，「二戰」就不會發生。我相信——現在也仍然相信——如果我們，英國人和法國人，有膽量早一點站出來反對希特勒，支持那些被我們怠慢的反納粹的德國人，「二戰」就有可能被阻止。當時在德國讓我非常痛苦，我被兩種力量撕扯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