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事情我不敢告訴傑克。比如說，有一天我和薩斯曼太太坐在一起，幾分鐘都沒有說話，然後她開口道：「我敢肯定你知道，雖然我們什麼都沒說，但我們在交流。」這句話很不明智。她認為我是共產主義者，因此我一定會把這類話當成「神秘家的胡說八道」。她說的不是身體語言（「身體語言」這個詞以及對人的姿態、手勢等進行解釋的技巧都是很後來才出現的），而是心靈之間的交流。她的話一出口，我就想，好吧，是的，把這種異端邪說當成我與生俱來的權利接受下來吧。儘管傑克曾經那麼痛苦地批判共產主義，但他仍然是個馬克思主義者，如果把這事兒跟他講，他一定不會認同那些「神秘」的思想。
傑克因為我去薩斯曼太太那裡而責備我。他說我是大姑娘了，應該明確地讓母親離開，讓她去過她自己的日子。她身體健康，不是嗎？她很堅強，對吧？她也有足夠的錢過活，是吧？
母親的處境讓我痛苦焦慮。她可憐巴巴地跟喬治·勞一家住在骯髒狹窄的郊區。喬治·勞是我父親的遠方表兄弟，年老而且殘疾，和母親也沒有共同語言。母親不斷給我施壓，非要跟我住在一起，因為她沒有其他地方可住。她哥哥已經去世，她覺得她哥哥的家人和以前一樣令人討厭。她確實很拮据。按常理，正如她一直說的那樣，我們應該合住一套公寓，分攤開支，況且我需要有人幫著帶彼得。她說，她存在的惟一目的就是幫我帶彼得。週末的時候，她常帶彼得出去玩或者去旅行。有一次去了懷特島，彼得接受了洗禮回來。她告訴我，這是她的責任。我沒跟她理論，因為跟她理論從來都是沒有意義的。而且對我來說這未嘗不好，至少我可以跟傑克一起待上三天。我和傑克不在的時候她就住進丘奇街的頂層，儘管對她來說要爬上那裡的樓梯很困難。瓊不介意我母親在她那裡，她只是說了句「她是典型的中產階級婦女」。我也不會介意瓊的母親，儘管她們相處得也不好。我會聽她母親自哀自憐地講述她的人生故事——這是一部社會史，艱難時代成功地把這一頁寫成了一個故事：一個漂亮猶太姑娘，她來自倫敦窮苦的東區，在藝術家和作家中間求生。
傑克說我應該在我母親面前直起腰桿，再也不低頭。
瓊也——用一個含糊的詞，可以說是「捲入」了心理治療，但是各種嘗試最後都以失敗收場。有一次治療結束後，她對我說，一個藝術趣味那麼差、住在瀰漫著捲心菜糊味的房子裡的人，怎麼可能對人類靈魂有高深的見解？這番話值得大笑幾聲，就像很多痛苦的事情一樣。
瓊認為她的主要問題是不能把天賦集中在一個方向上。她有很多天賦。她擅長繪畫，有人說她的風格像凱綏·珂勒惠支，那還是在凱綏·珂勒惠支獲得藝術圈的認可之前；她是專業演員，擅長舞蹈；她也擅長寫作。也許是因為她的天賦太多了，以致於她始終不能把自己限制在某個專業軌道上。而住在她的房子裡的我，卻出版了三本書，並且獲得了好評。她對我和傑克都持批評態度。她不贊成我撫養彼得的方式，認為我太隨意、太放任，把彼得當做成年人。她說，光給他讀書、講故事是不夠的，還需要……那麼，還需要什麼？我覺得，她批評我是因為她對自己的兒子不滿意，因為沒有哪個單親母親不認為獨自撫養兒子是個缺陷。而且，我是從殖民地來的，不優雅，也許這是她最難以接受的，因此我們在小事上最容易起摩擦。有一個星期天，我請人來吃午飯。我準備的食物裡有蘇格蘭蛋，這在南非是自助餐的主食。瓊站在一旁看著它們，很不高興地質問道：「為什麼給人吃這個？街上明明有家很好的熟食精品店。」她批評我做的每一件事情——或者這只是我的感覺。她對別人的批評和她令人讚歎的慷慨友善形成了對立。這兩種傾向共同駕馭著她，而她對自己的批評與貶低遠遠超過她對別人的批評。
為了抵擋這種無止盡的挑剔帶來的壓力，我變得越來越有防禦意識，越來越冷淡。是的，我在重複我母親的狀態。我把這個情況告訴了薩斯曼太太。薩斯曼太太從我和瓊口中聽到對同一個事件的描述，並且需要同時支持我們兩個人。這可不是件容易事。一天下午，瓊衝上樓梯，指責我把她從懸崖上推下去。
「什麼？」
「我夢見你把我從懸崖上推了下去。」
我跟薩斯曼太太講起這件事情，她說：「那麼，你真的把她從懸崖上推下去了。」
瓊不知道，我之所以會覺得受她壓迫，是因為我崇拜她。在優雅、自信和一般的處世經驗方面，她具備我所沒有的優點。幾年後，當我告訴她這一看法時，她覺得難以置信。
傑克把瓊視為競爭對手，或者這也只是我的感覺，總之只要瓊批評了他，他就會反過來批評瓊。「你為什麼不自己住？你為什麼需要一個母親式的人物待在自己身邊？」他沒有看到，住在瓊的房子裡有助於我躲避母親，而且對彼得來說那裡再合適不過了。
傑克覺得我對彼得過於呵護了。他很難跟自己的兒子相處，也坦率地告訴我，他不會成為彼得的父親。
這也許是當時最糟的事情。我知道彼得多麼渴望有個父親。這個小男孩對每個人都敞開心懷，充滿熱情。他奔向傑克，舉起胳膊——卻遭到冷淡的拒絕。他把胳膊輕輕放下，垂在兩側。傑克問他一些大人的問題，他不得不慎重、小心翼翼地回答，不時抬眼觀察傑克的臉色。他大大的眼睛中充滿了不安和焦慮。他從未遇到過這種情況，也從來沒有人這樣對他。
我和瓊之間的磕磕碰碰是不可避免的——兩個女人，都習慣於獨立生活，住在同一座房子裡。但我們相處得很好，經常坐在餐桌旁聊天，人民、男人、世界、同志，而最後一個話題變得越來越有批評色彩。老實說，在餐桌旁跟瓊聊天是我最愉快的記憶之一。我們的廚藝都不錯，在做飯的時候會有小小的競爭。我們的談話內容我後來用在了《金色筆記》中。
有一次，瓊說給我看樣東西。「不告訴你是什麼，跟我來好了。」一棟小房子，在一條小街上，走路兩分鐘就到了。房子裡到處都是昂貴的傢俱和畫，裡面有四個人。瓊站在門邊，我站在她身後。她朝一位躺在貴妃椅上的慵懶的女人揮揮手，那女人穿著泡紗睡衣。一個男人彎腰為她呈上香檳，那是她前夫；另一個男人正在撫弄她的腳，那是她現在的情人；還有一個年紀很輕的男人紅著臉，懷著興奮和愛慕，等待機會。沒有我們的位置，於是我們道別，那個女人叫道：「一定要再來，親愛的，什麼時候都行。我在這裡快被自己折磨死了。」她遭受著一種奇怪的疲勞症的折磨，只能躺著。看來是她的前夫和情人在維持她的生活。「好吧，你告訴我，」我們往家走時，瓊大笑著說，「我們做錯什麼了？她甚至算不上很漂亮。」我們憂心忡忡地回到家，回到我們負擔過重的生活。
一周有兩三次，我們會跟薩斯曼太太討論自己以及對方的行為，並對動機進行追根究底的探尋。不過現在，和那些痛苦不堪、難以承受的事情比起來，顯然是「我剛買了些牛角包，一起來吃？」或者，「你聽到新聞了嗎？真可怕，我們聊會兒？」更有趣。我最喜歡聽她談論她通過父親和黨的工作認識的那些藝術家和作家。她對世事的洞見常常令我折服。比如，大衛·邦伯格曾為她父親畫過肖像，但當時藝術圈的人不重視他。「哦，別擔心，這很正常。不過等到他死了，那些人就會發現自己的錯誤了。」她對此淡然處之，而我卻義憤填膺。
大衛·邦伯格一生貧困，無人賞識，然而他死後，事情果然像瓊說的那樣。她從派對上回來，告訴我奧古斯塔斯·約翰也在場。她說她告訴年輕的姑娘們：「最好小心點，別被他哄去當模特。」因為奧古斯塔斯·約翰那時已經是個滑稽的角色了。她還告訴我，她剛剛從BBC附近的酒吧回來，就是路易斯·麥克尼斯和喬治·巴克常去的那個酒吧。而且她剛剛在BBC勸雷吉·史密斯看一些手稿。雷吉·史密斯對年輕作家一向很慷慨。她是1954年蘇荷廣場集市的組織者之一，當時大家一定玩得很開心。我聽到她響亮快樂的笑聲沿著樓梯傳上來：「你肯定不相信我今天遇到了什麼事情，明天再告訴你。」
是瓊說服我以多種方式履行自己的「革命義務」。羅森伯格夫婦因為間諜罪被判死刑，我發起了一次為這對夫婦請願的活動。跟往常一樣，我又處在一個完全錯誤的位置上。每個共產黨員都相信，或者都說自己相信，羅森伯格夫婦是無辜的。我認為他們有罪，只是沒料到會嚴重到這個地步。有人曾告訴我這樣一件事情——
一個生活在紐約的女人在《時代》雜誌工作。她是共產主義者，而《時代》雜誌是世界各地的共產主義者仇恨、斥責的對象，因為它「散佈關於蘇聯的謊言」。黨的一位官員在一次偶然的交談中對她說，她應該保持清醒，並把《時代》雜誌內部的事情匯報給黨。她答應了，沒有想太多。然而突然間，一股反間諜的熱潮席捲而來。她從一開始就意識到自己有可能被當成間諜，但她對自己說，簡直是無稽之談，在一個民主國家裡，把一家雜誌社內部發生的事情告訴一個合法的政黨，怎麼能算是間諜行為呢？但媒體卻告訴她，事情沒有這麼簡單。她在惶恐不安地離職了。在恐慌的氛圍中，沒有哪個共產主義者是無辜的。
我想羅森伯格夫婦可能只是說了句：哦，當然，如果這邊發生了什麼有意思的事情，我們一定會告訴你們的。
他們有罪，而且他們從監獄中發出來的信也令人作嘔。他們顯然是希望這些信能登在報紙上並被宣傳，而同志們卻覺得這些信感人至深。如果在其他非政治性的場合下，同志們是有能力從這些書信中看出虛假和偽善的。
這表明了一個很重要的點，甚至可以說是最基本的點，即我們顯然已經被迫犯下了許多謀殺罪和重傷罪，畢竟不首先打破雞蛋，誰也做不出雞蛋餅。但要是有人稍稍暗示一下其中的骯髒，大部分共產主義者都會表現得很憤怒。這種行為當然不能算是是真正的間諜活動；黨當然沒有拿莫斯科的錢；這樣或那樣的行為當然不是為了掩飾什麼。黨代表著人類對未來的最純潔的希望——「我們」的希望——除了純潔，黨不可能存在其他東西。
我對羅森伯格夫婦的態度很簡單——他們的孩子還很小，就算他們有罪，也不應該被處決。我收到了作家和知識分子的回信，大部分都表示，既然黨拒絕批判蘇聯的罪行，那麼他們也沒有理由為羅森伯格夫婦請願。
我看不出其中的關聯，只是覺得處決羅森伯格夫婦不符合道義。我再次成為公開被圍攻的共產分子。我收到很多洩憤信和匿名電話。在政治情感強烈的時代，羅森伯格事件引起了太多的憤怒和仇恨，以至於人們很快就會忘記，隱藏在所有喧囂和宣傳背後的只是一個最簡單的是非抉擇。這麼多年過去了，這個案子裡仍然有些無法解釋的東西。羅森伯格夫婦被處決後，沒過多久，英國和美國就揪出了大批間諜。有些人為了錢而叛國，有些人使幾十位同胞喪生，但沒有一個被絞死或坐電椅。羅森伯格夫婦的罪行比他們輕得多，而且還有年幼的孩子。有人認為，他們被判坐電椅，是因為他們是猶太人。還有一些人——包括我——懷疑，那些判刑的人只是想看著一個年輕豐滿的女人被「烤熟」，並從中獲得隱秘的快感。有時候，對某件事情的爭論遠比那件事情本身更能引起關注，羅森伯格事件就是其中之一。
我在瓊的指示下履行的另一項「義務」和謝菲爾德和平大會有關。我挨家挨戶地發放頌揚這次盛會的傳單，但都遭到了冰冷的拒絕。報紙上說，這次集會是蘇聯發起和資助的——當然是這樣，但我們義正辭嚴地否認了這一點，而且自己也信以為真。這是一次真正讓人厭惡的經歷，是我履行過的「革命義務」中最糟糕的一次。當時天氣陰冷灰暗，沒有人會關心謝菲爾德的美。而且我前所未有地見識了英國市民對一切共產主義事物的強烈的敵意。[由於國外來訪的代表們的簽證遭到拒簽，1950年11月的謝菲爾德大會沒有召開；後大會轉到華沙召開。]
我和傑克一起去了兩次巴黎，其中一次寫進了《紅酒》這篇小故事中。有一天，我們坐在聖日耳曼大街的一家咖啡館裡，看到成群結隊的學生吵吵嚷嚷地過去，掀翻了汽車。是什麼讓他們滿腹仇恨？掀翻汽車是法國人特有的自我表達的方式，傑克在戰前就見過一模一樣的情景，多年以後，我也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