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看法和辦法，問題不少，而且不小。只說兩項：一輕，這做得到嗎？另一重，假定情慾能夠除盡，那還能夠稱為人生嗎？在這方面，我一直覺得，還是儒家玄想成分少，不問「性」之所自來，以及好不好，設計生活之道，安於「率性」。率性會出毛病，或危及個人，或危及社會，要補救，辦法是「修」，或說以禮節之。佛家除病心切，或說去苦心狠，不滿足於修，主張砍掉。這難度大，但是，至少我覺得，值得天機淺的人參考，或進一步，引以為師。我自己衡量，實事求是，屬於天機淺（或很淺）那一類，於是，為了安身立命，至少為了心境平和，就宜於不停止於儒家的修，而進一步，兼到佛門去討些對症藥。到此，可以話歸本題，是有時，甚至常常，我也想扔開筆硯，到山林精舍去面壁，撞鐘。佛家的頓悟，道家的坐忘，我不敢想，原因之一仍是天機淺，之二是境界過高，疑為恐非人力所能及，但退一步，只求於靜寂的環境和生活中，思減少，情減弱，心境由波濤起伏變為清且漣漪，也就可以安身立命了吧？
但是這也有困難，不是來自理想，而是來自現實。現實有比較明顯的，來於客觀。這可以分作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已經沒有這樣的山林精舍。原因是，大革命之後，一些倖存的都是赫赫有名的，趨錢第一的新潮，闢為旅遊點，於是山林就變為比市井更加市井，住進去，求心靜就辦不到了。另一方面，即使有這樣的山林精舍，會容納我這樣的信徒與異教之間的人嗎？現實還有比較隱蔽的，來於主觀，是入山林精舍，求靜寂，如果天機淺的本性執拗不變，還會有忍受靜寂的能力嗎？至少是未必。這就會使想像的心嚮往之化為肥皂泡，五光十色，只是一剎那就成為空無。不得已，只好把一度飛向天空的心猿意馬收回，改為想想坐而能言、起而能行的。
五、玉樓香澤
這個題目，或者不當寫，因為玉樓中人是紅顏的，不宜於像我這樣白髮的人，哪怕只是平視一下。也實在難寫，情境幽微，就是在所感中並不微弱也嫌形質恍惚，難於用語言捉住，一也；勉強捉，言不盡意，甚至言不稱意，就難免慣於巧思的人見清輝而推想必有玉臂之寒，二也。可是再思之後，還是決定勉為其難，是因為現實生活中有此一境，躲過，有違應以真面目見人之義。真面目是什麼？姑且算做泛論，是桑榆晚景，與玉樓香澤，也還是會有剪不斷、理還亂的多種牽連。乾脆就沿著泛論說下去。孟老夫子說：「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幾希是不多，但終歸是有，我這裡借古語表今意，是這不多之中，就應該包括「情愛」的遠離生育之根而蔚為大國。為大國，是獨立了，可以表現為多種形式。說重大的。一種是希臘哲人柏拉圖所想像的，情離開欲而獨自飄搖於清淨的精神世界。這或者是慣於玄想的哲學家的願望，就算是願望，估計禽獸是不會有的，所以也就無妨聊備一說。一種是衡量人生中各種事物的價值，至少是西學佔上風之後，除某種教義的信徒以外，都把情愛舉到上位。還有一種，與本題關係更密切，是老境的岑寂，至少是為數不少的人，感到或兼認為，是來於情愛的漸漸遠去。
感到岑寂是有所失，或有所缺，要補償。但這很難，只好拉一些可能的充數。想不知為不知，限於男本位。先說現實的。舊時代，男尊女卑，男，天機淺而地位不低的，白髮而願近紅顏不難，如白樂天，而且不只一個，有樊素和小蠻。可是這近之中有不少力的成分，非純的情愛，能夠算數嗎？至少是並非滿宮滿調，有白自己的詩為證，曰：「永豐坊裡東南角，盡日無人屬阿誰？」這是不免於「馮唐易老」之歎。其後，也是有名的文人，錢牧齋或者可以算數，得24歲的才女柳如是，是女方自己找上門的。東山酬和，不只自己得意，還為其時及其後的不少老書獃子所艷羨。以上白和錢都是實得，即情愛有了寄托之所。
退一步，不得而情愛仍有所寄托，可能不可能呢？蘇東坡詞有雲，「天涯何處無芳草」，一廂情願，想來機會不少；至於如《聊齋誌異》所寫，意中人真就自天而降，那就真如《莊子》所說，「是旦暮遇之也」。現實難，還有幻想的路。可以分為清晰和模糊兩個級別。清晰的，可以舉堂吉訶德為代表，持長槍，騎瘦馬，帶著忠實的僕人桑丘·潘沙出征，心裡時時想著有美麗的杜爾西內婭小姐呵護，就既有信心可以打敗一切魔鬼，又可以雖處處碰壁而心情舒暢。寫到此，禁不住要喊，美麗的杜爾西內婭萬歲！可是喊，如果沒有堂吉訶德那樣的癡迷氣，這條路必是坎坷而難通。於是不少書獃子就甘心，或不得不再退一步，安於得個模糊的，而且大多是頃刻之間的。這是指讀某些詩文，依傍紙面上的文字，添油加醋，以描畫其形，體會其情。如真就盼情愛如飢渴，讀下面這樣的詩詞，就會似有所得，或慰情聊勝無吧？
昨夜星辰昨夜風，畫樓西畔桂堂東。身無綵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隔座送鉤春酒暖，分曹射覆蠟燈紅。嗟余聽鼓應官去，走馬蘭台類轉蓬。（李商隱《無題》）
落日逢迎朱雀街，共乘青舫度秦淮，笑拈飛絮罥金釵。??洞戶華燈歸別館，碧梧紅藥掩蕭齋，願隨明月入君懷。（賀鑄《掩蕭齋》）
兩首「寫」的境都會使人感到飄飄然，這是其所長。但也有所短，是前一首，終於「嗟」，後一首，終於「願」。可見幻想不管如何美妙，變為現實終歸是可欲而難求的。
泛論論得差不多了，圖窮而匕首現，不得不現身說法，即對於玉樓香澤，我是什麼態度，也應該說說。說，也不是三言兩語所能講明白。原因是：一、我是常人，而且是天機淺的常人，就不能不與常人一樣，去日苦多而有時仍不免於有玉樓香澤之思；二、幸或不幸，我念過《莊子》，並覺得「其耆（嗜）欲深者其天機淺」的看法大有道理，又接近過佛門，並覺得苦來於情慾的看法也大有道理。覺得是「知」，如果是真知，或良知，照王陽明的理論，我就應該並能夠修不淨觀、效顏回的坐忘而大有所獲吧？可惜我天機過淺，不只如胡博士所說，陷於「知難，行亦不易」，而且加了碼，成為「知難，行益不易」。不能行，則不淨觀、坐忘等等就成為天邊的彩虹，雖然美，可是抓不著。在這方面，我還有自知之明，是文字般若之後，就不再想抓。這是說，至少是單看行，就坦然走率性一條路，即有玉樓香澤之思就任其有。有是存，會變為放，這見於形跡，就成為住地震棚時作的打油詩，並收入拙作《負暄瑣話》的《神異拾零》篇。詩云：
西風送葉積棚階，促織清吟亦可哀。仍有嫦娥移影去，更無狐鬼入門來。
推想會有力爭上游並具大悲心的好事者要說，《聊齋誌異》不只多寫狐鬼，也不少寫仙女，你為什麼期望狐鬼入門而不期望仙女入門？答曰，非不期望也，乃不敢奢望也。提起奢望，又想起一首打油詩，是：
幾度微聞剝啄聲，相依錦瑟夢中情。何當一整釵頭鳳，共倚屏山對月明。
這像是仙女不只入門，而且「猶恐相逢是夢中」了。真會有這樣的夢嗎？無論如何，由桑榆而走到玉樓香澤，而仙女之夢，總是跑得太遠了。其實本意不過是想說，由情思方面看，老年的生活，常常並不像他們形貌所表現的那樣單調。人生只此一次，在即將離去之前，也許正應該不這樣單調吧？
六、事業
玉樓香澤在天上，可望而不可即，應該趕緊收視反聽，回到地面之上。於是未能免俗，也想想事業。何謂事業？表現形式萬端，本質則很簡單，不過是求多佔有而已。多佔有，舊時代所謂富有天下，是拔了尖兒的，諸葛亮《出師表》所謂「先帝創業」之業是也。這樣的業缺少時代氣息，又依照什麼規律，四海之內不只一個孤家寡人，人人求多佔有就不能不爭，爭則不能不有勝敗。於是而必有劉邦的享受朝儀之樂，項羽的烏江自刎之苦。樂，苦，有別。其別，用枝節的眼看，可能來於多種條件的差異；用整體的眼看就不同，而是總會有不少倒霉的。所以古往今來，道不同，有的人，如莊子，就主張寧可「曳尾於塗（途）中」。但莊子也要吃飯，有「貸粟於監河侯」為證；也娶妻，有「鼓盆而歌」為證。這是說，不管如何謙退，也不能一點不佔有；何況花花世界，又有幾個人肯謙退呢。
所以，至少是就常人說，大前提，就不得不承認事業的必要性。其下的問題是最好創什麼業。這也可以分為理想的和現實的兩個級別。理想，當然是最可意的，像是問題不多，或不大，其實不然，主要原因是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各個，一言難盡，只好還是由概括方面下口。概括不能離開常人，創業的所求是什麼呢？不過是多佔有，以期有生之年多享受，百年之後得不朽而已。可是說到享受，說到不朽，又是各式各樣，而人心之不同，又各如其面。總之，就是限於理想，事業以何者為上也不好說。不得已，只好扔開理想，談現實。現實，限於現時的，也可以概論。如人人所眼見耳聞，求多佔有，擇術，要利於多拿權，多拿錢（指不違法敗德的）。但由此概論就不得不立刻跳到具體，即所謂個人或更切近己身的條件。比如己身是小民，離權十萬八千里，走多拿權的路就必不通；同理，多財善賈，如果既不多財又不善賈，想走多拿錢的路也就難上加難。但天無絕人之路，客觀，事業有大小，主觀，所求有多少，即如螻蟻之微，只要鍥而不捨，也會有所建樹吧？
有所建樹，是樂觀的大話；我的本意還是泛說。但依理，泛說就不排除己身，我是否想以此為由，自己也跳出來，大吹一通？曰，不敢，也不配。也許有的寬厚的相知會說：「古有三不朽之說，曰立德、立功、立言。單說立言，你手勤，這些年寫了不少，還不是事業上有了成就嗎？」我說，寫了不少是事實，但能否算做事業，至少還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且不管仁者智者，我說我自己的。未必能夠算做事業，理由很多，可以統於一綱，曰並非主動。任何人都知道，看做事業，都是要，或說有濃厚的興致大舉出擊，如為權之競選，為錢之大做廣告，就是好例。我呢，提到手勤的寫就不怎麼堂皇。記得幾年以前，知道趙麗雅女士是投切西瓜之刀而改為執筆以後，我曾表示惋惜，並把此意寫入一首打油五律，尾聯云：「何如新擇術，巷口賣西瓜。」但終於沒有改行，原因很簡單，是除拿筆塗塗抹抹以外，什麼也不會。自然，其他不會，也可以不寫；而勤於寫，不正好證明是主動嗎？曰：仍是不然。理由，由遠到近可以舉出三種。
其一，又須扯到「天命之謂性」，我多年來喜歡雜覽，覽，就難免把別人的各式各樣的所知和所見收攬到自己的腦子裡，然後是經過自己思考，也吵架也融合，竟生長出一些自己的。而仍由本性來，沒有孔老夫子「予欲無言」那樣的弘願和修養，於是有所知所見，就禁不住想說，或想拿筆。依時間順序就過渡到其二，是學至不惑，躬逢說話會犯罪的特殊時代，於是由故紙堆中找出「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的破爛兒，藏之心中；說藏，表明就不再說，更不寫。但正如俗話所說，「十年河東，十年河西」，風有變，法也有變，不少人張口了，拿筆了，我見獵心喜，又因為饑者易為食，正如所謂三年困難時期之忽然碰到容許放開肚皮吃的炸油餅，天理人情，自然就難免狼吞虎嚥。這是說，多寫一些是時勢使然，動力並非皆由己出。還有其三，是我老了，既然還活著，就不能不幹點什麼。幹什麼呢？入卡拉OK之類，不會舞，不欣賞唱，更怕擠；遠遊之類，沒有精力。而上天以平等待人，一晝夜同樣是24小時，如何遣此長日？左思右想，還是只有鋪上稿紙，塗塗抹抹一條路，這情況，仿古話說就是，因為日暮途遠，所以才執筆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