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故紙，碰到個老掉牙的《墨子·非攻上》篇，念一遍，撫今思昔，有些感觸，想說說。冤有頭，債有主，先抄一部分原文：
今有一人，入人園圃，竊其桃李，眾聞則非之，上為政者得則罰之。此何也？以虧人自利也。……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矣，罪益厚。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為不義攻國，而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別乎？殺一人，謂之不義，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說往，殺十人，十重不義，必有十死罪矣；殺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為不義攻國，而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
這篇，近年來，幾乎各種古文選本都選，並從而譽之，說邏輯性強。我看情況不這樣簡單，因為邏輯要以事理為依據，深追到事理，墨子的所見就失之淺，或說見其一而未見其二，指實說是只見「事」而未見「人」。更進一步指實說，不是因為是「攻國」（事），君子不知非，而是因為是「君王」（人）干的，君子才不知非，或不敢非。同此理，殺百人，如果動手的是君王，墨子說「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也就錯了，事實必是無人非之。無人非，是因為君王手裡有統治「權」，權者，力（其核心為武力）也，能使君子以及小人生，更重要的是能使君子以及小人「死」。命，誰捨得？再加上御用的各種人，先意承志，把壞的說成好的，臭的說成香的，又根據「假話多說幾遍就成為真的」之定律，至晚由家天下的大禹王時代起，忠君就成為第一美德。在這樣的美德的籠罩之下，世態就成為，君王明聖，殺百人，明聖；殺千人，仍明聖；殺萬人，更明聖。
歷史的無限事可以為證。古，秦始皇坑儒四百多人，照墨子的說法，是必有四百多死罪矣，且不說真治罪，有誰曾說，甚至曾想，應該治罪？我們能見到的只是，沙丘見了上帝之後，還大埋其兵馬俑。中，唐明皇是個好例，信任楊門男女將，招來安史之亂，大量的無辜小民死於饑寒戰亂，長安收復之後，他「東望都門信馬歸」，還在「西宮南內」懷念嬌滴滴的環肥，有誰曾說他有罪，應該懲治？近，還有既昏聵又狠毒的那拉氏老太太，單說義和團運動，禍國殃民，「外國人」追究罪犯，用莊親王、趙舒翹等人充當替罪羊，她卻仍是一貫尊貴，一貫正確。其實，秦始皇也好，唐明皇也好，那拉氏老佛爺也好，都是因為手裡有生殺予奪之權，即力，才一貫尊貴，永遠是而不非。
於是情況就成為這樣：今有一「無權」之人，入人園圃，竊其桃李，眾聞則非之，上為政者得則罰之；有統治權之人，大為不義，殺百人，甚且禍國殃民，天下之君子皆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這評論的分別，來於看人下菜碟，蘊含的意義是人不平等，即世間確是有階級。如果研究世態人情，應該戴上階級的眼鏡看社會，我以為，世間最嚴重的階級是君王至上與小民至下的對應。這對應有唯物的一面，是君王有生殺予奪之權，小民只能坐待，聽天由命；還有唯心的一面，是君王明聖，小民應效忠以換取福利和榮譽。
顯然，這唯物的制度和唯心的思想都是封建的，應該反而使之消亡吧？但是反，不容易，因為先要知道應該反。反什麼？反人分階級，不平等。先進如黃宗羲，著《原君》，也只是說君應該如何盡責，而不說應該與民平等，有罪同樣要受懲治。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法治，是進口貨，不像汽車、可口可樂之類那樣容易引進。原因很明顯，是汽車，有機會坐的人都歡迎，可口可樂，小孩子和大孩子甚至老孩子都歡迎；法治就不然，是小民歡迎，君王卻不歡迎。這就又碰到「力」的問題，如果君王與力的情況依舊，則法治的前程只能是兩種：一是被拒於門外；二是迎入門內，或則奉為上賓，可是出言，高興就聽，不高興就不聽，或則使之改裝，成為自己喜歡看的。可見法治之真推行，要有條件，是先有平等，即沒有任何人有言出法隨之權。可是這樣一來，君王明聖將何以自處呢？所以阻力必是大的。也就所以，易封建（包括思想和辦法）為法治，在任何時代都是不容易的。
那麼，退一步，只求明其理如何？像是也不容易。原因是君王明聖信念的力量過大，不要說抗，就是疑，有些人感情上也受不了。可以看看昔日，我們的歷史就是這樣寫的。以集壞蛋於一朝的明朝為例，正德皇帝是多次搶民女的無恥色鬼，可是入《明史》本紀，頭上的堂皇帽子也不會少。君如此，臣呢，方孝孺是個典型的例，兩個姓朱的狗咬狗，只是為了崇奉一個已經坐上寶座的，他就不惜誅十族，而後來撰史的，當然照例是讚歎，這是為了一個忠字，把若干人的慘死刀下都不顧了。過去，我們的史識，至少在有關君王明聖方面，就是這樣。不應該再綿延下去了。如何改呢？也只是接受平等、法治觀念，明辨是非，並堅持墨子的主張：「殺十人，十重不義，必有十死罪矣；殺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自然，秦始皇、唐明皇、那拉氏等遠矣，治罪是辦不到了；那就回顧往昔，能夠增加一些史識，換個明白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