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學術空氣籠罩下的應有之義，因為我認為很重要，而後來成為稀有，所以想提出來加重說說。自由，意義很廣泛，相關的問題也就很多，我在拙作《順生論》裡曾經辨析。那裡所說偏於政治自由。比如還有意志自由，是道德哲學裡應該討論的。本篇所謂自由，容忍，同是學術範圍內的。這是一種精神或心理狀態，具體可分為對己和對人兩個方面：對己，一切自己想到的事物的有關真假、對錯、是非、好壞的評斷，拋開任何性質的權威，只信任自己的理性；對人，別人憑自己理性認為可信而不同於自己的，尊重，即承認同樣有他或她的自由。心理狀態，也是一種唯心論嗎？影響卻很不小，比如其大者，所得的知見就容易近真；其小者，即便人有權大權小之別，也不會出現權大者強制權小者遵命講說違心之論的現象，或懲治講說不違心之論的現象。
這是北京大學的紅樓精神。精神，無形，只好拉一些有形的，或說是軼事吧，來顯示。軼事，近於雞毛蒜皮，只是因為用新時代的眼光看，也成為廣陵散，所以不避瑣屑，說說，以期不及見嵇叔夜的人也能聽聽。
一件，牽涉校長蔡元培先生，所以先說。蔡先生也曾接近西學，並在美學和倫理學方面有所述作，可是不知怎麼一來，竟也患了相信自己幻想的病，繼王夢阮的《紅樓夢索隱》之後，寫了一本《石頭記索隱》。索隱，是以為小說中的人和事都有所影射，以人為例，在王夢阮的索隱中，林黛玉影射董小宛，已經夠離奇了，到蔡先生則進一步做了變性手術，成為朱彝尊。其後胡適先生任北京大學教授，在蔡先生治下，用由西方學來的科學精神和科學方法，寫了《紅樓夢考證》，說索隱派的辦法是牽強附會，其實據多種史料，可知所寫為作者家中事。對此，蔡先生至少沒有口服，怎麼辦呢？新風是發動屬下各色人等批判，使之倒且臭，不敢還言。北大的紅樓精神不是如此，即如蔡先生，是承認胡先生有發表並堅持己見的自由，自己不同意，容忍，所以只是在《石頭記索隱第六版自序》裡表示一下自己的與胡先生商榷的意見。而且不只此也，其時胡先生為了更加證實他的自傳說，正在加緊搜求敦誠的《四松堂集》。後來天假良緣，居然買到這部書的寫本。其後他又見到刻本，情況是這樣：
我在4月19日得著這部《四松堂集》的稿本。隔了兩天，蔡孑民（蔡先生字孑民）先生又送來一部《四松堂集》的刻本，是他托人向晚晴簃詩社裡借來的。……這可以證明我的底本格外可貴了。蔡先生對於此書的熱心，是我很感謝的。（跋《紅樓夢考證》）
對於學術方面的異己，是幫助，是感謝，且不管這樣能不能更容易地辨清是非，單就人際關係說，雍容揖讓，也總是可懷念的吧。
又一件，也與胡適先生有關。其時他用西法治中國哲學史，在北京大學開這門課，並著《中國哲學史大綱》（只成上卷）。對於古人和古書，他從傳統，把「老子」或《老子》放在前面。從舊說是信，而以《古史辨》為旗手的考古風是推重疑。疑老子以及其書的年代，主要是錢穆先生，他既有大部頭著作《先秦諸子系年》，又發表零篇文章（曾集為《老子辨》），論證老子，其人其書，都是戰國時期的。對此，胡先生沒有「盡棄其所學而學」，於是就不免於爭論。錢先生是以為，自己的主張已成定案，胡先生應該舉白旗，表示投誠。胡先生則認為，錢先生的論斷，證據還不充分，甚至論證方法還有問題。各不相讓，據說有一次，爭論竟發展到在教授會（上課前的休息室）上鬥口。錢先生說，老子的年代晚，已無疑義，胡先生你還是把舊說放棄了吧。胡先生答，我覺得證據還不夠，如果證據充分，我就連我的老子（父也）也不要了。聽者都為之破顏。爭論，能維持開口笑，在北大紅樓是家常便飯。
又一件，擴大到教師和學生間的。是某同學告訴我，一次，開有關佛學的討論會，有幾十人參加，其中有胡適先生和哲學系同學韓鏡清（同我很熟）。胡先生發言，講得不少，估計又是他一貫的用歷史眼光看吧，韓鏡清認為不對，站起來說：「胡先生，你不要說了，你說的都是外行話。」與會的都一愣，因為這是違反自由與容忍精神的。胡先生不愧為胡先生，停一下，接著平平靜靜地說：「我自知對於佛學造詣很淺，所說不免多誤，但是，能不能讓我說完了？」與會的都說，當然要說完了，於是胡先生接著說下去。這件事，我沒問過韓鏡清，因為我推想，他這一時的無名之火，與長遠的北大紅樓精神對照，是很快就會悔悟的。
又一件，也是教師與學生間的。這次是親見，不是耳聞。是上俞平伯先生的古詩課，聽課的不少。他講「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說知就是不知，所以風吹而無阻擋，天冷而水不結冰，一個同學站起來說：「俞先生，你這樣講有根據嗎？」俞先生仍然平靜，說「有」，接著在黑板上寫，古書上一處，兩處，三處，記得寫到六處，都是什麼作不什麼講，所謂反訓，那位同學又站起來說：「俞先生，你不要再寫了，我信啦。」心裡有所疑就說是自由，聽者不以為忤是容忍，在北大，這是司空見慣的。
順著講的自由說下去。有所見，甚至成一家之言，如錢穆先生把《楚辭》上的地名都移到江北，在課堂上可以任意發揮，不新奇，新奇的是有些胡思亂想，甚至發展成為胡說八道，在紅樓中也可以獲得容忍的待遇。這方面的典型人物是國文系的教授林公鐸（名損）。他古書念得不少，長於記誦，也許天性就有些近於禰衡，二十出頭就來北大任教授更助長他的狂氣。恕我也狂一次，是據我看，他是食古並未大化。他著作不多，我只見過一本《政理古微》，像是集些傳統概念兜圈子。可是他自視甚高，喜歡發怪論，還好罵人。先說罵人，因為是親見。他上課之前常是喝葡萄酒半瓶，臉紅紅的。單說有一次，是唐詩課吧，又是臉紅紅的，走上講台之後，忽然想到白話和新式標點，氣不從一處來，說提倡這個，就是因為自己不通古文，意思是，如果通，就用不著白話，用不著斷句。
越說火氣越大，最後集中到新式標點，說一次看什麼文件，裡面有他的名字，左旁竟打一個槓子，「這成什麼話！」再往下看，有胡適，左旁也有一個槓子，「我的氣才消一些」。聽到此，學生都大笑。林先生像是很得意，就這樣，一堂課已經過去一半。當然，學生中不乏新派，可是，一半由於聽聽好玩，或主要還是由於慣於容忍，所以竟沒有人駁他。還有更容更忍的情況。是聽通縣師範同學兼北大國文系同學（比我早一年）田春霖說，他上林先生唐詩課，聽講杜甫《贈衛八處士》，說：「夜雨剪春韭，新炊間黃粱」是慢待，「這是用黃粱米飯、炒韭菜招待杜甫，所以杜甫生氣了，說『明日隔山嶽，世事兩茫茫』，意思是此後你幹你的，我干我的。」我想，如果田春霖同學沒有聽錯，這是林先生學阮籍、劉伶之流，故意說怪話，且不管他；這裡值得注意的是同學都具有容忍精神，所以能見怪不怪。
關於上課的自由與容忍，還有可以說說的。一種是，受課的人數（指註冊科註冊的）沒有限制，如一年級普修，可以多到二百多人；選修課，學科重要且普通，講授者有大名，選者可以多到幾十人，學科蹩腳，選者也會少到一兩個人，學校是只要有人選，不管人數多少，就開課。開課，不管必修還是選修，學生還有兩種自由，一是點名簿上有名卻不去聽，二是點名簿上無名卻去聽。聽點名簿上有名的課，經過學期考試，及格，可以得兩學分；學分夠數，才能取得畢業資格。可是考試，間或也容許自由和容忍插入。也說說還記得的一些情況。一種，如黨義和軍訓，是只要參加就及格。學生心目中所謂正式的課，也有只要參加考試就及格的。那是錢玄同先生的音韻課，記得上學期終了，我去課堂參加學期考試，響過鐘，錢先生走上講台，把一疊考卷放在講桌上。
學生自己去拿自己那份考卷，四道題夾在考卷裡。錢先生則一坐下就打開自己的皮包，拿出文稿之類，在看，在寫，永遠不往下面看。我打開考卷，看考題，旁邊一個同學小聲說：「馬馬虎虎答三道就成了，錢先生向來不看考卷。」後來證實，考卷收齊，錢先生果然就直奔註冊科，扔下考卷就回家了。適應這種特殊情況，學校刻一個木戳，文曰「及格」，註冊科收到未評分的考卷，只要卷面有名，就加蓋及格，計入學分。錢先生這樣做，顯然是認為，學識方面造詣的高低，並不能由考卷上反映出來。這樣的看法，據我所知，學生中也有不少人有。也就因為有這樣的看法，規定有考試，教師、學生，都常常以逢場作戲的態度來應付。比如還記得，一次考大一普修英語，我不願意去，就托陳世驤同學代辦，他入考場，拿並答兩份考卷，教師鍾作猷先生未必不知道，只是因為有紅樓的自由、容忍精神籠罩著，他就視而不見了。
最後，還要說說也許只見於北大的更大的自由與容忍的現象，是對校外人的門戶開放，即非本校師生也可以隨意走入某教室去聽課。據我所知，對於非校內人，不掏學費入教室聽課，學校並沒有容許或不容許的規定，事實是容許，這只能是在北大，學術自由的風太硬，本位主義的小家子氣就不能有存身之地了。若然，這種現象，也許在民初就司空見慣了吧？且說我入學的那幾年，自己親見，以劉半農先生的古聲律學為例，每次上課有十幾個人聽，到學期考試才知道，選這門課的只我一個人。還有更離奇的，是抗戰勝利以後，學校由昆明回來，梁思成先生開中國建築史課，曹君家琪約我去聽最後一次的雜建築，記得用幻燈介紹，有橋、塔、花園等。講完，梁先生徵求如何考的意見，沒有人答話。最後弄明白，原來堂下坐的二十幾個人都是旁聽的。學校開課，如此容忍，也許太過了吧？至於我的私心所願，是母校永遠這樣大大方方的才好。可惜時移則事異，過去的就永遠過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