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這樣一個大題目，連我自己都嚇了一跳。不得不說說來由，而說就不免話長。是幾個月以前，看到，更多聽到，講《易經》的書多種多樣，大走其運，印數多，銷得快。相形之下，我的拙作是既印數不多，又銷得不快。我慚愧，沒有安分守己的修養，又沒有沉默的習慣，於是寫了一篇不信占卜預言、不信神秘主義的文章，題目是《何須蜀道問君平》，刊於《讀書》1991年3月號。問世之後，推想會引來譏笑，是你淺陋，不理解視聽所及的背後所謂底蘊的奧秘，所以才信口雌黃。很意外，譏笑還沒來，卻接到不相識的一位女士的電話，除了表示同意我的意見之外，還談到同是讀書而所見不同等等問題。為時間所限，我只說，這個問題很複雜，待有機會詳談云云，結束。
其後想了想，說很複雜，大概還是低估了，因為書，四部九流，花樣太多，而讀的人，天之生材不齊，又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此外還要加上公的時風和私的利害，於是同一事物，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就不足為奇了。彼此是非不同，是莊子的看法。還有常人的行事，是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有沒有客觀的是非？是非有知識論的和道德學的兩種意義：曹雪芹死於壬午除夕還是癸未除夕，是知識論性質的是非問題；王國維應否自沉於昆明湖，是道德學性質的是非問題。知識論的比較簡易，因為，至少是理論上，弄得水落石出是可能的。道德學的應否就不然，因為定應否，要有個比「事實」遠為玄奧的標準，而這樣的標準，經常是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這就又回到上面提到的問題，究竟有沒有是非？我不得不承認有，因為不承認，這篇文章就不必寫了。可是承認，尤其道德學方面的，想說清楚就真是一言難盡。不得已，只好避難就易，或說取巧，有言在先：一、以假定大多數人會默認為依據，多說是非而少說標準；二、讀書與明理的關係，表現在人和事上千頭萬緒，這裡只談一點點，來於偶然想到，自認為還值得注意的。
以下入本題。不幸一開頭就遇見纏夾二先生，是：讀書可以明理，不讀書可以明理，怎麼說都不對，或不全對。說對不對之前，先要談談理是怎麼回事。宋儒說萬物只是個理，用現代化的帽子扣是唯心論；但理的範圍卻未必能夠因此縮小。愛因斯坦說，上帝不會（可能義）擲骰子，是人事外的世界有理可循。人事之內，大到國與國間，小到馬路上的人與人間，大家都承認，要講理。這裡只得損之又損，單說人的思和行，所謂合理，一方面，是能夠與事實印證；另一方面，是不違背立己立人、達己達人之德。用反面的小事來說明：晨起鵲噪，以為必有客人來，而終日門庭寂然，可見這所信並不合理；看別人的錢包眼紅，竊為己有，損人肥了己，就是竊者自己，除非以梁山泊的替天行道為理（仍不能離開理）由，清夜自思，也當覺得於理有虧吧？就憑這個存於人心的恍兮惚兮的有道理、不講理等等之「理」，以下談讀書與明理的關係種種。
循某下世名人喜做翻案文章之例，由反面下筆，是讀書也可以不明理。這還有等級之差，或性質之別，想由顯而隱說三類。
第一類，明眼人聽了會失笑的。為了形象化，舉真人真事為例。又為了「不薄今人愛古人」，古今各舉一位。古是唐朝房琯，開天著名人物，傳說達摩面壁九年，他住山還多了一點。書當然讀了不少，可是食古不化，安史之亂，他自告奮勇戡亂，用古車戰法，在陳陶斜大敗，連累詩聖杜甫也降了職。讀者諸公會覺得逝者如斯，不足為訓嗎？不久之前有人告訴我，海灣戰爭的武器花樣，竟有人說是早已見於《封神演義》，因而仍是「月是故鄉明」云云，可見「如斯」並沒有完全成為「逝者」。今是我的一位鄉先輩，中小官僚，姑隱其名，因為我認識他的兒子，半個世紀以前，有一次在天津他家裡見到他。
也許是因為他感到知音難遇吧，就同我談起他的政局預見來，主旨是還有個他執政的時期，就在不遠的將來。看我表示驚訝，他由桌上拿起一本書給我看。書名是《中國預言七種》，只記得其中有《推背圖》。他翻到一頁，指點其上的一句隱語，大概是劉伯溫說的，說那句話裡藏著他的名字，就暗示某某下台之後，應該由他接任。我其時雖然無知，還不至無知到這種程度，於是出於世故或不屑爭論，點點頭應付過去。其後若干年還聽到他的消息，不是《推背圖》之類保證他執了政，而是如何終於野葬了。這古今兩位都讀了不少書，而竟至這樣荒唐，可見讀書未必就能明理。我還想加說一句會逆有些人耳的話，今日根據《易經》以推求想知而難知的種種，走的路與我的這位鄉先輩又有什麼分別呢？
第二類，不像第一類那樣好說，因為：一、那是多數人會承認的荒唐，這是千百年來幾乎所有的人（甚至可以包括現在）承認的正大；二、由行方面說，荒唐的是可以不，正大的就不然，是捨此就無路可走。這是指長時期書中反覆宣揚的一些（或很多）信條，因為反覆說，假話就成為真的，不合理的就成為天經地義。天經地義，反映到心理上是無條件的好，也就應該無條件地接受，更進一步，也就永遠想不到其中還有問題，可以問問「為什麼」。自然，人力是有限的，有些問題，比如活著為什麼比死好，我們就無力解答，幸而我們很少想到，也就可以當做沒有這樣的問題。有些信條不是這樣，比如有關權利、義務的種種，一貫認為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的，就未必經得住問。可悲的是想不到問。——總這樣說泛泛的不好，要轉為務實，舉例。當然最好是大個的，那就說綱常，昔人心目中最重的。例要少而能夠說明問題，只說三綱的第一綱，君為臣綱。
這四個字意義不顯豁，需要正義，是，君王明聖，臣罪當誅；還要發微，是，登上統治寶座就可以為所欲為，被統治者只能服從、歌頌，直到賜死還要謝恩。這種情況自然是千百年來久矣夫，上限，文獻（包括傳說）足征的，也許要遠到盤古氏吧？下限呢，不好說，可以概括言之，凡是可以為所欲為的都得算。情況是「事實」如此。還有「應否」如此的問題。《論語》有「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話，可見至晚由春秋起，已經視統治者說了算為當然了。其後，出於史官之手的各史的本紀，出於各種官之手的足以汗牛的奏疏，以至野史筆記，都在唱同一個「君王明聖」的調調。你覺得肉麻嗎？而是反覆說就有了大力。於是而有無數的人被這樣的「明聖」殺了，還要口無怨言；有不少的人為這樣的「明聖」死了，帶著「光榮」走向地下；至於數量更大的小民，在水火中哼平平仄仄平，也要「聖代即今多雨露」。最值得痛心的是，被殺而死，為君而死，書面上，口頭上，甚至心地中，都認為理所當然。
我呢，生也晚，受了洋鬼子一些影響，多聞闕疑，一直不相信有所謂明聖，因而對於這第一綱的許多表現，總是覺得，輕則可憐，重則可悲。何以這樣說？以明朝為例，開國之君朱元璋，奪位之君朱棣，都是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其後如正德皇帝，到處搶民女，是天大的壞蛋，天啟皇帝，信任魏忠賢，開東廠，任意殺人，是天大的糊塗蛋，最後崇禎皇帝，愚而好自用，比如有名的學者鄭鄤，因為被誣為不孝就凌遲處死於西市，總之，就是這樣一群，在第一綱的庇護之下，有不少知名之士，還是甘心為他們死了。死者，早的如方孝孺，晚的如陳子龍，青史留名，什麼名？不過是忠君而已。有誰曾問，忠於一個（如方孝孺，新君仍姓朱），或擴大為忠於一姓（如陳子龍），究竟有什麼意義？有人會說，那是幾百年前的事，評人論事要歷史主義。那就說說近的。近來斷續看了有關王國維之死的一些文章，關於死因，說法多種，只說陳寅恪先生，我想是意在表揚死者之德，兼宣揚自己之道，說是殉於綱紀，所以應視為文化史上的大節。這裡不想說事實是否如此，只說綱紀之應否視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