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了，少能力適應新潮，本當躬自厚，有時卻仍不免於有些小牢騷。於是，或原因是，想到一個小而古的故事，見《韓詩外傳》卷一：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蒿萊，蓬戶甕牖，揉桑以為樞，上漏下濕，匡坐而絃歌。子貢乘肥馬，衣輕裘，軒車不容巷而往見之。原憲楮冠藜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現），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困頓）也？」原憲仰而應之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迎合世俗）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匿，車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為之也。」子貢逡巡，面有慚色，不辭而去。
兩個人都是孔子弟子，用現代的話說，子貢發了，只形容出門，就乘肥馬，衣輕裘；原憲沒發，而是住得很壞，穿得很壞，窮得很。在彼時，算不算屬於不同的階級了呢？不知道。但存在決定意識則是古今通行的，於是而有了關於人生之道的意見分歧。這分歧，原憲是直接表示的，是安貧樂道好，鄙俗而富厚不好；子貢是間接表示的，自己闊氣，見同學窮歎氣，顯然是嫌貧愛富了。哪一種態度對？作者韓嬰的意見是明確的，他讓原憲發了一套辱罵鄙俗而富厚的大議論，並說子貢服了輸，都表示他是站在原憲一邊。
今天我們怎麼看呢？粗略說是可以古為今用，細說就要加一些解釋，以免因膠柱鼓瑟而誤會。關鍵是對富厚的態度。原憲是孔門弟子，孔子不是無條件地鄙視富厚，他說：「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可見如果合於義，高車駟馬，重寶輕裘，他也會接受。推想原憲也是這樣，他譴責子貢，是因為子貢的肥馬輕裘之來不合於義。這其中的取捨蘊含一種理，是義比富厚更有價值。
這就可以滑到古為今用。義近於形而上，我們宜於卑之無甚高論，只是說：富厚，無論就個人說還是就社會說，都值得歡迎，因為它有大用；但是，正如上面的故事所顯示，單是富厚，並不足以證明這個人必有高的價值，因為還要看富厚怎麼來，怎麼用，以及還有沒有其他值得欽仰的品質。可惜的是，在有些人眼裡，富厚成為最高的甚至唯一的價值。其結果呢，就無怪乎有些人，為弄錢而不擇手段，然後是豪華揮霍，滿身珠翠，以表示高高在人之上了。有人也許會說，這是物質文明，只能如此。如果竟是這樣，那還是盡快來點精神文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