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交的一位忘年交靳君，喜歡舊體詩詞，寫雜文之暇，也作舊體詩詞。知道我有時候也謅一兩首，竟反文章是自己的好之道而行，總是願意抄在自己的小本本上。然後是出乎我的意料，不但背誦得很熟，還有索隱之癮或猜謎之癖，或者問，某某詞語是指什麼，或者談領會要求證實：「這句是說什麼事，對吧？」這常常使我大為其難。何以故？也是說來話長。
已經是若干年前的事，上海翁約寫講「寫」詩詞的書。我有自知之明，當然不敢從命。不想翁勢在必成，圖窮而匕首見，說如果不答應，就將來京，面對嫂夫人，揮之不去云云。我只好從命，可是因為多種情況有變，直到一年多以前才寫個草目，下筆。書名是《詩詞讀寫叢話》，開卷第一回借古語，是《家有敝帚，享之千金》。這第一回大致說兩層意思。淺一層，詩詞是我們的祖先留下的一種表情達意的工具，精巧而合用。深一層，內容（情意）與形式（格律）有血肉聯繫，因而，如新詩，不管是淺顯的還是朦朧的，行數有定（十四）還是無定的，字句數有定（豆腐乾式）還是無定的，有韻還是無韻的，都不能代替。結論，我們應該珍視這份遺產，盡量利用。
利用，主要是指寫，即不是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而是抒發自己的。這有必要嗎？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如修不淨觀有成，甚至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禪師，大概就無此需要了吧？因為他們已經能夠由「道」而取得「滅」的果。至於我們常人，柔如林妹妹，要用眼淚還債，剛如焦大，要罵，都是未能太上忘情。有情，可以任其自生自滅，古往今來人的絕大多數，以及食息時間的絕大多數，是這樣處理。但人終歸是人，「不見去年人，淚濕春衫袖」，只是回去洗洗，不甘心，還要「在心為志，發言為詩」，發了，成為詩（或詞），自己看看，也給別人看看，像是由什麼地方取得安慰，而淚，也就像是沒有白流。這是阿Q式的勝利嗎？至少創造阿Q的魯迅先生不會同意，因為他的筆下還有《苦悶的象徵》。
情有多種，要由心理學家去分辨枚舉。這裡只說剛柔兩種：孔子的「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是剛的，晏幾道的「今宵剩把銀照，猶恐相逢是夢中」是柔的。剛的出於至聖，世間，至聖能有多少呢？所以就一般人的情說，還是柔的多。而偏偏這柔的最難寫。
難寫的原因，一半在外，是深植於傳統的禁忌。我想範圍放大一些，由個人自由方面說說。單就個人說，自由也有多種，只說重大的兩種，是思的馳騁和情的馳騁。就天命之謂性說，兩種馳騁都有盡量逍遙的趨勢。盡量逍遙是不受阻。但這會引來問題，是超過某種限度，會侵害別人的利益。為了避免一還一報，都要節制。節制有適度問題。什麼程度合適，什麼程度不合適，問題複雜，這裡只說，事實是，千百年來久矣夫，思和情，要求的節制都遠遠過了分。情況還有分別。思是前松後緊，先秦是名副其實的百家爭鳴，如孟子說「君為輕」，梁惠王和齊宣王都不管，明太祖反而管起來，這位老夫子險些被趕出聖廟。同類的禁錮說也說不盡。
思而願馳騁的人，一般是退讓一步，思而不說，更不寫，蓋思與命皆所欲，二者不可得兼，多數是捨思而取命者也。再說情，是從文獻足征之日起就緊，或說禁忌就很多。仍請孟老夫子出來作證，他曾說「嫂溺而援之以手」，主張無妨網開一面，可見在彼時，世俗的常見還是不以為然的。後來就更甚，如曹丕搶來袁家的兒婦甄氏，得意忘形，與文學侍從歡宴之際，竟讓甄氏出場，諸侍從恪遵傳統，都看地不看人，只有劉公幹「平視」，用今語說是看了一眼，因而得罪。這罪，提高兼擴大為原則，是除明媒正娶和納妾，可以閉上門略敘天倫之外，這方面的情一概不許馳騁。然而有，怎麼辦？一般是「實行」，目不視粉黛之色，耳不聽環珮之聲；「筆頭子」，用詩詞來畫夢。畫夢要有個分寸，以免如歐陽文忠公，「江南柳，葉小未成陰」，人譏為盜甥，那就糟了。
難寫的另一半原因在內，是這類情，深微，可目成，可心傳，而難於寫得二五等於一十。知難而沒有退路，我的想法，連昔人也算在內，都只能安於差不多而已。
以上這些，或者仍如一讀者某公所評，都是廢話。因為我想著重說的，是有些尚未見二毛的友人，出於惜老的善意，希望我寫回想錄，而我不敢從命。我坦白承認，我天機淺加修養差，思和情都不少馳騁；至於拿起筆，寫些不三不四的，其內容總是，用思來對證，顯隱各半；用情來對證，隱而不顯。這樣做，當然是避難就易。但情方面的難，力量卻未必小，於是有時就禁不住東施效顰，也謅一兩首來畫夢。如靳君喜讀的一首《浣溪沙》就是這樣，詞句是：「倦倚新樓憶舊房，幾回清淚濕衣裳。為誰辛苦為誰忙。半世悲歡莎氏劇，一生功過托翁腸。不須重問永豐坊。」這是實呢還是夢呢？有人喜歡圓夢，想從夢中找到實，這是人人應有的自由，只好由他。至於我自己，不過想用家藏敝帚，為情的馳騁留一點點痕跡，夢也罷，情總是真的，也就可以享之千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