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前，我讀《史記·吳起傳》，對下面這段記事大有興趣：
起之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為？」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
興趣來於對這位卒之母的見識的欽佩。她足不出戶，而能洞察這位吳公的居心，比戰不旋踵因而喪命的丈夫高明多了。當時還想到一句俗語，曰「婦人之見」，很想學某有大名的文人，也寫一篇翻案文章，題目就用「婦人之見」。文意大致是，婦人之見也可以很高明，遠非鬚眉男子所能及。拿起筆，忽然想到婦人中還有武則天之流，有如一盆冷水潑來，於是興盡而罷。
文沒寫，這位吳公的面貌卻常在我頭腦中盤旋，因為他的會使人皺眉的行事，除吮疽之外，還有以下三件：
起之為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己者三十餘人。
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吳起取齊女為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
東出衛國門，與其母訣……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
人家說了不愛聽的話，就殺，是一件。與英國溫莎公爵的不愛江山愛美人相反，不愛美人愛官，是另一件。為騰達，連母喪也不管了，是又一件。總起來成為處世的一個原則，是只顧自己不顧別人，並且為達目的不擇手段。
就是這樣一位，不很久以前，竟借了「法家」的頭銜，地位由豹隱於《史記》卷六十五而一躍升到天上。他上了天，那位卒之母呢？有幸和不幸兩種可能：幸，是借無名（取雙關義，社會上的和戶口本上的）的光，漏了網；不幸，是竟至沒有漏網，於是就不免於被批倒批臭。究竟是幸還是不幸呢？可惜我缺少讀這類批文的興趣，不能知道。但一切事都要多從不如意處設想，因而就不能不為這位卒之母的處境而心不安。進一步還心不平。不平則鳴，是韓文公的高論。對於這位文公，我讚許的不多，但這一項高論卻無妨利用，直截了當地說，我想為這位卒之母說幾句申辯的話。
說，要面對其大者，或面對其根本者，即有些人說的儒法鬥爭。儒，法，意見不同，行事有別，不錯。鬥爭，如果道不同不相為謀也算，有，也不錯。這鬥爭大概也是由吳起起，他的傳中說：
嘗學於曾子。……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
這是在孝親方面儒和法走了兩條路：曾子是管，吳起是不管。但無論如何，這是家門之內的事，小節，可不在話下。
應該說大的，那是治國平天下。說到國，叫喊儒法鬥爭的聲音中還出現過最高的高論，是儒家都是賣國的，法家都是愛國的。遺憾的是發這種高論的人似乎也不敢批臭邏輯，於是而有時碰巧想到文天祥一類人，就只好視而裝做不見，聽而裝做不聞。這是「一不做賊、二你管不著」的戰術，可笑中兼有可憐的成分，因而就不宜於再深追下去。
還是說最常見的。批的高論是：儒家講仁義，法家講法治；仁義是欺騙，只為上層人服務，是落後的，法治則既利於國又利於民，是進步的。這方面的問題太大，又太嚴肅，只好大題小之又小地作。分辨真偽過於麻煩，也只好不說而存疑。專說治。法治對在家看電視、出門坐汽車的現代人有誘惑力。但也要知道，同名可以異實。何以言之？有各種冒牌貨如假藥、假酒等為證。法也是這樣，現代的，指實質上或名義上能代表全體人民的一些人，為了維護社會安定，保障人民權益，通過某種複雜程序制定的種種限定人人必須遵守的規則；古代所謂法家的法不然，是為了富國強兵（其更深遠的目的是吞併鄰國，君主成為天下之主）而制定的一些規則，其中重點是刑，所以又稱刑名。
儒家宣揚王道，王道是仁義的滲入政治，不是法治；法家講刑名，也不是法治；兩家都是人治，儒家的理想是「賢人」政治，法家的實際是「權人」政治。這分別必致更明顯地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目的方面，儒家是人人「養生喪死無憾」；法家是君主的地位和權力至高無上。二是手段方面，儒家很慘，除了勸說掌政者發善心之外，幾乎拿不出什麼具體辦法來，勉強說，「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對想籠絡民心的掌政者還會產生一些誘惑力，但那力是來自揭竿而起的陳涉之流，不是來自結纓而死的子路之流；法家，舉集大成的韓非為例，是兼用吳起、商鞅的刑名（嚴賞罰，重點是嚴罰），申不害的術（即耍手腕，可以說東做西），慎到的勢（即大權在握，指手畫腳，人民不敢不聽）。三是成效方面，顯然，儒家必是周遊列國，沒有掌政者肯聽，只得退而著書；法家呢，如秦國，用之，不久就統一了天下。
但人類的歷史是長的，故事並不能到此為止。大者，設想會萬世不絕的秦始皇，沙丘道上見上帝之後，阿房宮還沒修建完就天下大亂。結果呢，至少賈誼認為：「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攻守之勢異也。」小的也可以說說。吳起死於射刺，商鞅死於車裂，對手都是道不同的。韓非死於李斯的誣陷，連毒藥也是李斯給的，這對手是道同的。
害韓非的李斯也未能善終，受趙高誣陷，死於腰斬，臨刑時還跟也將受刑的中子說：「吾欲與若（你）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對於這沒有好下場的幾位，太史公司馬遷從「仁義不施」的另一面評論，吳起是「刻暴少恩」，商鞅是「天資刻薄」，韓非是「慘礉少恩」，李斯是「嚴威酷刑」，總之都是太狠毒了。仁義與狠毒比高下，說來話長，為了偷懶，想借用上學時期聽到、現在還記得的錢賓四（穆）一次在課堂上說的話，是：「法家的辦法可以收速效於一時；但要長治久安，就不能不用儒家。」他沒有詳說為什麼，我可以憑推想補充一句，是：就整個社會說，如果人人都不給別人留點活路，那就自己也終於會沒有活路（商鞅倒霉時候客店不留即其明證）。如果這個補充的意思不錯，那，談到人際關係，我們就只好站在曾子一邊，不站在吳起一邊了。我想，縱觀中國歷史，由西漢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起，到末代皇帝的推位讓國止，至少是口頭上，雅則半部《論語》治天下（宋趙普語），俗則愛民如子，就不是完全偶然的了。
話扯得太遠了，或太大了，有正襟危坐氣。要趕緊回到籬下，說近事小事。近是己身，小是有關己身的小算盤。我加減乘除，三七二十一的結果，竟也是剛說過的選擇，站在曾子一邊，不站在吳起一邊。這是在所謂儒法鬥爭中，堅決取儒而捨法。在取法而捨儒的人看來，當然是大錯。我行我素，可以不管。難的是在街頭巷尾，怎樣辨認曾子和吳起。人間是複雜的，純粹的曾子和純粹的吳起大概不是多數。儒法鬥爭的呼喊聲沉寂之後，公開說自己是吳起、李斯的信奉者的人不多了。但事實勝於雄辯，有的人也許理想為儒，偶爾不慎，來一下法，或儒法各半，或再等而下之，言儒行法，甚至希望別人都是儒，自己偷偷地法。對此千差萬別，怎麼辦？也只能說個原則，是：如果對手是儒，就無妨拍拍肩膀，叫聲「哥們兒」，甚至請到家裡喝兩杯；如果對手是法，那就要當機立斷，畏而遠之。
所難者還是上面說過的，是怎樣辨認。至少在這一點上，我非常欣賞，或說擁護，京劇的臉譜。比如《捉放曹》吧，曹操是大白臉，表示奸詐狠毒，當然不可交；陳宮和呂伯奢都是本色臉，表示正派甚至忠厚，所以可交。然而可惜，街頭巷尾都是不入角色的人，臉上沒有譜，以貌取人這條路就行不通了。剩下的一條路，也見於俗話，是日久見人心。這辦法原則上不錯，但實施的時候也會遇到困難。其一是要久，短期內就難於保險，因為還沒有看清。其二還是來於久，是人會變，即本來是儒或近於儒的，由於種種內因加種種外因，也會成為法或近於法的。兩難之中，後一種更加難辦，因為前一種失誤可以說是意內，後一種失誤是意外，所以更值得痛心。
痛心，可怕，但那有時會像被譏為尋貓的詩所說：「竟日尋不得，有時還自來。」而且來者不善，於是昔日的樽俎揖讓就變為今日的明槍暗箭。只顧自己不顧別人，並且為達目的不擇手段，是法家的本色。如何對待？大難。如果「以眼還眼，以牙還牙」，那就自己也成為法家。「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不能入《使徒行傳》的人苦於做不到。唯一的出路大概只有兩者之間的，曰：開門沉默，閉門慨歎而已。
寫到此，忽然想到上文，是為那位卒之母說幾句申辯的話，而一走筆卻滑到像是有些牢騷的慨歎。但這也不能說是文不對題，因為題目中早已交代，不過是東拉西扯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