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以前，孩子送來一本《漢語拼音詞彙》，說是我的書。我想那是錯了，我不會買這種性質的書。翻開看看，扉頁上竟有題字，確是贈給我的，下款署「周夢賢」，還有我補寫的時間，是1965年5月24日。我搜索枯腸，終於想不起來這位周君是什麼人，是在哪裡認識的。1965年，文化大革命的前一年，距離現在正好是兩紀，許多事就從記憶裡溜掉，並一點點痕跡也不留，我不能不興起很濃的傷逝之感。
我想到我常常提到的一點意思，是一切技藝，想成家，必須三項條件俱全，天資、功力和學識，後兩項可以人為，前一項只能靠定命。我想記憶力也是這樣，上天吝嗇，不多賦予，你著急也沒有用。這樣說，至少是在這方面，我是失敗主義者。或中庸一些，是懷疑主義者，懷疑多種增強記憶力的秘方，我推想，那功效還只能在功力範圍之內，而不能以人力變天。至於我，還有可悲的一種越渴越吃鹽的情況，是而立之年患貧血病，據說這是會嚴重影響記憶力的。總之，情況就成為，往事如煙，許多經歷若有若無，因而不想則已，一想就不能不感到所失過多的悲哀。譬如有一次，大概是1960年前後，小民都填不滿肚皮的時候，同學劉君喜歡苦中作樂，述說昔年的吃，其中一件是30年代初期，舊歷正月初一，我們一同逛東嶽廟的事。他說那天和暖，回來的路上，進朝陽門，很渴，進一個元宵鋪吃元宵，問掌櫃的可以不可以多喝些湯，掌櫃的說：「您隨便，就是不吃元宵也可以隨便喝。」於是我喝了兩碗，他喝了三碗。說完，問我還記得不記得。我說一點印象也沒有了。這是一種「失」，照《莊子·大宗師》篇的講法，無所謂。我修養太差，不能捨，所以就不免於煩惱。
也就因此，對於記憶力強的人，我總是有羨慕之心。說起記憶力強的人，記載，傳說，如應奉之記半面，楊愔之記草驢，多了。又據說古希臘雅典的一位政治家，全國公民十萬，他都認識，能叫出名字。還有更突出的，恕我記不清見於什麼筆記，是蘇州一個讀書人，出門沒帶雨具，遇雨，到街頭一個小染坊暫避。無聊，見櫃檯上有一本收活的賬，記某月日收到什麼人的什麼料若干尺，染什麼顏色，何日交活等等。一本將寫滿，他翻看一過，恰好雨停了，道謝離開。過了三五天，小染坊失火，偏偏把臨街的門面燒了，賬自然隨著成為灰燼。掌櫃的急得要死，這位讀書人聽說，就給補寫了一份。這就比雅典的政治家更為難及，因為那位是有意記，這位是無意記。但這兩位的事跡都來自據說，可靠性如何就難說了。說個可靠性沒問題的，那是北宋的大學者劉敞（字原父），有名的博雅之士，《宋稗類鈔》記載，歐陽修常向他請教。有一次，歐陽修派人來問入閣的起源，說急用，他拿起筆就寫，完了，跟別人說：「好個歐九（歐陽修行九），極有文章，可惜不甚讀書。」說歐陽修不甚讀書，大概沒有人相信，推想事實是，都讀得很多，只是劉敞記憶力好，成為活書庫，歐陽修就不能不甘拜下風了。
舊日記載，像劉敞這樣，記憶力特強，大致可信的，很多，舉不勝舉。只好換個方向，想想有沒有我親見的。用力搜索，居然找到一位，用舊稱呼，是一個小飯館的跑堂的。那小飯館在北京宣武門外草廠口略北路東。以下倒敘，是40年代晚期，小飯館鄰近有個長城印刷廠，副經理趙君是我的朋友，因而我主編的一個月刊在那裡排印。有一天近午，我去看清樣，經理王君和趙君招待我，到那個小飯館吃午飯。喝一杯白酒，本未想說而話來，我就說，這地方，我以前還吃過飯。其時那位跑堂的，看來四十歲上下，正在旁邊，接過去說：「是，16年前吃過兩次。」我大吃一驚，因為說得完全對。那是1931年春天，我由師範學校畢業，隨著全班同學到北京參觀，住在小飯館對面的燕冀中學，所以曾就近在那裡吃，至於是否兩次，我也記不清了。我佩服他的記憶力，也感激他沒有忘掉16年前像我這樣毫無特色的窮學生。
像他這樣記憶力強的人，以及次於他卻比我強得多的人，談到昔年的人和事，都使我既羨慕又煩惱。這高下之別使我有時想到記憶的性質，或說記憶力的生理來源。我不懂以生理為基礎的心理學，有時設想，人所經歷，長久不忘，是不是像印刷排版後打型那樣，外界事物的性狀一壓，腦神經或腦細胞上也出現凹凸不平的痕跡，於是把應記的一切保存在上面？如果是這樣，那我的腦神經或腦細胞就近於頑固不化，壓時雖然也出現一些凹凸，但不久就復舊，凹凸成為不明顯甚至完全平了，應記的自然就隨著化為空無。如果我的設想有些道理，這腦神經或腦細胞的頑固不化就是我得天獨薄，只能認命了。
記憶的清晰、模糊以至消亡，是沿著時間的水流漸變的，這使我有時又想到「時間」。時間是個怪東西，它無形無聲，其（常識的）存在和性質，是我們由許多所覺知的事物推出來的。以「現在」為例，我們常說，像是也知道它何所指，其實稍一追問，如最簡單的，它的長度，就會茫然。而就以這茫然為中心，由記憶推出有「過去」，用歸納法推出有「將來」。——這還是說康德的時間。20世紀又冒出個愛因斯坦，說時間的快慢並不像康德設想的那樣，均勻而萬古不變，而是因事物活動的速度不同而有變化。這樣，就理論說，我們安坐，散步，乘汽車，乘飛機，所經歷的時間就成為四種，而不是我們鐘錶上的一分等於六十秒的一種了。這頗難領會，聯繫記憶的變，多歧，我常常感到可怕。怕的是人力難於勝天，甚至難於知天。
還是說記憶，我是失敗主義者，當然要承認人力難於勝天。有人說，這也不無好處，像是有個哲人說過，時間能夠使痛苦淡化；如果不是這樣，那生活的擔子就更加沉重了。這等於說，隨著時間的流動，清晰的記憶化為模糊，以至消亡，也會帶來好處。我想，這是隨緣主義者的美妙想法：成，為王，很好；敗，為寇，也不壞。人各有見，或人各有感，只好隨他。至於我，所感就不同，而是：敗，不免於悵惘；成，更糟，不免於悔恨。以下分別說說這兩種情況。
先說記不清。記不清是有所失。這所失是無形的，像是可以不必計較，其實不然。哲理方面的理由難說，只好不說，單說事實方面的。先說一件近的，是一年半以前，寫什麼，要查看敦煌本《六祖壇經》。1966年大革命，先是因為必須反唯心論，後是因為所居地盤縮小，不得不清除有關佛學的書。但像是清楚地記得，幾種《六祖壇經》都留下，因為還不想捨棄禪。又像是清楚地記得，就放在某一個書櫃的最下層。於是抱著唾手可得的必勝信心，打開櫃門去拿。可是找，竟沒有。還以為是記錯地方，仍舊抱著必勝的信心，到其他地方找。
直到找遍所有存書的地方，還是沒有，才放棄必勝的信心，垂頭，對著看不見的可憐的記憶力長歎一口氣。再說一件遠的，是50年代中期，我正在工作單位的一間房裡看稿，有人叩門找我。我出去，那位來客很熱情，握著我的手嘻嘻笑，並且故意問了一句：「還認識我嗎？」我一愣，不好答話。他也一愣，很明顯是感到意外，於是加說一句：「是哈爾濱來的。」我還是茫然。他的意外變為當機立斷，說：「我是誰誰，你不認識了？」我哎喲一聲，不由自主地說：「想不到是你，我記性太壞了。」這使我很難過，也很難堪，因為40年代後期，他也住在北京，我們不但交情很厚，而且過從很密，他回東北以後，還不斷有書信來往。想不到幾年不見，他的清瘦的外貌就在我的記憶中消失了。
自然，我的記憶的口袋裡還沒有成為空無。有些什麼呢？瑣屑的，或關係不大的，包括能背誦的子曰、詩雲等等，都可以不說。值得衡量一下的是與價值觀念有關的，即諸多行事之中，哪些是好的，哪些是壞的；哪些是對的，哪些是錯的。好的，對的，也總當有一些吧？可是很奇怪，常常浮上心頭的差不多都是壞的和錯的。這些還可以分為兩個等級。低級的來於自己的迂和不通世故，引起的心情是「悔」。還有高級的，來於自己的天機淺和修養差，引起的心情是「悔」加「愧」。兩個等級相比，後者是更嚴重的失誤，給我帶來的傷痛也就更多。而說起這傷痛，又是由來遠矣，記得若干年前，還求友人王君刻了個圖章，曰「行多不是」。全句是「回思昔所行多不是」，記得是馬上得天下的漢高祖說的，見於何書也忘了，我斷章而取其全義，一則表示自傷，二則表示自勉。值得痛心的是，若干年過去，有時算算生涯之賬，毫無例外，都是自傷之意有增無減，自勉之意則完全落了空。
就是這樣，想到有關記憶的種種，我一則以喜，因為我還沒有像我的一位舅父那樣，得病記憶力喪失，連舅母也不認識了；又一則以懼，因為它既使我悵惘，又使我悔和愧。我寫這篇閒話，主要是想說說這後一種的後一半，就是分明記得：行，多失誤；心，多悔和愧。為什麼要這樣揭傷疤？曰：並無求什麼人諒解之意，只是不願意以半面妝見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