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學而》：子曰：「君子食無（毋）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朱熹註：「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現在看，這些話的意思頗有可取。可是回首當年，不知怎麼想的，對於第一句卻表示過不敢苟同，還為了顯揚己見，自篆，請東安市場的刻字工人照刻個長方、上有瓦紐的紅銅圖章，文曰「食求飽齋」。且說這個圖章，七七事變開始，就隨著其他衣物書籍等毀於戰火，或轉入趁火打劫人之手。幸而還有少量書存同學李君處，如青柯亭本《聊齋誌異》等，有時翻翻，還可以看到代表那時的點滴心情的這一方印記。現在推測，這種反聖道的思和行的來由，大概是常常不能飽而有牢騷，其意若曰：你們是「從大夫之後」的，吃飽不難，所以才說這樣的風涼話；至於我，常常是難得一飽，既然沒有飛黃騰達的幻想，那就窮則獨「善」其身，只求能吃飽吧。新出生的牛犢不怕虎，大膽反聖道，竟連「君子食無求飽」，則「食求飽者非君子」的邏輯推理也不管了。幸而這方圖章化為空無，反聖道的想法成為過去。但是也有不幸，是有關「食」和「飽」的一些問題沒有隨著化為空無，並且經常在身邊，甚至在心裡，糾纏。本諸「一吐為快」的凡人規律，乾脆說說。
我出身於農村的中產偏下之家，直到小學畢業，日子都是在農村過的。其時是大清帝國轉為共和不久，農村生活還維持昔年或說祖先的老套，專說吃，都是自產的粗糧加自產的蔬菜。也自產少量細糧，即小麥，也養豬、雞等，但那主要是用來換錢的，不是供食用的。來親戚時候不多，就是來，粗糧換細糧，吃雞蛋，間或有肉，陪客也只是男性長者有份，婦女和小字輩的不能上桌面，所以只可看，不能吃。粗換細，有肉，只在可數的幾個節，如清明、中秋、年節等。
年節最好，除了多吃幾頓之外，像我們小字輩的男孩子，還可以排滿日程到外祖、姑、姨等近親戚家拜年，依例，可以大吃，還可以得一些壓歲錢。此外還有每年一次的自己生日，但待遇不算高，只是煮雞蛋一個而已。這樣，可見求飽就大不易。至此，要穿插說說我的關於飽的高論，是積數十年之經驗，才發現並確信為不誣的，就是，飽有低級、高級二義：低級的是不「願」再吃，或具體說，還可以吃，因為不順口，算了；高級的是不「能」再吃，也具體說，是已經填滿肚皮，再下箸就沒處裝。本諸取法乎上的要求，我以為，飽應該指高級的，這樣，直到小學畢業，離開農村之前，我就一貫是食不能飽，雖然由立志方面說並不冠冕，由實況方面說卻是離君子不遠了。
由1925年秋天起，我到通縣師範學校上學。也許是意在表示尊師重道吧，除了學、雜、宿等費不收之外，還官費吃飯。我剛入學的時候是每人每月四元。校當局為了避貪污之嫌，也許兼圖省事，飯歸學生自辦，由各班推舉經理二人，會計二人，出納二人，負責一個月。我彼時曾顯露企業家之才，當經理不只一次，因為是一生中最光榮的經歷，恕我這裡大書特書。光榮還不只「職稱」一宗，比如到城中心去逛大街，糧店、醬園等鋪的人見到，都是滿面堆笑，鞠躬打拱。還有一次，是省教育廳長嚴智怡（嚴范孫之子）來視察，在西街寶興居吃午飯，我是飯廳經理，成為學生代表之一，去訴苦，請求增加飯費。
不久就居然增了，每人每月變為四元五角。記得另一篇說過，通縣還有女子師範學校，男女新城、舊城不親，待遇卻平等。而不管四元還是四元五角，「她」們是絕大部分用於副食，我們（如旁觀，應寫「他」們）則絕大部分用於主食。於是她們就可以得高級飽，我們則只能得低級飽。也就因此，從那時起，我就更加贊同「愛哥哥」的女人水做、男人泥做的妙論。話題回到正路，是通縣六年，得高級飽的時候很少。這很少，指破例，或大改善，到城中心的小樓（牌匾名義和軒）去吃牛肉餅，甚至兼吃燒鮎魚；或小改善，到學校西邊不遠的張家小鋪去吃餡餅。改善要花錢，而阮囊羞澀，所以可偶爾而不能常常。
1931年夏我由小城移到大城北京，名號由師範生陞遷為大學生。吃的官費變為私費，而錢包的情況變化不大。私費的吃有優越性，是主觀能動性大增，比如學校附近的海泉居和林盛居，走入哪一家，以及進去，吃炒肉絲還是吃張先生豆腐，我都有絕對自由。放大為理論，消極的，自由是幸福的必要條件，積極的，自由是通往幸福的最近的路，於是理論化為實際，關於吃，就常常是，雖不能說已經得到高級的飽，卻可以說，兩端之間，以接近高級那一端的時候為多。也有不只接近而真就到了的時候，那是有什麼機會，伴隨其他人，到沙灘一帶之外的什麼館子，很少時候還是大字號，去吃。與現在相比，彼時的館子有可愛性，材料好，用心做，利潤低，而食客不多。這些可愛性使大眾化的種種，如東來順的牛肉餅，餡餅周的餡餅加粥，同福居的鍋貼，仿膳的肉末燒餅，等等，不只價廉，還很好吃，進門入座，擔保可以得個高級飽。大眾化之上還有不少可以過屠門而大嚼的，因為很少光顧，又怕勾出饞涎不好辦，只好不說。遺憾的是，這種任意進入哪一家的自由時間有限，先是改為自做自吃，接著還要自做給孩子吃，而阮囊羞澀如故。得高級飽的機會就越來越少了。
一晃，多少年？算算，總是20年以上吧，「所謂」自然災害的三年困難來了。先是感覺不飽，繼而漸漸，反而胖了，醫學家另有專名，曰浮腫。到長街拾銹爛鐵釘以大煉鋼鐵的命令無聲無息地撤消，換為輪流到崇文門外一個招待所去休養。還是不飽，但總是比在家裡好一些。可是心不能安，因為賢妻在家侍奉二老（我之母，她之母），巧婦難為無米之炊。韓非子有遠見，《五蠹》篇中說：「饑歲之春，幼弟不餉。」我們也由王道變為法治，買了秤，由小女兒掌管，依定量，合而做，分而食之。天助老壽，兩位老人居然沒有喊餓。賢妻也不飽，也是反而胖了。她屬街道管轄，也有休養之道，是中午到街道委員會聚餐，菜有公備的什麼魚云云。有一天，她照例至時起程，我幫她整理應帶的主食，是剛出鍋的窩窩頭兩個。
不知一時由哪裡冒出一股大勇之氣，我說：「我吃兩口行嗎？」賢妻不愧為賢，說：「你吃吧。」我吃了兩口，大概咬去一個的三四分之一吧，當然還想繼續吃，可是看看賢妻的可憐樣子，只好「義亦我所欲也」，不再咬。萬沒想到，賢妻記憶力並不很好，卻把這件事記得牢靠而清楚，於是每有親友來，言及舊事，必繪影繪聲地述說一番。說者笑，聽者笑；我也笑，是苦笑。我想，如果說三年挨餓損失不少，這次乞討大概是最重大的，雖然施主是賢妻。我有個老友李君，若干年前變聽診器為倚市門，發點小財，高級飽的經歷自然就多了，卻有個相反的高論，是困難時期收穫很大。我請問理由，是：吃剛出鍋的窩窩頭，比當年吃烹對蝦、爛扒魚翅還香。總而言之，這一階段是，求低級飽而不得。語雲，天塌砸眾人，也就可以飢腸轆轆而無怨。
困難終於過去。福也不單行，孩子學校畢業，可以自食其力了，而且不只一個。正想唱「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擊壤之歌，大革命的風刮來。專說食和飽的問題，經常是即使食有肉而不知肉味，因為不知道第二天會怎麼樣。感謝時間公道，不為難人，總算也過去了。飽的情況呢，大致還是，得低級的似不難，得高級的時候很少。
為了避免厚古薄今之嫌，轉為專說現在。旁觀者多有厚意，勸說我現在有了條件，應該吃好些。所謂條件，是：一、二老先後作古，不再需要供養吃穿；二、孩子都能自立，當然不必再管；三、舊習難改，寫些不三不四的東西，賴主編大人有眼無珠，居然換來一些稿酬；四、常說的衣食住行，住不貴，行很少，花錢只有衣食，而衣，我和老伴幾乎不買，一些舊的非時裝，穿上可蔽體，一也，電視上看到的時裝，無興趣，二也，於是可用錢之處就只剩下食一項。厚意，條件，兩全，得高級飽應該不難了。然而不然，因為還有不少，旁觀者不知或未注意的反面條件。我現在過的是東食宿、西食宿的日子，東是單位，每週少半，西是家，每週多半。先說西。老伴是不越雷池一步的人物，同住的下代都忙，因而採購不易，得合意之品尤其不易，又即使兩道難關都闖過，還有一關，是沒有烹調技術，於是各種相加，之和就成為，得低級飽不難，得高級飽大難。再說東。離家，入了城，我成為單干戶。也由旁觀者看，單位食堂的飯平平，可以不吃；有幾張鈔票，無人考勤，應該頓頓走入什麼飯館，一菜一湯，換個果腹含笑而歸。含笑，大佳，可惜得之不易，因為反面條件更多。可總括為三種。
第一種是外界的，即飯館之難於走進去。這有兩種情況。一種是路近的，十之八九為個體戶，經濟效益第一而貨色不佳，常常是花錢不少，連低級飽也不能得。另一種是路遠的，有些甚至是赫赫有名的，想去，困難有二：一是常常客滿外加不少立候的；二呢，恕我直言，因為我還記得一些昔日的情況，對比，絕大多數是有名無實，因而也就不易得到高級的飽。反面條件的第二種是半外半內的，遠去就館，除立候外，還要擠車，我老了，已經缺少勤奮和耐心去為嘴傷身。反面條件的第三種是純內界的，老伴堅信而我半信半疑的，說是我因老而食慾不振，所以吃什麼也不香。這論斷，我半信，因為可以舉三年挨餓時期的狼吞虎嚥為證；也半疑，因為，例如不久前，到鄉友凌公家吃他夫人做的家鄉飯就吃得很多。這樣說，關於食，我是念舊至於頑固不化了，且不管它。只說東食，反面條件難於克服，但又不能不吃，於是有時晚飯，就買一個豆包或一塊烤白薯搪塞過去。現在這年頭，青中年婦女穿上時裝，還雅興有餘，願意逗逗男老朽，以增加一些人生樂趣，看見我啃豆包或烤白薯就說：「這老頭子真儉樸，省下那麼多大團結幹什麼？」她笑了。我也陪著笑了，是笑她不知道取得高級飽之不易。
又是難，又是不易，成為訴苦，不好再說下去。依照什麼什麼作文法則，結尾要照應開頭。開頭是引《論語·學而》，復看，覺得譽為頗有可取有問題了，因為事實不是食「無」求飽，而是食「難」求飽。知過必改。《論語》入《十三經》，不敢動筆；可以試試朱注，似可改為：「不求安飽者，得難，故戒之在得也。」不過無論如何，我的「食求飽齋」總是失之過於理想，那就早早失落了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