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楊功勳，1988年8月24日作古。懷念的這些人裡，只有他，是我在堂上講、他在堂下聽認識的。那是1936年暑後，我在進德中學為人代課，至多一個月吧，建立了師生關係。其時我自然不記得他，後來仍是不記得，以何因緣就有了來往。他是山西洪洞縣人，具有山西人的地域特性，細緻穩重，保守少變，因而敬我為師長，數十年如一日。其實我長於他至多只是十歲，既然他執弟子禮甚恭，我也就只能待之如半友。他也讀書，但文的方面先天後天都不高，所以如其先君，走了貨殖的路。知道我窮苦，有好的入口腹之物，如山西醋、陳年酒之類，必儘先給我。近些年來，我們老夫婦倚老賣老，每到老伴的誕辰（我的算做附庸，合併到一天），家裡就聚餐一次，至時他們夫婦必登門，提著壽桃之類，舉杯前行禮如儀，祝壽。自他走後，至時家裡人仍聚餐，就不再有行禮如儀之事了。他在世時，常同我談及洪洞縣的舊事，大槐樹和蘇三監獄之類，不久前我去看，在洪洞賓館舉杯時想到他，不由得悲從中來，心裡說，真想不到，他卻先走了，不能陪我在他熟悉的地方轉轉，如果他有知，也會落淚吧。
十一、劉慎之，1991年4月12日作古。他辭世後，我曾以「劉慎之」為題，寫了他（收入《負暄三話》）。我懷念他，主要是因為：一、性格溫厚，像他這樣的，世間稀有；二、視我為《後漢書·範式傳》中說的「死友」，我們心中都懷有深深的知遇之情。他受家教，通國學，不像我，謅打油詩，說「何如新擇術，巷口賣西瓜」，卻未能改行，他是真改了行，解放後成為花木工人。可惜是天不假以健康，內臟多病，而且逐漸加重，入80年代，就只能閉門坐斗室或臥斗室，服藥，希望下降不過速了。記得是80年代末，他住在前門外華仁路他的長女家養病，我們夫婦曾去看他一次。不久他遷回他的住處，新街口外文慧北園，我還常常想到他，只是因為忙，又無代步，就未能去看他。直到他作古之後，問他家裡人病危時的情況，才知道常說，就是想我。他仍視我為「死友」，我卻未能，至少是素車白馬，送他走，幾年來每一想到，就為愧對這樣一位「死友」而痛心。
十二、韓文佑，1991年7月24日作古。他長於我一年有半，就年歲說是貨真價實的兄長，可是換為看品德和學識，我應該稱他為師長。我們是在天津南開中學結識的，多有來往是1936年夏回到北京以後。共書，共酒，共苦樂，共是非，至少是心情上，成為同生共死的朋友。50年代前期，他調往天津師範學院（後改為河北大學）任教，來往不能如以前那樣多了，可是韓伯母仍舊住在北京，他有時要來探親，我天津親友多，有時要到那裡去，來來往往，就仍舊可以聚會，飲白酒，為半日之談。文化大革命時期，韓伯母病逝，我們二人恭送往東郊平房火葬場火化，他回天津就以莫須有的特務嫌疑被趕入牛棚。大革命之後，如許多牛棚中人，又經一次解放，名譽恢復，可是健康卻一去而不復返，也就不再到北京來。
幸而我還能擠公交車，至少每年的中秋要到天津住幾天，也就一定要去看他，比如中午到，總要次日走，為的是能夠挑燈夜話。這樣的聚會，最後一次是1988年10月，也是住一夜，挑燈夜話。其時他的身體已經很不行，秋風送爽之後就不敢下樓，因為一著涼就感冒，一感冒就要輸氧。他住在南開區的西湖村，記得是住一夜的次日上午，我們夫婦辭出，往南，行由徑，入天津大學去看倪表弟。他們夫婦送到天津大學界，我們走出很遠，回頭看，他們還是在那裡站著。沒想到這就是最後一面。此後我們就沒有再到天津去，因為他走了，就不再有勇氣在南開一帶徘徊。如何悼念他呢？寫，想到他的品德和學識，我們的情誼，感到太難，所以直到一年之後才完篇。寫完，唸唸，覺得很不夠，力止於此，也就勉強收入《負暄三話》，希望對我還能起些鞭策作用，即處順境的時候不敢忘其所以是也。
最後寫加說的一位，楊沫，她小於我將近五年，於1995年12月2日作古，反而比我先走了，也可以說是意外吧。過了20天，即同年同月的22日下午，在八寶山舉行遺體告別儀式，我未參加。相識的，不相識的，不少人，有閒心在這類事情上尋根索隱，希望我說說不參加的理由。我本打算沉默到底的，繼而想，寫回想錄之類，應該以真面目見人，又，就說是小人物（指我自己）吧，關於史跡，能多真總是好的，所以決定到最後破一次例，說說。而人事，也如河道之有源有流，欲明其究竟，就不能不從源頭說起。時間長，為避免繁瑣，盡量簡化。
站在最前的是合和分。合是常，分是變，好事者更想聽的大概是變。可是變會帶來傷痕，觸及難免不舒適，又關於致傷的來由，前面「婚事」一題裡已大致表過，所以這裡從略。
其後是抗戰時期，我們天各一方，斷了音問。解放以後，她回到北京，我們見過幾面。50年代，她寫了長篇小說《青春之歌》，主觀，她怎麼想的，我不知道，客觀，看（書及電影）的人都以為其中醜化的余某是指我。我未在意，因為：一、我一生總是認為自己缺點很多，受些咒罵正是應該；二、她當面向我解釋，小說是小說，不該當做歷史看。聽到她的解釋，我沒說什麼，只是心裡想，如果我寫小說，我不會這樣做。
文化大革命中外調風正盛的時候，是北京市文聯吧，來人調查她。依通例，是希望我說壞話，四堂會審，威嚇，辱罵，讓我照他們要求的說。其實這一套惡作劇我看慣了，心裡報之以冷笑，嘴裡仍是合情合理。最後黔驢技窮，讓我寫材料，我仍是說，她直爽，熱情，有濟世救民的理想，並且有求其實現的魄力。這材料，後來她看見了，曾給我來信，說想不到我還說她的好話，對於我的公正表示欽佩。可見她是以為我會懷恨在心的，我笑了笑，心裡說，原來我們並不相知。
但對人，尤其曾經朝夕與共的，有恩怨，應該多記恩，少記怨。直到90年代初，有關我們之間的事，我都是這樣對待的。所以80年代前期，我寫憶舊的小文，其中《沙灘的住》（收入《負暄瑣話》）末尾曾引《世說新語》「木猶如此，人何以堪」的話，以表示懷念。
70年代末，我們的唯一的女兒與我有了來往，連帶的我們的交往也就增多。都是她主動，因為她是名人，扯著名人，尤其女名人的褲腳，以求自己的聲名能夠升級，我是羞於做的。她像是也沒忘舊，比如送我照片，新拍的幾張之中，夾一張我們未分時期的，並且說明，因為只有一張，是翻拍的。
是80年代後期，有個我原來並不認識的人寫了一篇談她早年感情生活的文章，觸及上面提到的傷痕，她懷疑是我主使，一再著文聲辯，主旨是我負心，可憎，她才離開我。這些文本，都是關心我的人送來，我看了。我沉默，因為：一、對於鬥爭我一向缺少興趣；二、我不願意為閒情難忍的人供應談資；三、她仍然以為我心中有恨，所以尋找機會報復，這是把她自己看做我的對立面，移到我的眼裡，她是失之把自己看得太重了。
但就是這樣，我還是淡然視之。她像是也沒把這類揚己的文章深印於心。比如90年代初，我的一本拙作《禪外說禪》出版，她還讓女兒來要。記得我給她一本，扉頁上還題了「共參之」一類的話。
其後過了有兩年吧，又有好心人送來她的新著，曰《青藍園》。是回想錄性質，其中寫了她的先後三個愛人。我大致看了看，感到很意外，是怎麼也想不到，寫前兩個（第三個不知為不知）仍然用小說筆法。為了浮名竟至於這樣，使我不能不想到品德問題。有人勸我也寫幾句，我仍然不改沉默的舊家風，說既無精力又無興趣。可是心裡有些淒苦，是感到有所失，失了什麼？是她不再是，或早已不再是昔日的她。我也有所變，是有一次，寫《惟聞鐘磬音》，真成為「隨筆」，竟溜出這樣幾句「如有人以我的面皮為原料，製成香粉，往臉上搽，並招搖過市，我也決不尾隨其後，說那白和香都是加過工的，本色並不如是。」
至此，具慧目的讀者必已看出，她走了，我不會去恭送。但這裡還想加細說說。是遺體告別儀式的頭一天晚上，吳祖光先生來電話，問我參加不參加，我說不參加，因為沒接到通知。其實內情不如此簡單，且聽後話。是儀式之後，我接到女兒的信，主旨是生時的恩恩怨怨，人已故去，就都諒解了吧。我覆信說，人在時，我沉默，人已去，我更不會說什麼。但是對女兒更應該以誠相見，所以信裡也說了「思想感情都距離太遠」的話。所謂思想距離遠，主要是指她走信的路，我走疑的路，道不同，就只能不相為謀了。至於感情——不說也罷。回到本題，說告別，我的想法，參加有兩種來由，或情牽，或敬重，也可兼而有之，對於她，兩者都沒有，而又想仍是以誠相見，所以這「一死一生」的最後一面，我還是放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