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目的意義甚明，是有的人比我先離開這個世界。顯然，這「有的人」就要加些限制，不然，無限的我知之而不掛心的人就會闖進來。這限制就是「掛心」兩個字，如果有興趣作箋注，可以加細說，是很希望能夠並肩走到生命的盡頭，可是他先走了，我老了，記不清舊事卻又難忘舊事，而每一想到就感到淒涼。此亦殘年之重要心境也，依本書的體例，應該說說。人幾乎都是前面提到過的，這裡雖然是用老眼看，也難得避重複。補救之道是偏重說懷念，點到為止。人湊了十二位，整整一打，下筆，以辭世時間的先後為序。末尾加說一位，情況與那十二位不一樣，不是為己，是為人，人者，為數不少，茶餘酒後，喜歡聽聽別人的異性間的牽扯，以遣自己的有涯之生者也。以下入正文。
一、梁政平，1951年5月29日作古。相識的因緣，交往，前面都已表過。這裡只說，我一生，可以稱為「知己」的朋友不算少，可是心情上視之為家庭的一員，卻只有他一個。他過早地走了，四十多年來，我在人海中顛簸，多有苦，間或有樂，願意有個人分擔，總是最先想到他。近兩年來，我們老夫婦離開女兒獨立度日，風晨雨夕，感到冷寞，看看四壁，就禁不住想，如果他健在，他就會坐在不遠的椅子上，那該多好。
二、李九魁，1967年3月8日或9日作古。關於他，我不只在前面寫過，而且列為專題，用他的別號，曰「李也魯」。他走了近三十年，我總是懷念他，是因為：一、他為人厚，有時甚至近於迂；二、對我厚，夠得上患難與共；三、文化大革命他被趕回老家，精神受折磨，仍不忘故舊，以致死於車站的候車室，想到就不能不心酸。而又常常想到，單說1995年10月下旬在趙州橋畔的一次，是東南望，知道不遠就是他的家鄉寧晉，記得曾約我到那裡看看，現在是人琴俱亡，近在咫尺也沒有去看看的勇氣了。
三、劉旌勇，1969年1月26日作古。同於李九魁，我也是寫過他，而且列為專題，曰「劉佛諦」，兩次，一次入《負暄瑣話》，又一次，在這本書的前面。一再寫他，原因之小者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趕回老家的威脅，服毒自殺，死得慘。原因之大者是通縣師範學校畢業之後我們多有聚會，合得來。關於聚會，記得最清晰的是50年代到60年代，我住在鼓樓以西，他住在鼓樓以東，一街之隔，週末的晚飯，座上一定有他。他記憶力好，健談，樂觀，題材為嚴肅事也不忘幽默。我和他都只能喝一點點酒，一杯下肚，面上泛紅，談開天舊事或紅色新事，相視一笑，就頗有同苦同樂的溫暖感。現在呢，我聽醫學家的高論，晚飯時飲白酒半杯或黃酒三杯，如果是週末，看看對面，就不由得想到他。我還有酒喝，所失卻太多了。
四、曹家琪，1973年2月27日作古。他死於文化大革命時期，受迫害是間接的，因為父被批鬥致死，母被趕回老家，身心交瘁，才患腎炎，終於不治的。他為人直而厚，有才，且通世態，與我深相知，所以我雖然長於他十幾歲，卻得他的幫助很多。可是也是早走了，我有時像是走到十字路口，為道多歧而舉棋不定，就更容易想到他。不能向他請教了，還能說什麼呢？不得已，請《莊子》代說幾句：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徐無鬼》）
五、王勤，1977年4月（日不明）作古。我出身寒微，相知的人中也以窮苦的人為多，而如果聚既相知又窮苦的人於一堂，學時風之什麼賽，得冠軍的一定是他。他一生住在一個偏僻的小村，食不能飽，衣不能暖，也就一輩子沒混上個女的。獨自住一間隔為兩間的土房，入夜，一燈如豆，他會想些什麼呢？據他說，是我十幾歲的時候在他們村頭的地裡幹農活，他才十歲八歲吧，常來找我玩。其後就勞燕分飛，但他沒有忘。一晃到了70年代初，即過了半個世紀，我未衣錦而還鄉，又見了面。他身大變（虛損多病）而心未變，仍把我看做田壟間的兄長。他憐憫我的情況，渴想伸出救援之手，有時送來一些他種的菜，量不多，可是我知道，這是他僅有的一點財富，應該拿到市上換錢的。我在家鄉斷斷續續住了一年多，見面的次數不少，當然想周濟他，可是沒有力量。又是一晃，十幾年過去，我的經濟情況有變化而需要反而減少，有力量周濟他了，他卻不能等，走了。常常想到他，死者不能復生，有時頗希望改為住在《聊齋誌異》式的世界裡，那就可以多燒些紙錢，讓他到陰間的什麼酒家，去吃一頓飽飯吧。更傷心的是我已經不信有這樣一個世界。
六、王樹棠，1981年12月21日作古。仍由不衣錦而還鄉說起。新風，住處以都市為上，農村為下，因而由都市移住農村，一般認為，或是倒霉，如插隊之類，或是犯了錯誤，如戴了什麼帽子之類，吾老矣，不再有資格插隊，而且是回老家，腦子裡裝有鬥爭邏輯的人自然就推出，一定是犯了什麼錯誤。然後是根據新風的處世奇術，要劃清界限。我稱之為王老哥的他就不然，街頭邂逅，一眼認出，就拉到他家裡，道幼年在藥王廟小學同坐一書桌的舊事，並不用言語而明確表示，要把照顧我的複雜擔子擔起來。其後，至少是心情上，在家鄉，我就不再是孤苦無依。幸或不幸，我未能在家鄉長住下去，自1976年起，我不再回去，1979年年初回去移回戶口，見了最後一面，其後未滿兩年，他就往生西方淨土了。他往生之前，每逢節日，我都寄給他一些錢，以表示我沒有忘記他那個簡陋小屋，只是力不足，量不能大。現在呢，有力量多寄些，可惜他已經不能見到，世間事多是這樣，念及不禁慨然。
七、裴慶昌，1984年1月2日作古。他字世五，長我兩年零一個月，我習慣稱為世五大哥或裴大哥。我們關係近而且深，有舊習俗的來由，是在小學，曾由劉階明老師主盟，還有邵殿起，三個人結為金蘭之契。還有實況的來由，是除了小學畢業後，有些年未見之外，自30年代初在北京重聚起，直到他作古，我送他到八寶山止，我們幾乎沒離開過。記得前面說過，感情深，死生契闊，最使我念念不忘的，是我已經鶴發蒼顏，不斷執筆寫些不三不四的文章，他還是把我看做少不更事的小弟弟，日子多了不見就不放心。見，大多是在他的住處，晚飯時候，面對，手持酒杯，聽他憶舊論新，真像是走入「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境界。可是他走了，聽說他住多年的洪洞會館的房子，因馬路加寬也拆了，有時想到昔日，晚飯桌旁面對，飲白酒、吃小米面窩頭的情況，就不禁有時乎時乎不再來的悲痛。
八、李耀宗，1986年8月20日作古。我們是大學同班同學，自1931年起，不只一次，或同住，或同工作，可以說，半個世紀以上，都是互相扶助過來的。他性格偏於柔弱，也就重感情，有時受些挫折，甚至受些氣，不會直言直語，就面對牆角落淚。對我的苦樂，也是很關心而不表現於語言。80年代初，他幫我編注了三本《文言文選讀》，本來還可以共同幹點什麼，不幸他得了腦疝之症，突然下世。記得分最後一次稿酬，他已經走了，我送到他家，與他的夫人陳淑貞晤對，說到他的為人，一生剋己忍讓，也受了不少窩囊苦，都落了幾滴淚。
九、齊璞，1987年5月29日作古。如裴世五大哥，我們也是因同鄉而相識。他長於我一歲或兩歲，可是在小學不同學。印象是最初相見，他已經是藥王廟小學的教師。其後他入了警務學校，畢業後先在鐵路的魏善莊站工作，然後到天津，仍在警界，解放後受了些處分，改為到中學教語文課。由他教小學時期算起，半個世紀以上，我們雖不住在一地，來往卻很多。他性格嚴謹，好文，重交誼，尊重我，視我為第一知己。晚歲，他健康不佳，心境也不好，就更希望同我會面，多談談。可是我忙，只能秋天去天津一次，中秋（他這一天生日）的中午在他家共酒飯。已成慣例，這一天上午，我們夫婦由小花園步行一段路，向右拐入唐山道，必遠遠看見他拄杖站在門口，向街口瞭望。午後辭別時也一樣，到街口我們向左拐，他還是站在門口看著。他走了，想到他瞑目前的心境，我未能在他跟前，無論為他想還是為我想，都是無法補償的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