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時期，「文人下海」的聲音，化為文字，常常在眼前晃動。他人門前雪，不管也罷。可是幾天以前，廣州《隨筆》1993年第四期送來，翻了翻，感到形勢有點逼人。在這一期裡，我濫竽充數，優哉游哉，還在那裡談「酒」，並說有決心站在陶淵明一邊，而曾出東山、不久致仕的王蒙先生卻按捺不住，用題目中的「再從容些」間接表態，說自己這個文學家並未見錢眼開。我忝為這一期《隨筆》中的鄰居，如果還是在「隔籬呼取盡余杯」，就真有點那個了，所以決定，至少是暫時，放下酒杯，也說幾句有關文人下海的，湊湊熱鬧。
入話之前，先要說幾句會有防禦工事作用的話。計有兩項。其一，我不只一次說過，人生是一，人生之道是多。這樣，譬如同住一個大雜院，某志士在屋中編造什麼主義，並堅信依之而行，婆娑世界可以很快變為天堂，而隔壁的王婆卻走出屋門，在門外修建雞窩，她的所求是雞蛋，而不是人間的天堂。誰對？應該由著《南華經》的莊子來評斷，是「鵬之徙於南冥」，「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蜩與學鳩」，「搶榆枋時則不至」，亦各適其所適而已。這是說，作為人生之道，只要不違俗違法，就難分高下，或竟至沒有高下，人也只能各適其所適。扣緊本題說，對於下海，甲說很應該，乙說不應該，其是非就又成為莊子所說，「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莊周，吾之師也」（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尊師重道，昔人所尚，所以我只當說說自己關於「自己」的一些想法，並且，即使這樣的想法不無可取，也並不表示與之相左的想法就不可取。其二，下海的「文人」像是有不成文的定義，指文學家；而文學家，像是還有不成文的定義，指能編造小說的。如果我的閉門的體會不錯，那就可以判定，現身說法對下海表示意見，王蒙先生及其同道有資格，我沒有資格。無發言之資格而還想說，總得找個理由。理由還得由師門來，曰己身雖非蝴蝶，可以夢為蝴蝶，那麼，就算我夢為文學家吧，聽到門外喊，「文人們請注意，下海嘍！下海嘍！」我是不是奮然而起，投筆（新潮曰投電腦打字機），跑出門，也跳入東流之水呢？不須再思三思就決定，是學孟老夫子，不動心，仍然拿筆，寫不三不四的文章。或問，如此頑固不化，亦有說乎？以下分項說明頑固不化的理由。
其一是沒有改行的本領。我年輕時候非主動地犯了路線錯誤，小學略識之無之後，無路可走，而中等學校，而高等學校，又因為頭腦欠清晰，不能數理化，就落在文史哲的泥塘中。由走入大學之門算起，已經超過六十年，居常面對的，除妻兒黃瘦的臉之外，就是書和筆。語雲，熟能生巧，日積月累，也就能夠略知文事甘苦，有時率爾操觚，還能成篇，換來量雖不大卻頗為有用的稿酬。此外還有何能呢？算平生之賬，也只是在干校曾經受命擔糞，本領超過妻梅子鶴的林和靖處士而已。擔糞之外，還有個未嘗不可以自我吹噓的非物質的本領，是自知之明，具體說是，如果丟開書和筆，那就不要說「發」，就是早晚的稀粥也難得保持堅硬，豈不哀哉。所以為了不哀哉，我堅決不改行，不要說「海」，就是再大，「洋」，我也不下。
其二，下海是為變貧為富，所謂「發」，即有大量的錢，很多人眼紅，我為什麼不眼紅？原因很平常，只是無此需要而已。需要是個很複雜的玩意兒，非三言五語所能講清楚。複雜，一半來於客觀，是可欲之物無限，如果人沒有自知之明，也許想把夜空的亮星摘下來，代替室內的電燈吧？一半還來於主觀，如希特勒就想統一全球，並把他厭惡的人都殺死；希臘的某哲人就不然，只希望國王的車馬儀仗不遮他曬太陽的陽光。我是常人，雖然看古代典籍，也承認「負暄」為可珍重的享受，但又不忘古人「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的名言，就是說，曬完太陽，還是要吃喝，並要有個蝸居，就算是黃臉婆吧，能夠挑燈夜話。這就可見，我同樣有需要。一切複雜，一切分歧，來於需要的限度，或加深說，來於想滿足什麼樣的慾望。為了化複雜為簡單，只好來個差不多主義，分需要為三個等級，由低而高是，溫飽，享受或享樂，闊氣。
說差不多，因為三者有錯綜的關係，比如溫飽也是一種樂，至少有些人，也視闊氣為享受。安於差不多，可以因細小以見概括，比如食，吃烙餅炒雞蛋可以溫飽；吃紅燒海參就成為享受，因為超出溫飽的需要；再升，吃清燉天鵝就成為闊氣，因為只是價高而未必好吃。本段開頭說我沒有發的需要，就因為我的所求只是溫飽，而不求享受，更不求闊氣。何以會這樣？來由有淺的，曰「習慣」，有深的，曰「知見」。先說習慣，自然只能舉一點點例。一例說溫，我離開鄉里家門之前睡火炕，其後由20年代中期起，直到現在，臥之時，身下都是木板。年深，舊棉絮不扔，鋪在木板之上，就成為高級席夢思。蓋普通席夢思，我也睡過，多軟而少支持力；尤其翻身，感到彆扭，所以還是不捨高級的。再一例說飽，我腸胃如蝸居，寒儉，不宜於也不慣於迎高賓，比如太陽從西方出來，中午吃得好一些，非「食無魚」，晚飯就會犯懷舊之病，想吃玉米粥。
這樣，臥，安於木板，吃，安於玉米粥，眼下每月定時有祠祿，還不時會飛來大名為稿酬的外快，而需要額外買的卻幾乎沒有，於是關於錢，所愁的就不是少，而是，比如說，月底了，檢查阮囊，竟還有大額票十幾張，怎麼辦？花，無東西可買；存，既要跑銀行，磨鞋底，又怕通貨膨脹加速，貶值。大額票十幾張尚且帶來愁苦，況發乎？再說知見，就難得像說習慣那樣簡明，因為不能躲開人生的價值問題。我昔年讀英國薛知微教授的《倫理學之方法》，所得是，關於人生價值有多種想法，無論哪一種，都難於取得確鑿的理據。這裡也就只好說說自己認為合於情理的，或者說，經過深思熟慮多數人會認可的。為省力，還宜於從反面說，是享樂和闊氣並沒有什麼價值，至少是沒有值得珍重的價值。證據有正面的，借用古語，《左傳》所舉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都與享樂和闊氣無關。證據還有反面的，是享樂和闊氣與縱慾和掠奪（包括隱蔽的形式）是近鄰，所以最容易敗德，就是說，樂和闊是來於他人的苦難，還有什麼價值可言呢？所知所見如是，依照王文成公知行合一的理論，我也就不見錢眼開了。
其三，不見錢眼開是說見錢，而眼這東西，也有所謂「天命之謂性」，於是有時一睜，也會看見各色人等和花花世界，又於是而就不免頓生杞人之憂。憂也可以分為關於人和關於世兩類。先說關於人的，為了文不離題，人指人群的一小部分，戴著文學家帽子而想下海或已下海的。所憂是這個，跳下去，撲騰，掙扎，鬥爭，或得勝而喜，或失敗而悲，還有餘暇、興趣、精力，寫烈士革命、佳人出洋之類的故事嗎？這裡，恕我仍是舊思想，認為魯迅比大大小小的官都高，《阿Q正傳》比內藏珠寶金條的摩天大廈更有價值。我不知道，思想改革開放以後，是否也把我這樣的舊思想扔到垃圾堆上。如果扔，是道不同不相為謀。不扔呢，有的人也許有雄心，說一手抓錢，一手還可以拿筆。
至於我，就仍是老框框，一直堅信：一、文學事業，有成就，要死生以之，至少也要多半個心貫注，半心半意必不成；二、文窮而後工，蒲松齡是這樣，曹雪芹也是這樣，腰纏十萬貫，會坐在屋裡寫小說或湊五言八韻，不下揚州嗎？我是俗人，比如眼下，肯坐在桌前一個字一個字寫，原因之一就是沒有多餘的錢，如果得呂道士之枕，一旦發了，比如得美元百萬，大概也會投筆，到什麼地方去喝人頭馬，欣賞嬌滴滴吧？再請恕我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所以才生了文學不知何處去的杞憂。再說關於世的。這用不著多費筆墨，因為大家目所共見，享樂主義和拜金主義（兩者是孿生兄弟）的世風已經刮到十級以上，也許只有皇甫謐（高士傳）中的人物能夠砥柱中流吧？至於一般人，自然就為弄錢，為享樂，無所不為了。絕大多數人為錢而無所不為，我們還在自負的神州將走向何方，也就可想而知了。
理由說了三項，我的意見就成為很明顯，是希望（也只是希望！）已經挑出招牌開文學鋪的，只要還能溫飽，就不要改賣時裝。這不容易嗎？也不見得。舉太史公司馬遷為例，他臨淵，也曾生羨魚之心吧，但終於沒有下海。《史記·貨殖列傳》有這樣的話：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為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
以為貧賤足羞，是動了心。可是因為更重視「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也就沒有放下筆，後世無數的人也就還是能夠讀《史記》，一唱三歎。「欲以究天人之際」是人生的一條路，扔開刺繡文而改為倚市門是人生的另一條路，不知道諸位文學家怎麼樣，至於我，即使不忘算盤，二一添作五之後，還是決定不改行，永遠不能發而不悔。是想希聖希賢嗎？曰不敢，「亦各言其志也」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