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記之類的事也有階級，帝王的名起居注，由別人執筆，早年還是宮中的女知識分子。帝王的活動需要記，是因為確是影響大，上至群體的安危，下至某些人的禍福，都與他的心血來潮有關。這樣的日記是為多數人。為自己呢，孔子在河邊，慨歎過去的難得存留，說「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在京劇中以大白臉出現的曹阿瞞竟也有這種心情，《短歌行》中有句云：「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時間無情而人力有限，留不住，只好安於退一步，用紙筆記下來，以備日後翻檢，像是還沒泯滅。
比如真就記了，翻檢，以常人為限，發現若干年以前，某月某日，想得一頂高職稱的帽子，真就得了，某月某日，想看到意中人點頭，真就點了頭，以及下而又下，某月某日，被樑上君子拿走幾張（因為僅有這一些）大團結，某月某日，被紅衛英雄揪去批鬥，往事如影，有笑有淚，總當很有意思吧？也就因為有意思，所以有不少人，依祖先老例應該日入而息的時候，卻拿起筆，記當日的事，包括見聞，主要是自己的身心活動。這活動，依照各個人的多方面的不同，入記就難免有所偏重，如翁文恭之流偏重政務，越縵堂之流偏重學問；還有破格的，如魯迅記洗腳（用文言，曰濯足），清朝某道學家記與老妻敦倫，以證事無不可對人言。總之，內容五花八門，就是別人翻檢，也會發現，至少是有些地方，有意思。有意思還有個重要來由，是寫了供「自己」日後翻檢的（少數人例外），就容易掏出血心，說真話。說「容易」，不說一定，是因為世間是複雜的，比如就時間說，我們也可能躬逢偉大的時代，那就時時要準備紅衛英雄之類來搜查；就空間說，如果有同室人，有時候，她或他也許有興致看看吧？再有，如果諸多條件齊備，所記有問世的機會，則想到十目所視，也當為避免十手所指而筆下留情（自己之心情）吧？
但問世，終歸是極少數。說起來這也是人間的一種遺憾，有印刷術以前無論矣，專說五代以後，如果李清照曾記日記，而有幸傳下來，那就可以設想：一、其可讀性必超過《金石錄後序》；二、是否改嫁張汝舟的問題，也就不會直到今日還爭得臉紅脖子粗了。這位易安居士大概沒記日記。據陸放翁《老學庵筆記》，黃山谷是記的，未能傳世，推想其時還不覺得這也是可以讓別人看看之文。這看法，直至後代也仍是只有小變而沒有大變。這小變是極少數人，既人名高又文名高，記，也許落筆時就想到可能問世甚至希望問世，而真就問了世。至於絕大多數人，我們要用減法，先減去個最大數，不識之無因而也就不能拿筆的。
接著還要減去能拿筆而沒有興致甚至並未想到記的。這樣一減，所餘就都是記日記的，估計數量不會多。這不多之中，文值得看的，估計還是少數；值得看的，如果人無高名，問世也大難，因為刊印之前不能不考慮銷路。這結果，與其他文體相比，市面的書架上，以及圖書館的書架上，日記就成為罕見。語雲，物以稀為貴，也因為上面說的，容易說真話。多年以來，對於日記，我總是喜歡看。能不能舉一種最喜歡的？如果不是比高下，允許說偏愛，我想說，那是李慈銘的《越縵堂日記》，小原因是學富，大原因是文高，通行說法是辭章好。辭章好，可以說是用意寫的，因為一本寫完，有借與人（如樊增祥）閱讀之事；也可以說用意而沒有離開本然，因為影印的傳世本是稿本，並未謄清甚至重寫。
不重寫而可讀，至少是我，讀，就總是有高不可及之感。說不可及，發自肺腑，是因為我也寫日記，看別人的，就難免反觀乎己。反觀，自知不可讀；但家有敝帚，享之千金，關於寫的種種，像是還無妨說說。我生於農家，很少機會親近書香，因而直到中學階段的後半段才想到寫日記。為什麼想到寫？後來回想，大概是貴生從而有傷逝之情在作祟，捨不得，沒辦法，只好記下來，以期經歷之事以及伴隨的笑與淚能夠留在小本本裡。體例同於一般人，每日睡前寫，記月日，記陰晴風雨，日常活動記大（如上課、上班）不記小（如漱口、洗臉），略常而詳非常（如外出、來客等）。內容有偏重，是多寫心的活動（後來有變，詳下），分說，曰思想，即對什麼有看法，曰感情，即對什麼有愛憎。這樣一來，所寫就成為頭輕尾重，頭部像記賬，尾部變為寫文章。
這樣，由20年代晚期起，到40年代末止，記了二十多年，迎來另一個新時代。新之一是是非有了規定，帶來的困難不小，因為忘掉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不容易。結果就只有兩條路可走：要是非，說己之所信；不要是非，說己之所不信。新之二是是非的要求嚴格，帶來的困難更大，因為衛冕的英雄無時不有，無地不在，如果說己之所信而不合規定的是非，而竟入衛冕英雄之目，那就後果不堪設想。幸而我還有保身的明哲，於是先是清飄揚於外之文，用的是古法，非禮勿言。緊接著就清只可自怡悅之文，用的是留頭去尾法，即寫日記，只記賬而不再做大塊文章，敞開胸襟給人看。想不到這先見之明真就有了大用，是文化大革命中，有革命性的人物來搜查了，日記當然要拿走，而不久就退還，推想是對於這樣的寫實文字，「某月日，星期幾，小風，不熱。準時上班，註解某篇課文。六時下班，返家，路上買扁豆一斤。」既無興致看，又無興致保存，發還可以心淨。
這是日記引來的勝利，可以拍掌稱快。但也不是沒有麻煩。其一最難處理，是有些事，記不記，如果決心記，記到什麼分寸，如何措辭，都要大費斟酌。我是常人，而且是莊子所說「其耆（嗜）欲深者其天機淺」的常人，身心的活動，有時就難免與傳統的禮法，甚至心中的天理（用宋儒的說法），不能盡合，記不記？昔日的有些道學家，是自負為事（甚至包括夢的內容），無不可對人言的，他們是否真能做到，自然只有他們自己能知道。至於我自己，就認為，如果也求事無不可對人言，就要有大雄之心，我行我素，不顧傳統，並少看四面八方。這不容易，以夢為例，情動於中不罕見，其中總難免有應該止乎禮義而未能止乎禮義的，也記嗎？我則常是採用今世的保身之法，曰多說不如少說，少說不如不說。不說，即未記，即使事輕微，關係不大，有時想到古人說的愧於屋漏，終歸是不能心安理得。
其二，除極少數有史料價值或文學價值，值得問世以外，日記都是備自己日後翻檢的，而說起翻檢，其中又會有不少酸甜苦辣。就我自己說，是幾乎不翻檢，主要不是因為昔日的生活苦，而是因為回顧過去，感到人生真是如夢，往者已矣，來者也不會有什麼價值，而又不能不活下去，所以更是苦。這種感觸，有時甚至使我想到，與其記了不敢翻檢，還不如不記。但是又想到，萬一有什麼舊事需要翻檢呢？所以還是保留生活舊跡的願望佔了上風，直到現在，不問有用無用，還是記。
還有個其三，是最後如何處理，也不好辦。我自信，這多年的日記，七七事變以前的若干本，毀於戰火，可以不計，還有幾十本，確是沒有傳世價值，那麼就學林黛玉，焚稿？困難不是來自理論，而是來自實際。比如說，決定焚，自己尚有力時，考慮到也許還有用，不好焚；自己已無力時，下一代可能看做家乘（黃山谷的日記即名家乘），捨不得焚。如果竟至留下來，又竟至有人（縱使是家門之內的）翻閱，看到不少不足為訓的，會有什麼感觸呢？想到古人說的人死求速朽，不禁為之慨然。
但那終是身後事，不管也罷。至於身前，明月之事不可知；今日，以及以前，已定，可意也罷，不可意也罷，都是切身的，應該珍視，能有個比較明晰的痕跡，總比茫然一片好吧？這痕跡，我未必檢尋，甚至未必敢檢尋；不過知道有此痕跡，藏在那一堆本本裡，終歸是個安慰。而說起藏，忽然想到一篇早已想寫而仍未能動筆的文章，「十年泉下」，也許終於不能動筆吧？那就能有個藏這樣的人和事的地方也好。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所以我還是決定繼續記下去，直到無力拿筆時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