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進可以東山吟詠，以天下為己任，或退，茅蓬數息，求此生離苦海，但走向街頭看大眾，兼透過外皮看內心，就可以領悟，天字第一號的大事是要能活。所以如前面所記述，我走進又一紅樓。人間的事，預期的與實現的，總會有或大或小的距離，我這一次則是心情的不得已變為有意外的獲得，是多暇，可以雜覽。但周圍卻不是一潭清水。人小，無名無位，志小，只是一月領一次錢換柴米，會使冷眼旁觀者氣短，也就罷了。還有使人心不靜的，是明的爭吵，暗的傾軋。說是會生是非之地也許太過，總是不宜於修真養性了。語雲，人挪活，樹挪死，我想換個地方。可是正如現在許多人住房不如意一樣，有志遷而無地遷，也就只好仍舊貫。沒想到挨到1942年春，先是傳聞教育館有撤消之議，繼而傳聞真就成為事實，明令撤消，樹倒猢猻散，也就不得不另找飯碗了。
且說其時我還有一點點精明，知道未雨綢繆之重要，於是在舊巢未毀之時就謀劃築新巢。依時風，以及考慮己身的條件，應該重操舊業，到學校去教書。向平處跳是中學，向高處跳是大學。想到有不少熟人已經走進敵偽統治下的北京大學文學院，就也想先試試文學院。現在誅昔日之心，是如果能如願，就對於同行列中能向上的，可以顯示未居人後，未能向上的，可以顯示已在人先。有利，求的勁頭兒就大。文學院長是我由師範學校時期就敬重的周作人，可是因為敬重，北京淪陷後，傳說他將出山的時候，曾寫信給他，勸他不要出山，曾反對他出山，現在到他門前求關照，如何啟齒？勉強找理由，是他有名，要愛惜羽毛，我無名，可以只要飯碗，當然，這飯碗要不是從別人手中奪過來的。
其實，現在回想，彼時是連理由也來不及想，因為要活，就只能找個自己認為還可以湊合的職業。主意已定，就找門路。依世故，要找人代言，以期自己少臉紅，對方可以有個考慮的時間。記得求的師輩有馬幼漁先生，有趙蔭棠先生，有沈啟無先生。沒有什麼大曲折，但時間不很短，總算成了。名義是國文系的助教，像是薄待而實際是厚待，因為助教是專任，有課沒課都拿一個定數，如果換為講師，拿鐘點費，一周即使多到四課時或六課時也活不了。記得分配的課程是中國學術思想，還代人講過《詩經》課。我多年雜覽，幾乎沒有專業，登高等學校課堂講課，自知是濫竽充數，心裡經常感到不安。是不久前，有個其時的學生，因為讀了我的某一本拙作，以其中的作者介紹為引線，來看我。他也是年向古稀的人，談及昔年聽講的情形，說頗受教益。他這樣說，顯然是因懷舊而以恕道待人，我感激，也就更加慚愧。
其時是戰爭加社會混亂時期，物價總在不斷地上漲，所以換了個收入比原來稍多的職業，家有老小，生活還是很困難。借了擠入文學院的光，有個教大學的小地位和不坐班的閒暇，也借了在育英中學教書的師範同學曾雨田和大學同學李九魁的光，沒有費力，就找了兩班國文的兼課鐘點。勉強可以餬口了，可是一個人干兩個人的活，何況教國文還要改每週幾十篇大多不通的作文，真是疲於奔命，苦不堪言。但是人，算做「天命之謂性」也好，都是有想望和實行兩面，依想望，「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仍然不滿足，至於被動走入實際，不能得烤鴨，可以安於饅頭熬白菜，仍不能得，最後可以啃牛皮，只要還能活，就安於不死。我是常人，奉行的也是這種常人哲學，所以日日夾書包奔走於這個教室那個教室，感到勞累，感到煩膩，也就只能安之，或說混一天說一天。
但業餘，仍會有些時間，或說仍願意擠一些時間，做自己習慣做的。這仍是老一套的三種，讀書、買書和寫些可有可無的文章。讀書與生計關係甚微，至少是不直接，這裡可以不談。買書呢，與生計有關係，而且是複雜的。買書要花錢，縱使是來於地攤的廉價品，積少成多，比如三元五元，買了油就不能買醋，柴米油鹽方面的日用也會受些影響。幸而，一、固定的月薪之外，還有不定的外快性質的稿酬；二、家有賢妻，不讀書而有「唯有讀書高」的傳統信念，買書花了不很少的錢而家門之內還可以相安。相安是一種關係，可以稱為消極的。還有可以稱為積極的，是買書和寫可有可無文章的相互促進。
其時稿酬的標準不高，但想到一篇不長不短的文章，比如可以換來十幾元或二十元，而買舊的魯迅著作，如常見的《南腔北調集》不過兩三角錢，少見的《引玉集》不過一元錢，稀有的《死魂靈一百圖》不過兩元多錢，還是太合算了。人是善於打小算盤的動物，因而覺得合算，就既高興買，又高興寫。自然，高興寫，主要原因還是多年來已經養成學而思，有所思就願意拿筆的習慣。當然，任何時代都一樣，思可以無拘無束，寫則只能是無大違礙的。又幸而也是任何時代都一樣，亂一陣子，稍平穩些就要「永慶昇平」，或粉飾太平，辦法的一種是編印各種形式的讀物，急就章是出版報刊，慢慢來是出版書籍。內容，最歡迎歌頌的，即變換多種花樣喊萬歲的。也歡迎不喊萬歲也不罵罵咧咧的，因為唯有也流蕩這樣的聲音，才可以顯示在上者度量大，其統治下的街頭巷尾還可以湊合著活下去。總而言之，是淪陷過了一個時期之後，報刊多了，名號，形式，性質，都多種多樣。
前面說過，鼓樓時期，以認識張子傑的因緣，我曾用一些與時事無關的文章換來一些稿酬，補貼日用。語雲，物以類聚，就在鼓樓時期的後一階段，由張子傑以及他編的報刊向外擴張，認識一些也在報刊界活動的人物。其結果自然是登門要稿的主顧漸多，有文不愁賣，謅文的量也就漸漸大起來。這情況直到離開鼓樓以後還是沒有什麼變化。值得不值得具體說說？比如都在什麼名堂的報刊、用什麼筆名發表過什麼文章，想了想，還是不值得。理由很多，只說一個主要的，雖然沒有說非本心所想的，而所寫究竟不是什麼名山之業，也就不值得藏之名山。再說個幸而，幾乎百分之百，經過多次變亂，都飛往無何有之鄉了。剩下的一些是記憶，泛泛的是燈下彫蟲的苦心，具體的是通過文字交了一些朋友，其中有的作了古，有的直到現在還今雨也來。過去的就都讓它過去吧。還是話歸本題，談生計，是借了賣文的光，除了可以集一些書之外，還使仰事俯畜的家庭生活減少量不能算很小的經濟困難。
但是語雲，胳臂扭不過大腿去，無論如何，那是亂世，人的微力充其量只能使收入增加一些，而不能阻止物價上漲。而上漲就會引來生活困難，其後隨著來的還可能是天災性質的疾病。物價上漲是不可免的，可怕的是還有加速度。疾病是可免的，可是天不佑下民，記得單是長女就手臂骨折兩次。人都知道錢有用，而在食不能飽、有病須治療的時候就更知道錢有用。可是錢之來又談何容易！不得不掙扎，想辦法。
兼課的一條路不能再開闢了，因為時間和精力都不允許再加碼。寫可有可無的文章也一樣，因為還不願意高明人和熟人看見齒冷，產量也就不能過大。剩下的一條路是各時代一些頭面人物慣於走的，是托靠一些社會關係，或者說由有位者關照，閉門家中坐而也能分得一些殘茶剩飯。幾年以來，由於塗塗抹抹，我與活動於所謂文化界的一些頭面人物有些來往，而這些人，有的就同一些有位者有或遠或近的關係。這情況使不費力而分得一些殘茶剩飯的機會成為不難得。
如何對待呢？曾經退避，因為想到，上課吃粉筆面，賣文稿，總可以算是在岸上，至多是臨淵羨魚，至於以器與名假人，以換取一點點可憐的偽幣，就是跳下去了。可悲的是生活越來越困難，在活命與潔身自好之間，本諸「天命之謂性」，我還是只能不再思三思，先顧活命。具體說是，接受友人的關照，先後兩處，掛個閒散的職名，每月可以領一些錢和一些糧食。這在當時，由生計方面考慮，也許竟是可行的。有時甚至想，生為小民，任何時代，總會有大大（受侵略、戰爭、改朝換代、運動之類）小小（壓搾、欺凌、搶劫、偷盜之類）的人禍送來各種苦難，抗，也許很難吧？那麼，想想辦法，在不吃別人肉、不喝別人血的情況下，求能活過來，就不應該嗎？通常的答覆是兩歧的，農工商可以，士不可以。
不幸的是竟淪為知識分子！但既已有知，想退回去住伊甸園是不可能了。那就無妨順水推舟，想想這類問題也好。於是想，先是千頭萬緒，如亂絲，繼而一理再理，終於理出個頭緒，或說集中為兩種認識，可惜都不是稱心如意的。以下依次說說。
其一，皇甫謐《高士傳》一類書所寫的高士及其節操是「理想」，因而與一切理想一樣，由價值方面看，可以斬釘截鐵地說是好的；由能否成為現實方面看就不能斬釘截鐵地說，而要說是難能的，縱使非決不可能。這來由仍是前面說過的，活命與潔身自好常常難於兩全，而「天命之謂性」總是偏向活命，抗天命必是很難。其結果呢，可歎，就成為，找高士，到書卷裡容易，到街頭巷尾就不容易。那麼，就扔掉理想嗎？也不然。可行之道也有理想的，是沒有各種類型的害群之馬製造人禍；這必難實現，就只能反求諸己，能企及固然好，不能，心嚮往之而已。
其二，易代之際多數人詠歎的氣節如春日之花，望日之月，是維持不了多久的，可見生而為人，縱使個別的心比天高，就絕大多數說，還是永遠站在地上，把活命和活得舒服看做第一義的。何以這樣說？可以舉史實為證。明清易代，新的一朝不只易姓，而且是異族，正是最宜於講氣節的時候。顧亭林生於明朝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到易代的1644年（明崇禎十七年，清順治元年），新計歲法31歲，誓死不仕新朝，人人譽為好樣的。侯方域生於萬曆四十六年，比顧亭林小五歲，易代之時26歲，剃髮，投考，中副榜，不要說別人，連自己也認為無面目見人，著作結集，題曰《壯悔堂》。而不久之後，如鼎鼎大名的王士禛，生於明崇禎七年（1634年），比顧亭林小19歲，易代之時10歲，剃髮，投考，順治十二年中進士，官至刑部尚書，作古之後謚文簡，就不再有人說他沒有氣節，應該與侯方域並列。還可以舉個比王士禛大3歲的，徐乾學，易代之時13歲，也是剃髮，投考，中進士，做高官，沒有人恥笑且不說，連他的舅父顧亭林像是也視為當然，如《亭林詩集》卷三《答徐甥乾學》尾聯云：「今日燕台何邂逅，數年心事一班荊。」顯然感情是很熱乎的。這就是世態，可以見人心的世態！
回顧這些有什麼意義呢？不知別人怎麼樣，我是感到人生，由呱呱墜地到蓋棺論定這一段路，只要不太短，總是苦於坎坷太多，而表現於心情，就成為理想與現實相碰，理想的迅速破碎。難道這就是定命？每一念及，不禁為之淒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