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過去20年經歷了經濟的高速增長。為什麼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這麼快，經濟體制改革如此成功？新古典經濟學家給體制改革和經濟增長開出來的藥方通常被稱為「華盛頓共識」。「華盛頓共識」包括：穩定的宏觀經濟政策、價格自由化、私有化、貿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等。如果說「華盛頓共識」是老師給學生佈置的作業，那麼中國就像一個從來不做作業的學生，但每次到考試的時候都比別的學生考得好。那些聽話的學生，比如俄羅斯、拉美的一些國家，增長績效遠遠不如中國，甚至還出現過嚴重的倒退。
更讓經濟學家迷惑的是，中國的經驗是「摸著石頭過河」。換言之，中國的改革並沒有清晰的戰略和方案。當改革剛剛開始的時候，我們並不知道自己要走向何方。「試驗」是中國改革成功的一個重要經驗。比如對外開放是從四個經濟特區開始的。當時深圳無非是緊靠香港的一個小漁村。政府的想法是，如果成功就推廣，如果失敗，就是關掉也無大礙。這種「試錯法」可以將改革的政治風險最小化。「試錯法」還有一個好處，那就是很多事情我們可以「從干中學」，慢慢摸索。但是，「試錯法」也有其局限。只有在封閉的經濟體系中，我們才可以從容地進行試驗，才可以出錯就改正。在開放的條件下，國際規則以及日益密切的國際貿易金融聯繫都有可能使得我們的「試驗」受到限制。
中國改革成功的另外一個經驗是：高速增長有助於改革成功。隨著經濟高速增長，出現了新增的財富，這部分新增的財富可以逐漸稀釋掉過去遺留的歷史包袱。所以，沒有非國有企業部門的崛起，國有企業改革根本不可能成功。我喜歡的一個比喻是《生死時速》。這是一部好萊塢大片，電影中有個恐怖分子將炸彈放在公共汽車下邊，如果汽車的行駛速度過快，炸彈會爆炸；如果汽車的行駛速度太慢，炸彈也會爆炸。中國的情形也是如此。金融體系的不良債權、社會保障體系的巨大虧空、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氾濫成災的腐敗問題……這些都是綁在中國這輛列車下面的定時炸彈。我們無法把車子停下來，拆掉炸彈再輕裝出發，我們必須維持持續穩定的高速增長，才能在增長中解決問題。
中國的經濟增長和改革還能像過去20年那樣有驚無險、順利過關嗎？我們希望如此，但是，也必須承認，第二代改革要比第一代改革困難得多。
第一代改革是由一些具有超凡魅力的政治領導人推動的。他們更需要的是勇氣和膽識。他們可以依賴的是一個相信權威而且比較齊心協力的官僚體系。支持改革的官員大多是少壯派，血氣方剛，敢於冒險，而且沒有可以失去的既得利益。第二代改革的領導人是從科層制的梯子上逐級攀登上來的，他們沒有機會像老一代領導人那樣可以具有超凡魅力，只能靠實幹和團結贏得支持。到了第二代改革的時候，曾經站在改革前線的少壯派大多已經主政一方，他們會比年輕時候更加成熟，但也少了銳氣。正如美國經濟學家曼瑟爾·奧爾森（MancurOlson）所說的，在邊界穩定的社會中，利益集團逐漸滋生。利益集團在體制內和體制外都開始繁衍，慢慢地侵蝕著經濟的活力。
第二代改革的議題也和第一代改革不同。第一代改革主要需要做的是框架的構建，其中穩定的宏觀經濟政策、價格體系改革和所有制改革是最重要的，這些改革較少有爭議，而且效果非常明顯。第二代改革則要煩瑣得多。《世界是平的》一書的作者托馬斯·弗裡德曼把第一代改革稱為「批髮型改革」，第二代改革稱為「零售型改革」。我們也可以不太嚴格地說，第一代改革是「宏觀的」，第二代改革是「微觀的」，或是用流行的說法，是「結構性改革」。想像一下，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中國的改革出現停滯危險時，鄧小平需要做的就是到深圳等地走一趟，把靜止的皮球踢動，然後這個球就會自己歡快地跳躍前進。第二代改革的任務比「踢球」複雜多了。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環境保護、研究開發、收入差距……這些都是第二代改革不可迴避的任務。但是，完成這些任務之後，成績是很難看出來的，可是，稍微有所鬆懈，出現的問題就是災難性的。這不像第一代改革的那些任務，完成之後效果是立竿見影的：高速的GDP、回落的通貨膨脹率。那會使得第一代改革者更加自信。
第二代改革要完成的使命更加重要。這些改革將為中國的未來增長創造紮實的基礎。如果我們不在今天抓緊這些改革，那麼中國將會失去經濟增長的動力。舉例來說，為什麼中國的製造業能夠具備較強的競爭力？一個原因就是中國的廉價勞動力所受教育程度相對較高。很多在出口企業工作的打工妹是初中畢業或是高中畢業。和中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印度，農村婦女的識字率大約只有40%。然而這種人力資本的優勢是過去我們重視基礎教育的結果，在過去20年內，政府並沒有對教育和衛生有足夠的投入，如果長此以往，中國將會陷入一個廉價勞動力的陷阱。第一代改革對公民福利的提高其實是間接的，因為增長率的提高未必意味著就業機會的增加，也不一定會帶來居民福利水平的提高。比如，高污染帶來的高增長反而會帶來居民福利水平的惡化。相反，第二代改革的目標是直接為居民的人力資本投資、為環境的可持續性投資，能夠切實而有效地提升居民的福利水平。
但是，第二代改革所能贏得的社會支持卻明顯不如第一代改革，社會矛盾會更加突出。這可能是因為有的改革成本會過分集中，但收益卻相當分散。貿易自由化改革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進口更多的農產品對中國是有好處的，因為中國不僅土地資源稀缺，而且水資源更加稀缺，進口農產品，等於進口了土地和水資源。但是，農產品貿易自由化卻會直接損害農民的利益。事實上，我們在財政政策上「支農」，在貿易政策上卻在「傷農」，最後農民的淨福利可能會下降。當改革的受損者是弱勢群體時，這樣的政策就會格外不得人心。經濟學理論指出，在這種情況下，對受損者進行直接補貼是最優的。可是這在政治上卻是最困難的。說到農民的處境困難，人人都會同情，但是要額外徵稅補貼農民，你試試看？
有的改革，成本近在眼前，但收益卻在遙遠的未來。比如，加強對環境污染的治理，馬上會影響到當地的GDP和就業，地方政府首先就不願意，當地的居民可能也會有意見。可是，環境保護是惠及子孫的政策，並且對環境的破壞有時候是不可恢復的。對教育和公共衛生的投資也有同樣的問題。對非熟練勞動力的培訓，怎麼看都不是一個緊迫的問題，但是其影響是深遠的。這些因素除了在經濟上會制約中國的產業結構升級，對中國社會和政治的演變也有影響：對非熟練勞動力是否及如何培訓，會影響到非熟練勞動力和熟練勞動力之間的收入差距，也會影響到這兩個社會集團的政治動員形式，如果非熟練勞動力的收入遠遠落在熟練勞動力的後面，如果非熟練勞動力缺乏工會將其組織起來並提供一個表達其利益的渠道，他們就會變得絕望而動盪，到那時，一根小小的火柴都可以點燃整個社會不滿的烈焰。
有的政府部門已經和特定利益集團的利益緊密聯繫。第二代改革比第一代改革更依賴政府部門之間的協調、合作，上下級之間的溝通、團結。然而，政府部門的利益出現分化和硬化，各個政府部門之間越來越難以溝通和協調。主管部門和所管理的行業之間容易形成一個利益共同體，於是，政府就會被特殊利益集團「俘虜」。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可能會更同情房地產商，衛生部可能會更反對醫藥改革。有時候，政府部門會更傾向於利益集團中的利益集團。證監會的管轄範圍涵蓋了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但是，它可能會更偏向於股票市場。體育總局可能會更偏向於競技體育，甚至是競技體育中的特定項目。
有時候，政府部門自己就是特殊利益集團。過多的管制帶來了尋租的機會。尋租就是有意地製造稀缺。山西公路上繁忙而「超載」的貨車是一個壯觀的現象，但是，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貨車呢？因為對鐵路的投資不足。為什麼對鐵路的投資不足呢？因為鐵道部不僅負責對鐵路的監管，而且還直接決定對鐵路的投資和運營。鐵路投資不足使得貨運緊張，但是鐵路工作人員卻從中獲得了尋租的機會。中國的政府機構改革不能說不果斷。1998年的機構改革將40個部級單位縮減到29個，政府僱員縮減了50%，但是，規模的縮減不是最重要的，甚至也可能是不正確的。重要的是對政府部門職能的重新設計和修正。
中國有句古話「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國的改革還沒有走到九十里，我們可能剛剛走完五十里，忘記曾經有過的成績，警惕仍然熟悉的「經驗」，從頭開始吧。第二代改革是新的長征。
在我們衰老之前的最後一次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