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來，中國經濟快速增長，與此同時，收入差距也在不斷拉大，不同的社會階層悄然出現。如果社會真的像層層樓梯那樣，能夠讓底層的人拾階而上，社會分層反而可能成為社會進步的動力。但問題在於，在我們這個激烈變動的轉型時期，社會階層的可識別性並不強。遙想20世紀80年代，個體戶最先發家，但現在練攤的卻大多是下崗職工。這種大起大落極易給人幻滅和無常的感覺，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人們唯利是圖，只講結果不計手段的心態。更為嚴重的是，由於沒有相應的社會倫理緩衝貧富分化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各個階層之間存在著隔膜和對立的情緒。窮人並不認為富人的錢來路正當。富人鮮有對底層公民的關懷和起碼的尊重，雖然他們中有很多人原本就是從貧寒和卑賤中掙扎出來的，到了山頂反而拚命鄙視山下的大眾。政府和富人之間一直互不信任。政府懷疑財富的正當來源，也警惕財富對社會秩序的腐蝕。如果沒有對私有產權的完善保護，富人有再多的財富也會像桌子上的灰塵一樣被輕輕抹去。富人越是覺得不安全，就越是揮霍無度，或是向海外轉移資產，而這更加加深了政府的成見。
從另一個方面來看，收入分配方面日益出現不平等只是個信號，利益集團對政治博弈的深入滲透對中國的經濟增長將有更深遠的影響。任何經濟政策必然會引起收入再分配，必然會有贏家和輸家。圍繞著利益的衝突，國內各階層的政治博弈將愈演愈烈。每個階層均試圖影響政策的形成，以便使最終出台的政策對自己最有利。利益集團之間的充分競爭對當政者實際上是有利的，因為當政者可以根據自己的目標游刃有餘地選擇和哪些利益集團結盟，這樣既有高瞻遠矚的戰略規劃，又有腳踏實地的政治支持。但是，如果沒有強而有力的制衡，那些依靠特權發家的權貴階層和發家之後躋身權貴的新貴階層對政策形成的影響力將越來越大，政府會逐漸成為利益集團的「俘虜」。這將對經濟增長和收入分配帶來極大的負面影響，並最終影響到政府的合法性。當政者為了保持利益集團之間的力量平衡，應該主動地創造或默許一個和權貴階層針鋒相對的新階層，否則，中國未來的改革恐怕將是「如此冰霜如此路」。
在這個背景之下，「中產階級」或曰「中等收入階層」的概念引起了學者和政府的關注。儘管在歐美，中產階級這個詞更多地帶有貶義色彩，因為中產階級是指遵循傳統的社會價值觀，比如星期天帶著全家上教堂，追求虛榮生活卻沾沾自喜，年紀雖然不老但絕非風華正茂的那群人。但在中國，中產階級這個概念被賦予了理想的色彩。從媒體的大肆宣揚中我們能夠發現，中國的中產階級意味著比普通人提前享受到現代生活、有品位、國際化、年輕、有知識、富有創新精神等。他們大多白手起家，靠自己的智慧和膽量改變了人生的命運，因此他們在大眾中有較高的社會認同；他們支持中國的改革並對未來充滿信心；他們反對權貴階層，因為他們的事業要發展壯大不僅不需要仰人鼻息反而迫切需要掃清各種政策上的障礙。其實，真正符合這種描述的有財產也有理想的中產階級並不多，但是我們有一個夢想，我們夢想，如果能夠有這樣一批新興的力量成長壯大，定能為中國的經濟改革和社會轉型助一臂之力。所以說，他們在這個關鍵時刻匆匆忙忙地粉墨登場，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時勢造英雄。
「十六大」報告裡也談到要壯大中等收入階層。以目前的實際情況來看，失業率居高不下，城鄉壁壘仍然高牆聳立，壟斷的高等教育供給和競爭越來越激烈的勞動力市場需求矛盾重重，要想在短短20年時間內把中產階級的比重提高到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即40%左右，讓社會分層從目前的「金字塔形」轉變為「橄欖形」，誠然絕非易事。但是，形勢逼人，時不我待。為什麼中等收入階層的壯大對中國如此重要，因為未來20年將是在我們衰老之前的最後一個改革機會。
里昂信貸銀行的一份報告認為，中國經濟和東亞經濟將在未來20年內成為世界經濟的發動機。其理由是和其他地區相比，亞洲的人口結構非常年輕。亞洲（不包括日本）超過65歲的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只有6%，而美國為12%，日本和歐盟均為17%。按撫養比率，即14歲以下和65歲以上人口占15∼64歲人口的比重來看，亞洲的撫養比率從1965年的頂峰79%一路下降，估計到2020年將達到谷底48%，歐洲的趨勢恰恰相反，1985年的撫養比率為47%，到2040年可能達到75%。過去，亞洲國家總是把人口當成負擔，當成必須嗷嗷待哺的飢餓的嘴。但是，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人口從負擔將變成潛在的消費者。
萬事達卡（MasterCard）亞洲部的首席經濟學家王月魄（HedrickWong）博士從他們的業務經驗中看到，當人均收入超過5000美元之後，人們的消費行為將發生質的變化。原來的消費是精打細算的，缺什麼才買什麼，比如家裡醬油用完了打發孩子去打瓶醬油。過了5000美元這一門檻，人們將變成「隨心所欲的消費者」，從統計數字來看，「隨心所欲的消費者」每掙1元錢會花掉6角錢。此外，亞洲的家庭規模正越變越小。1980年亞洲家庭的平均規模是4.8人，到2000年為3.9人，但仍然高於美國的平均規模2.6人。隨著家庭規模越來越小，家庭數目的增長速度比人口的增長速度更快。對於房屋、汽車這樣的大件消費品來說，家庭，而不是個人，才是基本的消費單位，這意味著這些耐用消費品的銷售前景在亞洲非常看好。亞洲國家目前的儲蓄率高達32%，中國更高，達到40%左右，而拉美國家僅有19%，這樣高的儲蓄中分流一部分到消費，可以有力地推動國內市場的壯大，而不會對宏觀經濟穩定帶來過大的負面影響。
如果這份報告的預言是準確的，那麼在未來20年，僅從市場發展潛力來看，中國的經濟增長是完全有保障的。過了這20年呢？中國經濟很可能會進入低速增長時期。從國際經驗來看，能夠在40年內維持高於7%的平均增長速度的國家也只有韓國和新加坡，如果放寬到5%，也至多增加日本、土耳其等國家，可謂寥寥無幾。所以未來20年是中國經濟跳躍龍門的最後一次嘗試。中國的改革一直走的是漸進式道路，在增長的過程中逐漸化解矛盾。不難看出，持續穩定的經濟增長對於中國的改革進程至關重要，這頗有點像《生死時速》中的那輛公共汽車，速度太快或太慢都會引發爆炸。如果不在經濟形勢較好的未來20年內想辦法拆除隱藏的炸彈，到車速降下來之時，必定是大難將至之日。
在一個人口結構相對年輕的社會中，推行改革的難度要低得多，因為年輕人的決策時域更寬廣，如果改革會以犧牲暫時的利益來換得長期的收益增加，我們預期年輕人比老年人更容易妥協。以年輕人為主的社會將有更大的流動性，所謂「流水不腐，戶樞不蠹」，利益集團找空下蛆相對困難。過了這20年呢？中國將迅速地進入老齡化社會。到了那個時候再推行結構改革幾乎只有死路一條。日本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過去的十多年裡，日本經濟百病纏身，這其中當然有宏觀政策失當、外部經濟環境惡化等原因，但歸根到底，就像曾經擔任過日本大藏省財務次官的神原英資所指出的，強烈的保護主義傾向和人口老齡化趨勢相互交織，使得日本的政治經濟結構中形成了牢不可破的「鐵三角」：受到高度保護的農業和國內製造業、服務業與國內的銀行業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他們在政治體制中有不可思議的影響力，使得任何可能損害被保護階層利益的結構性改革都注定胎死腹中。難怪神原英資會發出感慨：只有爆發一次危機才能拯救日本經濟。
里昂信貸銀行的報告指出，成長中的年輕消費者是發動未來經濟增長的發動機，按照我們的設想，他們同樣是保持政治穩定和推進政治改革的生力軍。這真是一個非常幸運的巧合。政府在刺激經濟增長的同時又能深化政治改革。但是，值得指出的是，儘管柏拉圖和孟子那時就曾有過中產階級保證社會穩定、「有恆產者有恆心」的命題，但這一命題的實現其實需要更多其他的條件。亨廷頓在《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中指出，中產階級也可能是革命的先導。此外，我的擔心是，如果新興的中產階級過分沉湎於精緻的生活、浮華的社交，我們實在無法對他們寄托太大的期望。中產階層的財富倫理和人生觀念仍然在混沌中逐漸澄清，大道多歧，沒有清晰的出路，這些喜歡自稱「小資」、「雅皮」的人們將很快自我放逐在都市的燈紅酒綠之中。政治上對其收入合法性的承認只是第一步。吸收某些明星企業家進入政治圈子最多只能是象徵性的：身懷十幾億元甚至數十億元的富豪榜人物和剛剛創業、為了數百萬元甚至數十萬元貸款焦頭爛額的小企業家會有多大的利益一致呢？如果後者的崛起將使前者平添許多強而有力的競爭對手，我們能夠指望大富翁們為小企業家們撐腰說話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