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匆匆忙忙地制定出關於政策監督的新決定之後，才發現這是一個燙手的山芋。美國的本意是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衝鋒在前，如果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能夠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對中國施加更大的壓力，美國就可以坐享漁翁之利。但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任務不是只監督中國的匯率政策，它應該對所有國家都實行同樣的監督。2007年8月1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一份報告中指出，美元可能被高估了10％∼30%。這份報告一出，美國政界嘩然。美國時任財政部長鮑爾森在次日就指出，測量一個國家貨幣的公平價值是不可能的。美國時任財政部副助理部長馬克·索博爾（MarkSobel）在國會作證的時候說，「沒有一種可靠、準確的方法能計算出一個國家匯率的合適水平」。
儘管鮑爾森和索博爾的話透露出了美國的霸道和傲慢，但是從技術上講，經濟學家確實沒有對如何計算一國的均衡匯率達成共識。經濟學家所用的計算均衡匯率的方法，大部分都和中國的現實相差甚遠。均衡匯率理論的一個隱含的假設是充分就業，但是中國卻有著巨大的剩餘農村勞動力。均衡匯率的計算要求一個國家的經濟結構比較穩定，但是中國在過去十多年裡經歷了經濟結構的急劇調整。中國現在出口的產品和十多年前的產品已經大不一樣，這使得任何對中國進出口匯率彈性的估計都是有缺陷的。尺子是靜止的，但物體卻是不斷運動的，最後的測量結果一定是刻舟求劍。國際學術界關於人民幣匯率是否被低估的研究非常多，但至今為止並沒有哪個研究能夠令人信服地確定人民幣匯率的最合適水平。各種估計的結果相差極大，這是因為各種理論的假設條件和計算方法五花八門。
就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06年的一份研究論文也指出，由於使用的方法不同，對人民幣均衡匯率的估計結果不可能統一，模型中細小的修改就會導致結果的巨大差異。StevenDunaway，LaminLeigh，andXiangmingLi，「HowRobustareEstimatesofEquilibriumRealExchangeRates：TheCaseofChina」，IMFWorkingPaper，October2006.既然槍法如此糟糕，如果不是出於政治目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怎麼會如此草率地把中國列為匯率「根本性失衡」的國家呢？或許是為了掩人耳目，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聲稱，並非只有中國一家有此「殊榮」，和中國一樣存在匯率「根本性失衡」的還有馬爾代夫。你相信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每年的行政費用就差不多有500萬美元，但是他們所做的事情卻是去檢查一個印度洋上的蕞爾小國是否匯率失衡。就算馬爾代夫匯率失衡，又怎麼樣？沒有人會關心的。就連馬爾代夫人也不會關心的，因為他們真正關心的是全球氣候變暖之後這個國家是否會沉入海底！
人民幣匯率確實存在著低估，但是奢望通過匯率調整解決中國當前所面臨的內外失衡是不現實的。中國之所以存在巨額的貿易順差，原因是複雜的：由於國內儲蓄太高，而國內儲蓄高又是因為缺乏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加工貿易對貿易順差的貢獻遠遠大於一般貿易，而中國的加工貿易之所以如此繁榮是因為全球化帶來了國際分工的深化。中國的環境惡化可能是比匯率低估更為嚴重的政策扭曲。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如果把靶子集中在匯率問題，那就是選擇了錯誤的目標。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章程，基金的宗旨首先是：通過一個常設的機構促進國際貨幣合作，提供在國際貨幣問題上的磋商與合作機會。如果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作為在宏觀政策和國際金融領域最有權威的國際組織，真的要承擔起維護國際經濟穩定職責的話，那麼其監督的重點就不應該是各國的匯率，而應該是國際金融市場上那些帶來可能帶來動盪的因素。儘管人民幣的確存在低估，但是我相信，沒有人會相信中國會觸發一場國際金融危機。我們在1997年之後經歷的最大一次金融危機現在正在美國上演。帶來這場危機的根源是美國錯誤的貨幣政策，以及興風作浪的國際資本。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正在瞄準人民幣，但是，它的槍法是糟糕的，目標是錯誤的。
警惕匯率成為中美談判中打不開的死結
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達國家，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兩國在經濟和政治上的合作潛力是巨大的。當然，中美之間存在的矛盾和衝突也是不容忽視的。但是，在這些矛盾和衝突中，匯率問題並不是最重要的。美國過分關注人民幣匯率問題，是瞄準了一個錯誤的目標。人民幣匯率政策調整與否，對美國的經濟利益沒有顯著的影響。中國根據自己的國情，已經確立了逐步改革匯率制度的政策，而來自美國的政治壓力會使中國在匯率改革問題上更加被動。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中美之間存在很多需要迫切加強合作的領域，如果美國過分關注中國的匯率問題，會妨礙兩國在更重要、更寬廣的領域進行合作。
美國之所以關注匯率問題，主要原因是：（1）美國日益積累的貿易逆差達到了不可持續的狀態。中國對美國的出口增長迅猛，因此有些美國人懷疑中國刻意保持匯率低估，有低價傾銷出口商品的嫌疑，中國的出口導致了美國貿易逆差擴大。（2）美國製造業的就業狀況一直不容樂觀。即使是過去幾年，美國經濟處於高速增長時期，製造業的失業率還是居高不下，這引起了很多美國工人的不滿。有些美國人聲稱，來自中國和印度的競爭導致美國人失去了就業機會。由於中國的出口產品主要是製成品，所以很多美國人認為中國對美國的出口搶走了美國工人的就業崗位。
然而，無論是美國還是中國的經濟學家，都無法認同這些觀點：（1）從美國貿易逆差的來源來看，2006年起石油出口國已經超過了東亞，成為美國貿易逆差的主要來源。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確實有所增加，但是這主要是由於原來東亞國家和地區出口到美國的產品轉移到中國來生產，只是美國進口的來源地發生了調整，對美國貿易順差規模的擴大並沒有影響。值得指出的是，中國在對美國出口擴大的同時，還進口了越來越多的美國產品。中國從美國的進口，從1995年的161億美元增長到2005年的487億美元，增長了202%，與此同時，日本從美國的進口減少了13%。
經濟學家普遍認為，美國貿易逆差的擴大是因為美國的國內儲蓄率太低，換言之，是美國國內的宏觀失衡導致了其外在的貿易失衡。（2）貿易逆差沒有導致失業率增加，恰恰相反，美國貿易逆差較多的時候，失業率相對較低。這是因為，貿易逆差意味著內需旺盛，反映出國內經濟處於繁榮時期，就業機會自然較多。當然，美國製造業的萎縮、製造業就業崗位的減少是不可否認的，但這是美國國內經濟結構調整的結果。美國是最早進入後工業化社會的國家，居民的消費結構中服務品所佔比重增加而製造品比重減少，這樣的消費格局變化導致了經濟結構的轉變，服務業興旺而製造業衰退，這才是導致美國製造業就業機會減少的根源。
如果人民幣大幅度升值，美國會從中獲利嗎？不會。人民幣大幅度升值會減少中國的對外出口，但是不會減少美國的進口。美國從中國進口的主要是生活必需品，其價格彈性並不高，也就是說價格的高低不會影響其消費的多少。人民幣升值之後，美國人可能會轉而購買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產品，如果這些國家的產品比中國產品的價格更貴，美國的貿易逆差不僅不會減少，反而會擴大。如果生活必需品的進口價格提高，勢必會擠占美國人的其他消費支出，可能會減少國內總需求，失業狀況會更加惡化。中國出口銳減後，經濟增長也會放緩，對美國產品的進口也會減少，同樣不利於美國減少貿易逆差，同樣會導致美國就業狀況惡化。由於美國有大量在中國的直接投資，人民幣的大幅度升值會影響這些美國投資的贏利狀況，減少美國對外投資的利潤匯回。
由於中國人民銀行的負債主要是以人民幣計價，資產卻有一半以上是以美元計價，人民幣升值會導致中國人民銀行的資產負債表惡化，中國可能被迫拋售其外匯儲備中的美元資產，結果會導致美元急劇貶值。事實上，人民幣不升值更有利於美國：一方面，美國從中國進口了廉價的產品，而且在把這些產品的生產轉移到中國的同時，也把生產這些產品過程中對資源和能源的消耗、對環境的污染轉移到了中國；另一方面，中國從美國進口產品之後，外匯儲備相應增加，中國的外匯儲備仍然以美元資產為主，尤其是中國持有大量美國的國庫券，這相當於為美國的貿易逆差進行了融資，有助於維持美國的低利率和穩定增長。最近幾年，包括俄羅斯、瑞士在內的不少國家紛紛調整其外匯儲備的資產結構，大量減持美元，中國仍然保持著美元為主的資產結構，這對維持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是一種極大的支持。
中國政府根據自己的國情，已經確立了逐步調整人民幣匯率政策的目標。這是一個綜合的政策組合：（1）人民幣會逐漸升值。（2）人民幣匯率制度會從過去的釘住美元匯率制度轉為真正意義上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3）逐步建立一個有效的外匯市場，通過市場供求反映匯率水平。中國政府之所以要考慮調整匯率政策，主要是考慮到：（1）釘住美元匯率制度會影響到中國貨幣政策的自主性。（2）匯率低估不利於中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出口部門可能會出現惡性和低水平的競爭。
必須強調的是，匯率政策改革是中國政府調整發展戰略的宏大計劃中的一個組成部分，不能忽視其他政策措施，過分強調匯率政策改革本身：（1）匯率政策改革本身無法解決中國的貿易順差。中國的出口產品對匯率缺乏彈性，即使人民幣升值，也無法立竿見影地減少中國的出口。這主要是因為中國的貿易順差基本上是由加工貿易創造的，而加工貿易對匯率變動並不敏感。根據日本和中國台灣的經驗，即使本幣持續升值，順差仍然可能繼續存在。（2）匯率政策改革本身也無法糾正中國的產業結構失衡。匯率是貿易品和非貿易品的相對價格，因此匯率調整會有助於非貿易品的發展，這從理論上講是完全成立的。但是，中國服務業的不發達還有其他原因，如政府的過度管制、基礎設施投資不足、人才缺乏等，所以單靠匯率調整是無法撬動產業結構調整這樣一個巨大的目標的。
匯率改革不是萬能的，但是沒有匯率改革卻是萬萬不能的。匯率改革是對價格的調整，價格會影響到資源配置，因此匯率改革是其他改革的催化劑。基於這樣的考慮，中國政府在匯率改革方面是有決心的，也是有自己的全局安排的。美國不能把匯率改革的任務簡單化、政治化。如果把匯率改革簡單地等同於人民幣升值，那麼就會忽視更重要的改革目標。人民幣升值的幅度究竟需要多大，取決於其他配套改革的進展程度，沒有人能夠確定到底怎樣才是合適的升值幅度。一個外國政府，通過一種政治程序，要求中國政府改變一種重要的價格變量，這才是違反市場經濟原則的。這種做法在政治上也是不明智的。中國政府的匯率政策改革需要得到廣大民眾的支持。只有得到民眾廣泛支持的政策才能最終獲得成功。在美國是這樣，在中國也是這樣。如果來自美國的政治壓力過於強硬，勢必會削弱中國政府在推動匯率改革方面的國內政治支持，反而會使得中國的匯率政策調整更加遲疑和緩慢。
美國政府對中國匯率政策的關注還表現在要求中國擴大人民幣日交易波動區間，擴大人民幣日交易量。這也是中國政府匯率政策調整的一個方面，而且，從2005年匯率改革以來，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幅度逐漸擴大，尤其是出現了雙向的波動。這種雙向的波動非常有利於打擊市場上對人民幣的投機現象，因為對人民幣的投機是基於人民幣必然升值的單邊預期。如果市場上對人民幣匯率的變化出現了雙邊預期，即有人預測人民幣升值，有人預測人民幣貶值，央行就有更加靈活的政策操作空間。但是，由於人民幣匯率長期保持穩定，中國的外貿和國際借貸80%以上是以美元計價的，外匯市場上避險工具缺乏，所以中國的企業和金融結構承受外匯風險的能力是脆弱的。提高中國企業和金融機構承受外匯風險的能力，是一個「從干中學」的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