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對中國開放投資領域，一方面能夠讓中國的企業加快對外投資，迅速成長為全球企業；另一方面，也有助於中國在保持美元資產的比重大體不變的情況下，把低收益的債權投資轉移為更有收益的股權投資。對美國來說，這意味著繼續吸引來自國外的資金，彌補美國的財政赤字和貿易赤字，而且，中國投資將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這對陷入失業泥潭的美國來說，無疑是最大的福音。
這一「大交換」最有意思的地方恐怕在於：開放服務業是美國想要的，但其實是中國需要的；開放投資是中國想要的，但其實是美國需要的。想想中國那些辛苦攢錢供孩子出國留學的家長吧，他們等待著教育開放，比美國的學校更為著急。據說美國各州，都要到中國成立招商引資辦公室了，美國人需要中國人的投資，也比中國想要走出去的企業家心裡更加急切。
富士康之後的汛期預報
2008年8月，一位網名為markm49uk的英國人購買了一部iPhone手機，剛剛開機，就發現該手機內存有幾張中國打工妹的照片。他把這幾張照片發到網上，這個中國小姑娘身穿工作服、頭戴工作帽、圓圓臉蛋、笑容可愛。隨後，人們發現，這個姑娘就是為蘋果的iPhone手機做代工商的深圳富士康公司檢測車間的一名員工。這個姑娘被稱為「iPhonegirl」，一時紅遍互聯網。iPhonegirl笑得如此燦爛，或許是因為她在這個工廠裡面感受到了變化和希望：她不再是親人身邊的小姑娘，如今已變成一個能夠獨立生活的成年人了；她接觸的不再是故鄉那個沉悶閉塞的小村子，她已經到了大城市，融入成千上萬的工人大軍之中，有那麼多的兄弟姐妹和她體會著同樣的喜怒哀樂；她們用自己的雙手，能夠生產出來像iPhone這樣酷的產品！然而，不到兩年之後，同樣是這個富士康公司，卻出現了十幾例職工跳樓的悲劇。iPhonegirl如果看到這些新聞，她又會有什麼樣的感慨呢？我們不知道。據說，時隔不久，iPhonegirl就被富士康開除了。
從2010年5月21∼27日，在一周時間內，富士康發生了大約6起跳樓和割腕事件，幾乎是每天一起。就在富士康老闆郭台銘親自視察工廠之後不到幾個小時，又有一名年輕工人跳樓身亡。富士康的管理人員講，他們這回真的已經是束手無策了。「我們知道他會跳樓。我們還派了兩個工人睡在他的身邊。」但是，他拚命地掙開了同伴阻攔他的手，縱身從7層的陽台上跳了下來。是什麼樣的力量，能夠讓一個人對生命不再留戀，能夠讓一個年輕人如此決絕地走向死亡？
蘋果的首席執行官喬布斯說，富士康不是血汗工廠，而是一個擁有游泳池、餐廳和電影院的廠區。是的，富士康是一家躋身世界500強的企業，其工資福利相對較高，工作生活管理也較為規範。每週工作5天。週一到週五的加班費是工資的1.5倍，週末是2倍，節假日是3倍。公司免費提供食宿，免費為員工洗衣，免費用大巴車接送住在園區之外的員工。但是，這每週5天的工作制是24小時不間斷的5天。富士康的工人實行的是兩班倒，在高強度的工作環境下，你得一個月每天站著做12個小時白班，到了下個月馬上轉為12個小時的夜班，如此輪換6個月。基本工資是如此之低，以至於你不加班，就沒有辦法攢下錢來。
員工是有宿舍，但是到了規定的時間，所有的宿舍門都要關閉，甚至連上廁所的時間都有嚴格的規定。富士康實施的是准軍事化管理。管理層和一線員工天天在一起，但卻好像是兩個涇渭分明的階層。擔任管理層的大多是一些傲慢而粗俗的台灣人，一線員工是整個科層制度中最卑微下賤的底層。幹得好是沒有獎勵的，幹得不好就等著挨罵吧。走錯一個車間，立刻就會被開除。2009年7月，員工孫丹勇因為弄丟了一部iPhone樣機，便遭遇了富士康保安無休止的審訊、搜身，最終，孫丹勇選擇以跳樓自殺的方式抗議公司對自己的不信任。這是沒有鐵絲網的監獄，這裡關的是一群剛剛步入社會、剛剛來到城市、激動而迷惘的年輕人。他們帶著青春澎湃而來，卻又黯然退去。他們為富士康帶來了每年4000億元的營業額，但富士康為什麼連他們的一張天真的笑臉都留不住呢？
跳樓事件之後，富士康在2010年6月1日將深圳廠區普工基本工資從900元加到了1200元，6月6日再次公佈從2010年10月1日起，將通過三個月考核的員工最低工資調高到2000元。從900元漲到2000元，最低工資已經漲了一倍多。乍看起來，富士康已經非常慷慨了。但是，富士康上調的僅僅是深圳地區員工的最低工資，國內其他地方的富士康工廠的最低工資大多低於深圳。據估計，此次富士康加薪，每年需要增加的支出不會超過38億元，還不到其營業總額的1%。據傳，富士康可能還會考慮向內地遷廠，因為內地的基本工資比深圳低很多，這樣一來，深圳的加薪就不過是虛晃一槍了。
富士康真加薪也好，假加薪也好，事實自有定論。富士康去也好，留也好，這不過是企業為了生存的技巧，並不是杜絕此類事件的關鍵。富士康是初春堅冰上出現的第一道裂紋，是初秋飄然而落的第一片黃葉。富士康跳樓事件的發生，意味著天氣要變化。多年之後，我們回頭再看，也許會發現，這裡原來是季節變換的邊界。
富士康事件將帶來一場加薪的浪潮。理由很簡單，中國農民工的工資早就到了該提高的時候了。與沿海出口企業農民工作出的巨大貢獻相比，他們所得到的回報是極其微薄的。美國勞動力平均每小時工資大約18美元，最低工資標準接近每小時6美元。德國西部工人的工資是平均每小時27.87歐元，東部地區是17.37歐元。墨西哥的勞動力平均工資也達到了每小時4美元，而中國製造業中農民工的工資大多數連每小時1美元都沒有。以平均工資而論，在製造、建築和服務業，中國勞動力的小時工資只有印度勞動力小時工資的60％∼80%。被壓彎的農民工的脊樑，支撐著日益畸形的中國經濟。中國的出口企業儘管發展迅猛，但歸根到底，賺的是農民工的血汗錢。大量的中國企業依賴著低工資、低利率、高耗能、高污染的模式發財，彼此之間為壓低價格殺紅了眼。這是墮落到底的「競爭」，也是涸澤而漁的「發展」。
富士康跳樓事件宣告，中國廉價勞動力的時代將一去不復返了。這不是因為各地政府都在上調最低工資標準，而是因為在勞動力市場上，供給與需求的力量出現了扭轉。在工資水平被壓低的情況下，對廉價勞動力的需求持續旺盛，但是，勞動力的供給卻出現了悄然的變化。短短十多年的時間，第一代農民工就已經像搾汁機裡面吐出來的甘蔗渣，被徹底搾乾了。新增加的農民工大多是「80後」、「90後」為主的「民二代」。首先，第二代農民工的數量開始銳減。這在很大程度上「歸功於」高不可攀的房價、教育費用、醫療費用。進城打工的農民很快就發現，他們已經養不起孩子了。這真是極具諷刺性的現象：中國的房地產商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居然結成了戰略聯盟。其次，很多「民二代」自幼跟著父母進城，他們已經習慣了城市的生活，對工作的條件、未來的期待，都和其父輩、兄輩很不一樣。他們和城裡的孩子一樣泡在網上，能不能上網，會成為他們找工作的必選條件之一。勞動力供給的萎縮、勞動力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會帶來勞動力市場上的轉折點。未來的勞動力工資將持續上漲，而且工人對福利的要求也會越來越高。
我們可以比較容易地預測，從長期來看，這將引發哪些變化。勞動力成本的上漲，將宣告全球低通貨膨脹時代的結束。未來的通貨膨脹壓力將越來越多地來自成本推動，而這是最難以治療的通貨膨脹病。資本會逐漸替代勞動，這將迫使中國的企業放棄低成本競爭的商業模式，致力於技術創新，逐步提高生產自動化的程度。沿海的企業有一批會轉移到內地。如果農民工不需要再背井離鄉，而是能夠在家鄉上班，這是一件好事。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傑弗裡·薩克斯有一次到甘肅的農村參觀，深有感慨地說，在中國農村看到的情景，別的國家只有到打仗的時候才能看到：所有的青壯勞動力都不在村裡。另外一批沿海企業可能會移師海外，去越南、印度，甚至非洲。這也是一件好事，因為能在國內留下來的一定是更有競爭力的企業。
所有這些故事都將緩慢地發生。這些預測有點像氣候科學家告訴我們，二三十年後全球氣溫會上升多少度。這當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從近期的形勢來看，更值得關注的是，這種緩慢的氣候變化會帶來哪些異常的天氣災害：南方是否會下雪，北方是否會高溫，森林是否會因為乾燥而引起火災，荒山是否會因為暴雨帶來塌方。富士康跳樓事件之後，我們可能會突然陷入一個雷雨不斷的汛期。
現在播報汛期預告。
要求加薪會具有一定的傳染性。畢竟，這是被壓抑了多年的正當需求，一旦被點燃，勢必會迅速蔓延。由政府主導提高最低工資，並不能阻隔火勢的擴散。非熟練勞動力的工資很低，熟練勞動力的工資也不高。工資提高了，福利是否也要跟著提高，除了低工資，社會福利匱乏可能是令勞動者更憂心忡忡的問題。農民工市場，或許是全世界最自由的勞動力市場，也是最缺乏安全感的勞動力市場。恓恓惶惶的農民工兄弟們，在經濟週期的風雨飄搖中動盪不安。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是政府和企業可以承受的，但是，隨後發生的事情可能會令人猝不及防。當手銬去掉之後，剩下的腳鐐就會變得格外難以忍受。
在當前的勞動力市場上，最缺乏的就是勞資之間的工資協商機制，在以私人企業和外資企業為主的出口部門，缺少能夠代表工人利益的工會組織。這無形之中增加了勞資談判的難度。在戰爭中，如果突然把敵人的統帥炸死，未必會很快結束戰鬥，相反，剩下的各支部隊會群龍無首，各自為戰，最後反而會使得戰爭曠日持久。最近數年來，由於招工機制、勞動力來源等多種因素的變化，農民工的組織程度已經大為提高。在浙江等地調研時我們經常聽到，當地農民工「鬧事」的時候，往往是來一車人，講的是同樣的方言，拿的是同樣的「武器」。如果上游的河道已經解凍，下游的河道依然冰封，就容易出現凌汛。為了避免洪水氾濫，引導河水浩蕩東流，建立起能夠擔當勞資談判中介的工會組織，已經是迫在眉睫的事情了。
如果要尋找更為徹底的破解之道，恐怕需要每一家企業、每一級政府反思，資方和勞方一定要站在對立的兩面嗎？我們不妨來看一家巴西企業的故事。20世紀80年代，巴西處於惡性通貨膨脹的困擾之中。在光景好的年份，價格一年漲一倍。在光景不好的年份，比如1990年，通貨膨脹率高達1000%。巴西的一家企業Semco當時已經走到了破產邊緣。這家企業的首席執行官塞姆勒（Selmer）為了保住祖上的這份產業，想盡了各種辦法，都以失敗告終。最後，他絕望地告訴工人，要麼減少工人的工資，要麼裁員。塞姆勒的工人們商量之後，同意大幅度降低工資，但要求管理人員也減少工資，和大家同舟共濟，而且希望加強對公司財務的監督，公司每一張支票上，都必須有一個工會代表同時簽名。工人們還希望等有利潤的時候能有更多的分紅。塞姆勒當時哪裡有什麼利潤分給大家，所以就答應了工人，反正他損失不了什麼。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這一變革徹底改變了企業的面貌。為了省錢，員工們情願做更多的工作。他們不僅自己當保安和門衛，還到職工食堂裡面幫忙。負責監督公司財務的工會代表對每一筆支出都要刨根問底。塞姆勒決定乾脆徹底放權。有一次，他在建一個新廠時讓員工自己去找廠址，讓員工自己投票，決定到底在哪裡建廠。最後，工人們選擇的新廠址和巴西最持久的工人騷動的發源地只有一街之隔，但塞姆勒照樣同意了。結果，鄰街的工人上街遊行，塞姆勒的工人們卻依然在工廠裡忙著技術革新。有一個生產分隊的工人想要在早晨7點開始工作，但是他們發現叉車司機要到8點才上班，於是，這個小組的工人個個學會了開叉車。兩個月之內，塞姆勒的公司就不再虧損，四五個月之後，居然就有了贏利。最後，塞姆勒的公司很快成為巴西增長最快的公司之一。
溫習中國革命的歷史，發動群眾是我們能夠戰勝敵人和困難的制勝法寶。展望互聯網、全球化和「大規模協作生產」的時代，發動群眾是風靡世界的時尚，是企業創新的標桿。